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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如山!老蒋还是民国的鸦片大亨

作者: TomCat团座 时间: 2023-08-31 00:08:57

从南京政权诞生的第一天起,稳定度就空前绝后的差,明争暗斗、彼此混战,一天也没消停过。老蒋要在委员长的宝座上呆下去,只能靠金钱收买和武力压制。那么问题来了:收买军阀要花钱,养一支庞大的嫡系部队更需要海量花钱,而钱从哪里来?

国府虽然掌握了关余、盐余等大宗收入,但奈何既要互相混战,又要围剿红军,浩大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八九成,为了维持自己的军政摊子,国府诸公首先想到的不是恢复和平、发展生产,而是立刻转头在毒害中国百年的鸦片上打住主意。

重点在第6条~

1927年8月,他们提出了三年内完全禁烟(鸦片)的口号。但是,号称要禁烟,却把禁烟部门设置在财政部,各种往来电报也说得清楚,因此这个所谓的“禁”,目的其实就是收特货税、筹措军费,禁的是民间私运、私售,为的是给特货官卖腾出市场而已,老爷我要亲自指挥、独家运销了!

“增益饷源”

于是,国府规定,25岁以上的大烟鬼们,只要领了执照、交了执照税,就能继续接着抽。由于国府没有完成人口普查和出生登记,无法核实年龄,说你几岁就几岁,实际人人都可以领,这样就巧妙的开放了大烟市场。有了市场,就有销售,有了销售,就能收税。不过,连大清临终时都在禁烟,自称“国民”的政府,总不能厚着脸皮说自己不如大清吧?为此,个别聪明的长官们灵光一闪:这个简单,咱们换个名字不就得了?于是乎,堂堂鸦片痛失姓名,从1928年起,改叫戒烟药料了。

国府规定:“戒烟药品须交由财政部禁烟机关统一运输,遵章贴用印花”。而烟土印花税的税率是多少呢?1927 年是值百抽七十、1928 年值百抽百、1929 年值百抽二百!而且,老蒋还惟恐对烟贩的服务不够周到,1928年3月,又公布了《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连运输都帮烟贩子们包了——当然,这不是白运的:“戒烟药料”满 100 两以上,就可以申请官方护送运输,但“所运药料不满一担者,均作一担计算纳税”,少运吃亏,多运占便宜,最起码也得运一担,实际上就是鼓励大规模贩运。

为了提高收入,归蒋系控制的安徽甚至从烟苗种植抓起,规定了五花八门的种植税,按面积征收,不满半亩的按半亩收,满半亩、不满一亩的按一亩收,变相督促农民多种多收。而且官方还要检查品质,严防发生质量问题。属实是大干快上、全面出击、打着禁烟幌子,从每个环节全力提高鸦片税收入。

和国府这帮新军阀相比,旧军阀就low多了,只知道强迫农民种大烟,自己出面直接搞业务,名声搞臭了还挣不到几个钱。人家国府就知道提升思维层次、变换赛道,从直销转换为提供服务,通过税收调节产、运、销,不但实现了既要又要,而且钱挣得更多了:

这波啊,简直在大气层。

不过,旁人也不是是傻子,你这么搞,吃相确实太难看,不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友邦也被弄得十分惊诧:都吸大烟去了,谁来买洋货?爸爸一不开心,国府当然就得敷衍。于是,1928年8月20日又建立了个“禁烟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煞有介事地宣布1929 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但实际上玩的仍然是“名禁实纵”的把戏,只不过这次老蒋亲自出来扮演主角而已。

就在禁烟委员会成立的同时,老蒋就命令在汉口设立了“两湖特税清理处”,名为清理,实为征税。汉口是长江与平汉铁路的交汇处,烟土产地在西北和西南,要到华中、华东、华南运销,都必须经过汉口,在这里设卡征税,可谓滴水不漏。

不过这毕竟是个民政机构,无法保密,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就被人一五一十把丑事都抖落了出来,说它就是老蒋倒腾鸦片的中枢。

因此,1932 年,老蒋以围剿红军的名义,在汉口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同时,把特税清理处改称汉口禁烟督察处,只听委员长命令,不受立法、行政、司法限制。区区豫、鄂、皖三省的特税,显然不能满足老蒋的大格局,1933 年,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1934年建立了行营禁烟督察处,进一步收拢了特税征收权。7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所谓剿匪期间,豫、鄂、皖、赣、湘、苏、浙、闽、陕、甘十个省的禁烟事务,都交给委员长行营办理。

1935年,管辖范围又加了九个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市,并且撤销了禁烟委员会。从此,禁烟总监由委座亲自兼任,掌握了全国的烟土管理权,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过问,这下恶犬出笼,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

大家都知道老蒋打仗不行,但说到挣钱能力,尤其是搞黑色收入的能力,国府内部无人能敌。1929年4月到1932年8月,国府财政部使出吃奶的力气,整了30多个月,特税收入总共也只有3548万大洋,平均每个月收110多万,看起来似乎不少:

但1932年,老蒋接管豫、鄂、皖三省的特税后,从8月到1934年3月,只用了20个月就收入特税4272万元,加上上海和汉口的杂项收入,平均每月收入230万元,多了一倍不止:

接管10省的鸦片税后更不得了,1934年3月至1935年1月,十个月内收入2995.8万元:

1935年后可以插手四川、云南等地的烟土运销,收入之高就更是可想而知。

那么,委座为什么能让鸦片税收入连续翻倍呢?

他这么会做生意的人,当然不是光靠加强征税能力,而是一边献计献策、一边保驾护航,逼出了一个产能提升,让大烟贩子们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932年,陈诚看到主子每天大喊大叫要禁烟,还以为是来真的,为了积极表现,他的18军不但扣留烟贩子,收缴到的烟土也立刻全部焚毁。可没想到,青天大老爷的瘾还没过多久,老蒋就来了电报。不但下令立即放人,并且严厉申斥,要他保证以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让陈诚好不伤心。

1935年,委座命令四川的烟土销售额必须创一个新高,突破2400万元!卖得多,税就交得多,四川的本土势力原本还想打点埋伏,说您这数字太大,我们四川人真没那么能抽。没想到,人家老蒋是有调查研究的,根据特务报告,当时四川资阳、忠县每个月都可以销售8担烟土、简阳每月销售12担,每担1000两,按国府官方建议价,每两价值为2.4元,四川全省148个县,全年烟土销售额应该超过4000万,因此委座定的2400万还太保守了。

1936年,他又同意蒋鼎文等人把福建乡民私存的烟土缴来公卖,直接明抢,还得意洋洋的表示,不但拍卖收缴烟土可以挣一笔,民间存货被收光之后,市场恢复到蓝海状态,咱们自己贩烟的收入一定大涨,瞧瞧,生意都做到这份上了,施加这么多正向压力,能不大涨吗?

如果只简单的认为,老蒋是当了个保护伞、兼任务发布方,未免太小看他的格局了。人家对烟土产业的支持,还直接体现在销售、融资各个环节。1933年,老蒋的四省农民银行粉墨登场,虽然自称是农民银行,但其实就是个烟民银行——资本金,是从烟土特税项目下支出的;股东是以半强迫的方式,逼迫烟土分销商入股的;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营业务也是收、存和运营烟土特税,可以说蒋军到哪围剿红军、烟土就卖到哪里、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就开到哪里。

四省农民银行起始资本就是来源于鸦片税

所以,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到了今天,爱存不存、存不存、不存等各大银行,虽然爱弄个“始于1890”、“始于1902”,想跟民国时代的银行拉个继承关系,但从来没人敢说自己是农民银行的后裔,说明他们毕竟还是有历史知识的,知道农民银行的名声确实太臭,沾不得。

不过,老蒋可不管那一套,一边当着国府的委员长,一边兼着银行的理事长,用烟土特税设立银行,又用银行去扩大烟土贸易。1933 年到1935年,老蒋多次手令农民银行向汉口的“特货公栈”注资。

资料来源: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农民银行》

由于这个“特货公栈”堪称挣钱的神操作,因此必须要重点提一提:根据《禁烟督察处统制特货买卖办法》规定,凡是运到汉口的烟土,都要交给特货公栈存放,官收官运,不但货色优劣要烟贩子们三家联保,结算也不用现金,而是由公栈通知农民银行,出具45天的期票来支付。但是大烟分销商向公栈购买烟土时,却必须支付现金,这一来二去,资金占用就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另外,烟土运销过程中,每担要缴纳各种税费1200元以上。

“官收官卖”

而每月进出汉口的烟土高达三四千担、有时甚至有七八千担,烟贩子们不可能有这么多现金,必须以烟土作抵押,靠农民银行提供融资。银行是体面人,不收烟土当抵押物,想融资?就先把货存到公栈,用公栈的货单做抵押物。这一抵押就安逸了,1500元的特货,只能抵押900至1200元,利息虽然随市场浮动,但肯定是月息1分以上。每两个月必须付清利息,进行转贷,到期不赎、转贷失败,银行就可以拍卖;遇到市场饱和,拍卖价格太低,收入不足以还款的,借款人还得掏腰包补足。而公栈和农民银行又紧密绑定,里外配合,运、销、贷、拍卖一条龙,捏着烟贩子的脖子两头吃,属于无本取利、稳赚不赔——跟这帮吸血鬼一比,大烟贩子都像是好人了。

由农民银行提供信贷支持

有了这种千稳万稳的好生意,也难怪老蒋的主要精力不能放在军事上。虽然日理万机,他也要对农民银行微操到柜台:大到在国军内部建立储蓄部和消费合作社、小到在哪条马路新建营业部、开展什么新业务,有没有及时追回欠款,他老人家都亲自检查:

亲自安排设营业部

1935年甚至还亲手查出了一笔100万的坏账——哎,这个会计实属被当委员长耽搁了。

亲自查出坏账

但公平的说,老蒋比张宗昌强,搞了钱主要还是花在打内战和增强嫡系部队的军备上。花得最多的,自然是老蒋最关心的剿共,从1933年4月到1937年1月,农民银行根据老蒋手令,先后拨付“围剿”红军的款项高达1.08亿元,另外军需署、航空委员会、庐山军官训练团、航空学校、中正大学的开支,笼络陈诚、朱绍良等亲信的所谓特别费、蒋宋二人的私人应酬,都是在特税项目下支付。随时有几千万特税现金在手,蒋系集团不仅不必为“剿匪”经费发愁,还可对各省军阀收买笼络,杨虎城、杨森等人就多次收到过十万、十几万的特税经费,这也正是老蒋在民国政坛中得以纵横捭阖的核心密码。

抗战爆发前,老蒋关注的只是收入,根本无意禁绝鸦片。可抗战爆发后情况变了:一方面,华东、华中、华南大量领土丢失,烟土的销售市场越来越小,不能大量获利,继续担着臭名声就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国际舆论对国府的形象、特别是蒋氏夫妇个人形象,也越来越关注,这时候再当烟贩保护神就太不要脸了。所以1938年2月之后,特税总算是还给了财政部——注意,是还给、不是停止征收,也不是全面禁止,只是让烟土这些不好听的名词和老蒋本人脱钩而已。

根据孔老爷的报告,从1938年到1942年,一边抗战,一边让老百姓抽大烟,财政部还是总共收入了1.34亿法币的烟土特税:

而金盆洗手的老蒋这时候就义正言辞起来了,亲笔批示“政府自本年二月起不可再有运销情事,无论如何不能再要此种收入,以免各省借口与人民怀疑,有寸土未销者应一律烧毁”。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A4雕花家,他还借机为自己当年疯狂搞大烟的行为找了个好借口:“不平等条约既经取消,我政府再不能对鸦片彻底禁绝,则无以对军民先烈,万不可因小失大,使政府威信无存也”,把所有过错推到不平等条约上,也不知道当年是英国人?还是髪国人?逼着你老蒋当烟贩保护神的?

当然了,这都1942年了,他都要去开罗当三大伟人、世界灯塔了,上车了想关门,也可以理解。

可惜,他所谓全部烧毁,只是说得好听而已,1944年,孔老爷专门上了个邀功是折子,报告委座,祥熙我啊…亲自办理、亲自指挥,克服困难、辛勤工作,把积存在涪陵和安顺的烟土,都弄到广州湾和澳门卖掉了。鉴于去两个地方必须经过日军占领区,其中有何奥妙,大家也就懂得都懂了。

而被老蒋要求“绝不能再有”的特税,直到1944年8月还在陆陆续续入账,特别是还增加了个神奇无比的“麻醉药品经理处,售出某种化学品”的收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从1936年起,这个所谓的“经理处”,每个月都会给禁烟督察处提供3-4公斤这种化学品,不但明确说拿去盈利,而且居然还按销售额拨付奖金!不愧是禁“烟”督察处,你把产业升级了,还有大烟什么事?!——瞧瞧,谁说国府不搞工业化,人家在这方面,工业化得可认真了。

由于国府长期不做人,1934年起,国统区各个大城市深受烟毒之害,特别是烟土集散地武汉,烟土减价出售的广告,竟然贴到了新生活运动海报旁边,气得老蒋大骂成何体统,狂发手令,要求把广告换个地方。抗战期间,连重庆市政府周围都大烟馆林立。

再加上日寇在沦陷区疯狂地推行毒化政策,致使烟毒泛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截至1949年,全国烟土种植面积多达100多万公顷,受害人数2000余万,这就是国府、特别是老蒋本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华大地历史上首次真正、彻底摆脱烟毒的危害,要等到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2月26日颁布《彻底禁止烟毒》的法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