台上的“我们”，台下的我们

黄纪苏

一

　

    我参加过一些作品的讨论会，觉得特别像大年初四或初五的客厅，当妈的搂着浓墨重彩的女儿一条条数落她那些“别提多气人”的地方，例如本来应该考全年级前五名可这回楞给考了个第六。来客群起反击：您可真行，这样的闺女还不知足，那M回头可领家去啦！《我们走在大路上》2006年秋冬之交在朝阳文化馆TNT剧场演了十五场，演出期间和之后，我参加了四五个关于它的讨论会，经历了不太一样的场面。对于这些年从西方引进的那套规矩，什么keynote发言、十分钟点评、五分钟回应、不许质疑作者人格以及学术能力之类，我老希望有薛蟠焦大站出来矫枉过正。所以，当见到大汉拍桌子指责《大路》睁眼瞎一个，看不见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时，当见到本来挺文静的学者说它弱智，一点不含蓄不艺术时，当见到名山的“散人”骂它纯粹“装B”时，我收获了快感。历来有一种喜欢冲撞社会、同时也喜欢被社会冲撞的文艺。我参与过的几次戏剧活动恰巧都属于这路文艺。

    但每次都不是我冲在最头里——创意或发起都是别人。1998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沈林和孟京辉。2000年的《切·格瓦拉》是沈林——我还记得1997年那个蓝得彻头彻尾的秋日下午，在中戏布满爬墙虎的老楼，在老楼他那间老有茶香的办公室。这次的《大路》则是杨平、祝东力，好像是2003年最冷的一天夜里，他们约我在一家饭馆商量此事。东力是位富于家国情怀的学者，情感炽热，思路整洁，文笔收束，三项加一块就相当于北京西边的运河，平平顺顺反到容易淹着人。2000年他以“亚子”笔名写的《切》剧评，就让杨平扑腾着四处打听谁是祝东力，谁有他的电话号码。我认识杨平是在那年的人艺小剧场，他刚在《切》剧演出后的观演交流会上痛哭流涕过。这样一个性情人，难得又是位凡事能迅即123化的事务人。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杂志《战略与管理》就是他的主编。作为学术思想组织者，杨平那几年的一项事业就是把民间左中右各路思想的代表人物炖八宝粥似地集中在某处旅馆，强迫他们彼此入味，三教合流，通过回顾现当代史整理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共识。他后来掀开锅盖却发现米还是米，枣还是枣，豆还是豆，一个个都坐怀不乱，守身如玉。估计他不等泄气就有了新主意：理性的路不通，那就向情感的道上走走看。于是他起意搞一系列文艺活动以反映当代的社会进程，计划书写了好几页，戏剧是其中一个单元。这是《大路上》创作的直接起因。

    杨平先后请来刘力群、曹锦清、王力雄几位帮着“梳理”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刘力群是位奇人，“内存”也不知有多少G，反正无数大事小事都滚瓜烂熟在肚里。他说天下兴亡就像集邮的说邮票，玩鸽子的说鸽子，而且说得生动有趣跟数来宝似的。记得一上来他问准备让他讲几天，杨说只半天，只讲这二十五年。他吹胡子瞪眼不干，坚持从西周讲起，血统、法统、道统浩浩荡荡讲了七个小时。曹锦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入手，分析中国的社会变迁，他视野开阔思想深邃，所谓登高望远，山河历历。我第一次见老曹是在上文提到的某处旅馆，小屋里的三张床分别横陈着高华、萧功秦还有他。曹的诸多身份里有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每张眼前的照片都有一张过去的底版。说起中国当前的阶级形势，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1789或1871年动荡的巴黎感慨道：以自己的社会类别，会推开窗户对民众欢呼，但下楼加入他们就有一定困难了。王力雄以社会政治预言小说闻名，他那篇《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所发的议论，我未必十分同意，但十分同情，因为其中流露出的情感美好而纯粹。他对问题的分析非常透彻，但谈着谈着就要谈他的“逐层递选制”。虽然海外有朋友断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逐层递选制才能救社会主义”，但作为一幅距理想近离现实远的政制蓝本，逐层递选制跟毛的“人间天堂”一样，在可行性上面临着根本的质疑。

    在《大路》之前，我已写过两部社会政治剧。我需要考虑几部戏在思想内容上的异同，这部戏能讲出什么新东西。我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戏剧在我只是一件发言工具，如果没什么话可讲，我宁愿让这工具呆门后面，跟气筒子什么的在一起。几部戏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是同一个，即世界社会主义陆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洪波接天的二十世纪末大变局。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同一个：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的资本主义居然活得好好的，这难道是一种偶然么？难道没有在社会、历史以及人性的深处埋下什么根据么？所具有的内在紧张是同一个：就算人类社会只能这样，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偏就不喜欢这样。身处这样一个大变局，我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开始阅读思考它的来龙去脉，记了几大盒子卡片，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不平等与经济经济不平等以及私有制的关系、平等与不平的对立统一、比较性竞争、比较性竞争在意义体系中的位置、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相对平等与绝对平等的辩证统一、历史必然性与能动性等等方面，进行了闭门探讨，其中的基本观点后来装进了在中央财经大学的一次演讲《高高低低话平等》。这个探讨到八十年代末完成后，我感到释然：既然理解了这个变局的深层原因，知识摆平了价值，从此就可以心平气和，与世俯仰了。没想到数年后剧烈的社会分化，把本已河水不犯井水的事实与价值又放到冤家路窄的位置上；姓“社”姓“资”这么一个曾经骨瘦如柴的问题忽然变得血肉丰满甚至血肉横飞；自己的“水流云在”心情也于不知不觉间换成一股无名火，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跟杠头似的。

    这个时候，遇上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无》剧的作者达里奥·福是意大利活跃的左翼戏剧家。资产阶级分子恨他不过就把他夫人轮奸了；他夫妇一不做二不休，占领了一处剧场用左翼戏剧“轮奸”起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干得格外漂亮，资产阶级社会叫床之余把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赠给了他。作者的这段人生故事为资本主义神秘的生命力提供了一个别致而有说服力的个案。资本主义这种除了撞过来的飞机什么都能收编的能力真令人叹为观止，它能把炸弹收编为礼花，强盗收编为民团，先锋后现代调皮捣蛋分子以及各路慌不择路人员收编为明星小丑芙蓉姐姐——相比之下，国家社会主义的禁书封刊就太像坐月子了。这是98年改写《无》剧（取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一个左派艺术家的意中死亡》）时最让我起创作冲动的主题。可惜这个主题只能躺在文本里而没能走到舞台上。这遗憾大概为后来写作《切·格瓦拉》提供了一点动力。《切》剧更正面、更集中地谈论了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不平等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被当代史重又反刍了的历史必然性、权力异化、义利关系、革命等问题。八十年代孤灯下的社会哲学思考趟着九十年代的社会血迹来到剧场，那跃然而起的歌声、横冲直撞的台词把“艺术殿堂”的门窗一脚踢开，放时代的风云长驱直入。被尽情延伸的时空、在事与理之间来回跳跃的叙事，使这部戏在洋溢强烈现实感的同时，更具有一种抽象、纯粹的寓言诗气质。那艘挑战汪洋一般历史必然性的小游艇，那些眼中闪耀着遥远星光的奴隶，那位向未来跋涉不停、把自己告别旧世界的身影定格在地平线上的使徒，其实跟宗教绘画中王子、耶稣、老虎一类形象相去不远，都是理想的隐喻和价值的符号。与这种表现手法想适应的，按说应该是“愚公移山”或“农夫与蛇”式的解读。无奈现实矛盾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既得利益的哨兵面对风声鹤唳不免疑心生暗鬼，立即把这部戏定性为“极左”新动向，说是要在中国煽动暴力革命。

　

二

　

    与《无》、《切》两剧借尸意大利、拉丁美洲不同，《大路》直接将二十世纪末大变局的最重要部分，中国当代史，搬上了舞台。不过，这出戏最突出的还不是中国场景，而是中国认同，中国立场。近代以来，中国认同和中国立场不断流失。这流失，若在跨国跨民族正常交往、融合的范围之内本来无可厚非，但它在最近二三十年常常过分到荒诞的地步。一些手头并不算紧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他们出卖国家利益（包括情报）售价之低，就好像扔破烂时正巧碰上蹬三轮收破烂的——那烂糊糊的毛票他们一不嫌脏，二不嫌少。列强炮口上的硝烟还没飘太远，学者们就召开研讨会反思“受害者情结”，反思完了赶紧打车去“地球村”贴面舞大赛做嘉宾。

    “遥望齐州九点烟”，我已经在这片烟水城郭间活了大半辈子，已经随亿万男女走过了很长的路途。我当然不止一种身份，但第一身份肯定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可以说是出生前的宿命，出生后的习惯，说它是老汤慢火煨成的惰性也不妨。我也明白哪国饭都好吃，但就爱吃中国饭。我也明白外国的诗歌也挺有讲究，但只有“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只有“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样的词、句、声、义、境才让我有读诗的感觉——你可以说我外文水平低，但我应该高么？西方的美女我也得承认她漂亮，但不觉得可人，觉得像塑料的，而且是军转民厂子出产的。有朋友问我，美国的海滩你不觉得很美么，离开不觉得可惜么？当然美，就像画里，而中国的景物美或不美，都在梦里。还是说得理性人一点，民族国家迄今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中国迄今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搭乘的唯一一趟车。

    这趟发自上古的客车，一路山重水复走了几千年。就像侯牧人在《大路》中唱的：

　

我们走过中原、四夷、八荒，走过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走过二十四时辰、二十四节气，二十四史，走过上下五千年

我们走过泪光中的血光、火光、刀光，走过杜甫的诗篇

我们走过读书声、欢笑声、钟鼓声组成的和声，走过孔子的理想

我们经过了经过的，一轮又一轮，我们是自己的时间

我们看过了看过的，一遍又一遍，我们是自己的指南

　

    1840年是一个根本转折点，中华民族在巨火浓烟中转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跑道：

　

五千年从此改走你的道，一八四零年，没有人知道哪里是终点

走过救亡走过革命，走不出一八四零年

走向崛起走向腾飞，走不完啊，走不完一八四零年……

　

    资本主义四百年全球扩张所造就的世界等级体制，至今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座大厦的彩旗缎带上印着“生而平等”，石柱钢梁上却刻着“弱肉强食”。虽然不叫“上国”“下国”都叫共和国，但上头共和国的垃圾核废料与下头共和国的矿产美人之间的对流川流不息，从来没有流乱过。对于这个世界秩序，中国的知识精英按说最有体会：他们在国内都跟豌豆公主似的，浑身上下没一处不委屈；可一到纽约东京就颠扑不破，比铅球还皮实。总之，在这样一座世界大厦中站起来、走上去，就成为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至今还没有彻底实现，哪个体制、政党、路线、政策、文化、价值、审美最有可能实现，那它就中标，否则就出局。以这样的历史观来看待三十年的前身，《大路》对中国革命给于了深切的同情，因为它结束了百年危局，为中华民族的大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一只脚、两只脚，背上踩了八只脚

五千年趴在地上

一座山、两座山，身上压着三座山

五千年爬在路上

……

爬呀，爬过了整整一百年

一九四九，五星出东方

站起来，终于又站起来了，五千年……

　

    以这样的历史观来看待三十年当代史，《大路》对改革开放同样给于了充分的理解，因为它引导中华民族走出上一个体制的困境，取径市场，鼓励个人，在资本主义世界大厦中更上层楼，如戏中群诵所道：

　

眼，就这么尖起来；手，就这么快起来；胸，就这么挺起来

药，就这么熬出来；铁，就这么打出来；路，就这么踩出来

楼，就这么盖起来；家，就这么发起来；国，就这么强起来

江河如练，就这么流过来，岁月如烟，就这么飘过来……

　

    但国家的壮大，不全在经济总量，也在张弛有度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合理的紧张当然会产生强劲的激励，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以拉开差距为基本手段的改革，确曾将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累积升华为整个民族的日新月异。但效率与不平等的关系并非一味的“二律背反”，适当的社会差距可以成全跨栏动作，而巨大的社会鸿沟却只适合跳楼行为。把社会关系这匹驴往死里抽是盛行于1990年代的做法，现已开始得到纠正，因为抽得驴打滚，拉动的就不是经济而是革命了。改革思想家们的眼睛好像不带余光，他们只看得见革命耽误经济，却看不见鸿沟滋生革命。由于认识上的这种局限性或强迫症，他们为剧变中国所开的处方几十年不变，永远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这处方既不中医也不西医，只有胡万林一类的“神”医才开得出来。对于中华民族这个生命共同体，神医和他们所代言、所加盟的非法暴富集团，已不再是领跑这个生命的肌肉了，算不算脂肪都难说，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癌变为吞噬这个生命的恶势力。《大路》为这个集团做了一些绘影描形的工作：

　

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我们厂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自己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儿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哈，“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天津口音）

　

公安局长过命的交情道儿上的兄弟

市委书记给把米就点头丫整个一鸡

别看咱一无所有咱就儿有钱

别看咱啥不是咱就儿一牛B

我这儿还没脱裤子呢一个个就紧着劈腿

我这儿还没点票子呢一个个就争当咱的代理

撞死丫白撞！弄帮记者学者说的说的然后擩进法律

凤凰26永久28的傻B东西也敢跟奔驰六零零起腻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这兜股票这兜党票/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刚更新老婆正装修townhouse/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还有马克还有美元/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正working on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就冲咱这双捷足，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我不关心谁三尺三谁二尺一，我只欢呼中国平均裤腰已突破二尺七！

　

听着听着，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不听不听，经济学不关心道德

　

走罢走罢，得承认游戏规则

散啦散啦，改革就是独木桥，都过去那叫“通往奴役之路”！

　

    他们所分裂的，是全体人民的改革之路；所劫持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行走：

　

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两条

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

就这样，一颗心切成两半

你把人间隔成了天壤

　

就这样，一声霹雳就能成真的噩梦

在你头上游荡

就这样，一个踉跄就能应验的诅咒

在你脚下潜藏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连一些帮腔看了都发毛：

　

两条腿当四条腿，一个个跑得跟活驴似的；高一声接低一声，一个个听着跟叫床似的；想讴歌他们开不了口，就跟我白拿钱不给人办事似的。这么个跑法，感觉怎么跟奔丧似的？！

　

    但狼吞虎咽的癌细胞们哪里肯住嘴：

　

科学行走？那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嘛！“科学行走观”？那你俩撂蹶子就很不好看嘛！光走不说的优惠政策，要维持一百年不变嘛！

　

坚持四蹄生风不动摇，狂奔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飞奔来解决！

　

    《大路》对社会分化所表现出的激愤，我也分不清哪些算社会主义，哪些算民族主义。中华大家庭的共同屋檐下，个别哥们弟兄为独得财产，六亲不认，伙同婆娘大打出手，把好好一个家抢得鸡飞狗跳，跟鬼子进庄似的。这不仅让一奶同胞心寒齿冷，还让义律、坂垣、汪精卫的后人“心喜欢生”——最近大龄男女找到另一半时的蜜样感觉。就算世道真如社会达尔文们所言，分化把老体残躯悉数淘汰出局后，快腿捷足就可以奔腾886，运行得比电驴还快，代表龙的传人全力冲顶，胜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问题是，到那时国家减去国家队所剩下的其他传人都在沟壑里苟延残喘，他们还会有力气跟健儿同唱《义勇军进行曲》么？就算勉力唱了，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他们还会有心情接着往下唱么！民族本位有一个“民”的前提，有一个“人”的内核：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要以“人”自律，以“人”相待，自己做人，也把别人当人，别老打着六畜的旗号干猪狗不如的事。能够在苦旅中相互扶助、在涸辙中相濡以沫、能够“以相互的微笑为微笑，以共同的行走为行走”的民族，才不光好用而且好看——看着有美感，有尊严，有信心，看了就愿意以“我们”自居，看了就愿意生生世世一起走。那马路上挤做一团哄抢飞来钞票的鸟男女，抢完了是不会愿意合影留念的——更别提交换电话尤其是家庭住址了。

    这个“人”道与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与世界各处对普遍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气相求。它不应局限于一国一族，而应像阳光普照四方。中华民族完成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大业之后，我想不会沾沾自喜于做虎狼世界的新星新秀，而会生发与其人口规模、历史储备、文明境界相适应的宏远抱负。这个既能强悍又懂仁爱、古老而长新的主体不但要打倒拳王，还要会同所有旧世界的起义者，打碎拳坛，沿着“美的规律”，在社会丛林之外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这当然又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它的终点与现世远隔千山万水，在我们目力不及、听力不达的未来深处。我们这一代甚至十代生也有涯，看不到拳坛改花坛的那一天，只能跟泰森霍利菲尔德相周旋于尘土腥膻之中。但我们了解人类对于解放的渴望，这渴望如溪之赴河，河之赴江，江之赴海，虽然百折千回，却定然不是什么“规律”“法则”“看不见的手”所能遮挡得了的。这遥远的曙色，构成了《大路》的一层底色以及对脚下道路评判的一种标准，就像《大路》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时的咏唱：

　

七十年大厦倒下时，风雨苍黄，风雨苍黄

五千年大梦醒来时，山河浩荡，山河浩荡

但你听我讲：梦是托付给未来的孩子

过去被埋葬，她却在明天成长，在后天歌唱

大路虽然走出梦境，但还会再走进梦乡……

　

三

　

    三十年历史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带给作者的是一种矛盾的感受。剧本一上来就做了如下交代：

　

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而这一路的滚滚埃尘中又是几家梦圆几家梦碎……总之，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二者间的对立与纠缠是作者对这段如烟岁月的基本感受，因而也构成了本剧的基本认识脉络以及亦喜亦悲、欲歌还叹的总体氛围。

　

    这样一部表达复杂感受的作品引起观众各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事情。孙歌女士在社科院文学所的讨论会上说她看戏时紧绷着神经，看完后有散架的感觉；有个年轻记者看完戏发来短信说“心里很疼”；帮我们做音乐的小毛说看了“心里堵得荒”。徐友渔先生看见“在幕间休息时有人愤然退场，同时也听到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各种反应中最让我关注的，自然还是观众对“我们”即中国认同或中国立场的态度。《大路》的主题歌是这样唱的：

　

我们是姐妹弟兄，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

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我们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能力多差，模样多惨

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我们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这二三十年里，“我们”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清算得比较彻底的一个价值，小到早已解散的“我们社”，刚刚倒闭的“我们厂”，大到被当成痰桶的“瞧他妈那中国人！”《大路》的“我们”果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其中以张君耀杰表达得最为直截，他在《政治闹剧与左右对决》中质问道：你有什么权力和资格要求我和你那个“我们”在一条船并一起走呢？我有没有像两千年前的孔老二一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自由选择之普世人权呢？张君此问有相当代表性，而且问得特别在点子上，我多年前写《切·格瓦拉》时曾试着回答过：

　

五个伟大：路口把牢了，破衣服旧裤子都可以过去；骚干儿零碎儿勾儿梆旮杂子，一个也别放过来！

　

    前面说过，绝大多数中国人乘中国这条船，是周口店就定了的事，这事连父母都没法怨；而换乘其他豪华游艇的机会不是没有，但名额特别少，这又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定了的事，只能找美国签证处去理论。张君可以不跟“我们”一起唱，但恐怕只能跟“我们”一起走。既然如此，何不跟“我们”一起去争取社会公正，包括他特别提到的、该解决不给解决的职称问题？公平地说，“普世”一族虽然“全盘西化”的音量超大，但从各项日常指标看，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其实接近24K。包括打算替美国导弹带路直捣中国命门的壮士，这些除了嘴“普”别处哪儿都不普的同胞，他们哪一粥哪一饭离得了“我们”？

    随着跨国跨文化往来的熙熙攘攘，以及社会经济的日益“多元”化，中国的确分化出一小部分货真价实的“普适”人群。这些人从收入到交友到人生观到休闲到趣味，在诸多人生细节上丧失中国的身份认同，他们很像暂住中国的外国侨民。《大路》演出期间，我见过被戏中观点气退场的，我听到过不依不饶叫骂而且骂出小胡同公厕味的，但也奇怪，他们跟那些热泪盈眶的一样让我感到亲近，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人在争中国的事。而那些海外飞回的淑女，她们的莫名其妙、中途退席以及西式客套，却让人感到一种星际的隔膜。我很遗憾她们进错了剧场，甚至怀疑他们进错了国家。这部分“世界公民”真的不指望“我们”什么，中国对于他们也真的不算什么，不过多了个去处，一个潘家园那样的去处。

    在“轻轻底走，又轻轻底来，轻轻底挥手”的对过儿，在“普嘴帮”的旁边，蹲着黑压压的中下层群众。对于他们，中国是天地，是一切，是唯一。比起那些在中国盈多少利他都报亏损的各路精英，国家民族要得到这个阶层的认同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别太欺负他们就行了。但他们中许多人在1990年代所体验的就是被抛弃的感觉。我认识的一位农村青年，曾对我讲述他们父子摆摊卖苦烟叶被抓去游街示众的经历，为扭转风水他家把祖坟都迁了，最后只好信佛。他当然没有机会来到剧场，但在网上读了剧本或有关报道，对“我们一起走”的主题异常抵触，发了不少带脏字的短信给我这个总还算帮过他的长者。我的社科院同事陶庆梅为这部戏收集过观众反馈，她很纳闷为什么国家民族不能成为许多人考虑问题的尺度。不过她也慨叹：就是嘛，“我们”凭什么跟他们一起走啊！旷新年更使用了“我们不是一个人类”这样的激愤之语。《中国青年报》2006年年终结合《大路》“一起走”的主题在新浪等媒体所做问卷，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认为“国内的贫富分化问题”严重的，占回答的90.7%；认为“我们的确已经分裂了，不可能一起走了”的，占39.7%；认为不管“我们”分没分裂、是中国人就必须一起走的，占29.9%；认为就算“我们”已经分裂了、下一步也要千方百计一起走的，占19.4%。“必须一起走”的29.9%和“千方百计一起走”的19.4%，且不说因为有所重叠不能简单相加，就是加一块比例也没多大。可以说，社会的分化与不公已严重伤害了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国家民族认同。社会公平感当然还不等于国家民族认同感，但却是它的支柱或承重墙，而福娃娃、月饼、升旗之类只相当于壁纸或立邦漆。

    将国家民族认同感釜底抽薪的社会分化，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就是思想界的左右对垒。曾有学者把这讥笑为“茶壶里的风暴”——他说这话时也正在横渡茶壶。读书人确有放大社会感受的毛病，但缩小的时候也不少。大体说来，思想界对立的程度与现实社会分化的程度成正比。思想界的尖锐对立有时差不多取消了思想：信号过来，口号过去，基本是条件反射，没脑子什么事。七年前上演的《切》剧就遭遇过“极简主义”的标准化定义，被不由分说扣上“穷人一切都好、富人一切都坏”的帽子，跟文革中黑五类似的。以《大路》对近三十年历史及其前身的矛盾态度，本来并不适合“左”或“右”的帽子，但无奈人家手里没别的帽子。周舵先生七年前曾在BBC上就《切》剧进行过交流，他当时说自己是个“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最近在《艺术评论》上读到周先生对《大路》的批评，他照例把这部戏划入“极左民粹主义”，并用三句话概括这种主义：“穷人万岁，富人该死……”。坦率地说，这种主义者我生活中还从没见过，舞台上也不记得谁是，没曾想自己就是。不过周先生文章中最后讲的“自己活也让对方活”、“即竞争又合作的基本格局”、“政府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法制”，我绝无反感，对于中国社会可预见的未来，这应该是上上签了。还有何清涟女士，也早是左右辩论会上的老相识了。她在《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一文中有专门一节批评《大路》，认为它“不肯正视中国社会失去政治共识亦即改革共识原因”，“在权力与资本中，选择了较弱的一方本国的富裕阶层作为仅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这是自由主义对所谓“新左派”的标准化指责——吴思先生那天在演后交流中用了更形象的 “打狐狸不打老虎”——可以依此意画幅“武松灭狐”做“新左”图标。就这出戏而言，它并没有忽略权力，而是用了相当的笔墨刻画权力与资本形影不离、水乳交融的关系。可按他们的认知标准，权力和资本，只能光说左边这个；如果左右兼说，就等于光说右边那个；而光说右边那个，他们认为太超前了，等于给少年儿童发放“西马”牌避孕套。他们大概没想到，中国的儿童资本服了权力的三鞭振雄异常早熟，小煤窑砖窑的黑老板们一个个都在锦阵花营里赶超西门庆。其实，这个事实自由主义也不是绝对不承认，何女士在同篇文章中一扭脸就夸奖“欧美发达国家”的NGO“帮助中国劳工维护权益”，一点也没嫌他们帮早了。杨鹏先生是我老朋友，平日交流多些，对《大路》的评论实事求是的含量也相对高些。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认识，依然是咬定“权力”不松口，抱定“自由”不撒手，表现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上上铜墙铁壁般的刚硬，缺少道家为“天下谷”虚而能容的开放性。平心而论，自由的确是重要的社会人生价值之一，能有人祥林嫂似地天天念叨，并不是件坏事。但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哪样价值的正负大小不是因时而转、随境而迁的，平等如此，自由也不例外。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座谈《大路》时，袁绪程先生表示“很难理解作者对自由的厌恶”，因为“《大路》在前半段以喜迎朝阳的情绪欢呼一个‘朝代’结束所带来的‘解放’之感，难道解放——不正是自由的另一种说法吗？这不是前后矛盾了吗？”的确，《大路》在三十年起步的地方，用“江河要解放，冰雪融了/陆地要解放，洪水退了/高楼要解放，乌云破了/大路要解放，钟声响了”这样的句子礼赞中华民族挣脱旧体制危机、寻觅发展新天地的那一道自由解放的洪流。这些年里我遇到的观点不同又能诚心交流的思想者为数不多，袁先生算是一位。我对他解释：《大路》所批评的“自由”是90年代、特别是90年中后期的“自由”，是不顾别人死活、剥夺别人权力的“自由”。那些男盗女娼一个个不是以“改革”为作案工具，就是拿“自由”当贞洁牌坊。牌坊本身照理也没什么不是，但下面老出那种人那种事，时候长了跟“四大凶宅”似的，平民百姓只能叮嘱孩子一个人千万别往牌坊那边去。

    有些报道说《大路》引发思想界“左右对决”，恐怕想当然多于实况。右边痛斥了它一顿是真的，但左边的反应并不热烈。自由主义的激烈也许来自一种自信：他们为中国推荐的社会样板如美国属于正在运行时，而且运行得美轮美奂，中国只要一笔一划照抄别走样就行了。由于对引进样板的高度信赖，他们遇上另类观点那就等于氢气遇上火，别说誓死让对方说话了，就是先听明白人家说什么的耐性都经常没有。至于左边相对冷漠的反应，若仅从思想内容上解释，显然跟这部戏对前后三十年的矛盾态度有关。《大路》对文革的强烈批评和左翼朋友的思路有相当出入。从外地来的几位中老年工人观众向我表达了他们的不满。署名“新马”的网友在评论中也说，那个时期“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的劳动工农而言，还是阳光远远多于阴霾”。

    《大路》对近三十年复杂的感受，也让他们感到“模糊琐碎”。我曾在两个场合听他们把《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原歌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从头背诵到尾。相比之下，《大路》在民族复兴和阶级分化不同价值之间的矛盾徘徊，就太过“软弱暧昧”了。笔者对中国革命有着深切的同情，和这些朋友一样对现实的不公不义心存忧愤。尽管如此，笔者不会简单痛快地将改革开放看成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而言，二者实有前仆后继、一脉相承之处，同属于从1840年出发的那支艰难漫长的行旅。笔者尝慨叹，三十年当代史在一些左翼朋友那里成了一块压板，这头下降十寸，那头就提高一尺，对今天的批评悉数化对往日的歌唱，而且越唱调儿越高，有朋友已接近阿宝的高度了。坐于炭则向往冰、坐于冰又怀念炭，这种为左右两极所共有的思想方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以往的实践，不应该再让它误导对未来的探索了。

    李昌平先生认为《大路》“是超越左右的，作者是中庸的……作者似乎是在寻找‘中间道路’”，实获我心。还记得19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总理曾讪笑道：什么路？还有什么路？过去的问题就出在路太多了!这位总理显然没有笑到最后——当然他的前辈列宁也没有。笔者不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回归谁的“革命路线”，虽然那里面有值得珍视的遗产。笔者也不认同在徐友渔先生看来中国好不容易回归的“人类文明正途”，世界资本主义这条跑道，虽然我们不得不跑，但不该也不会永远跑下去。

    资本主义几百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全球扩张，将多少民族、文化一笔勾销。而中华民族以五千年文明炼成的日精月魄，濒死不死，求生得生，经一百年上下求索，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经近六十年左突右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在经历了足够的振荡，积累了足够的利弊之后，“我们”现在照说可以走出正反，走向合题了。

    《大路》不但是一次思想的回顾，也是一次戏剧的探索，希望导演王焕清有机会谈谈那方面的甘苦得失。为了让三十年的历史走上舞台，他、东力、杨平我们几个兄弟手挽手，在路上整整走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