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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反思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作者:杨斌   来源:红色文化网  

反思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杨斌

  世纪之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中国经历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虑成功究竟来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训值得今后引以为鉴。倘若我们不能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无法确保今后改革会继续获得成功,也无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缺点和困难。

  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在人们心中存在着许多困惑,为何改革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为何以前人们见面就问发多少奖金,现在见面却往往问几个月没发薪了?为何八十年代不断增加社会就业,而九十年代却要忍受下岗的痛苦?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同俄罗斯改革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将成就简单地归于"市场与开放",将改革方向归于向"规范化市场经济"过渡,但是,为何俄罗斯一开始就进行了"规范化改革",市场转轨和对外开放方面迈的步伐更大,却反而遭到惨重失败长期陷入困境呢?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规范改革,经济反而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如企业普遍亏损和银行坏账增加,社会失业增长和贫富差距扩大,同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病症十分相似。这说明,我国改革已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并非贬低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恰恰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会重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覆辙。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前苏联。八十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工业生产相当于美国的80%,钢铁、水泥、化肥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彩电、冰箱等消费品工业也颇具规模,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能够同美国抗衡,没有社会失业反而存在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当完善,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劫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和物资存在着严重的匮乏,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尽管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更多的不利条件,但是,由于中苏选择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结果如此悬殊仿佛天壤之别,中国摆脱了困难走向了繁荣昌盛,而前苏联却走向经济崩溃和分裂解体。

  改革初期,由于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仅仅数年就扭转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消除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数千万知青待业的难题,出现了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均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国各类轻工消费品呈现迅速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生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也高速增长,钢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品,其生产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粮食、肉禽蛋、水产品的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长。相比之下,俄罗斯改革数年之后,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社会失业和贫困人口大幅度增长,不仅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业陷入衰退,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工业也急剧下滑,粮食生产下降了50%,畜牧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社会保障制度因税源枯竭陷入崩溃,98年还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八十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仍保持了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均衡的、协调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企业改革坚持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的责任制度创新为主,产权方面的改革则通过试点稳妥、渐进地进行。由于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利益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均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其实不然。八十年代,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均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远处于领先地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

  其实,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35]

  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导致了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

  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当然,由于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存在浮夸,国有企业的实际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9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36]

  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

  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37]

  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

  为何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良好,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80年代,我国的工业结构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

  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经济结构虽然有"二元"趋势,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

  但是,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

  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因此,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必然牵动全局。

  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度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产权重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等等,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9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38%,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不仅比上一年增加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比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比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

  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国内生产过剩和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负、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采取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没有采取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

  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负削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

  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敞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为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恢复符合本国国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经验,消除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的影响,而不应将改革方向简单地归为"深化市场改革"。

本文选自:杨斌新著:《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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