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初级阶段国家资本的存在形式
刘永佶
＜民权国有＞第一章
中国于20世纪下半叶建立并发展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是从农业文明向 工业文明转化的关键环节与标志。它与20世纪初在苏联发起的国有企业，有一般意义上的相 同，但也有特殊意义上的差别。当苏联的国有企业因“私有化”而毁灭，中国的国有企业也 陷入困境，而且有继续恶化并被渐进“私有化”的危险时，怎样才能保证半个世纪中国亿万 劳动群众艰难勤劳创立的这份资产，保住体现于其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保证国 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并使之发展，已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艰巨，也最为伟大的事业。必须 进行改革，以积极的改革才能保守并发展国有企业，而消极的保守则只能使之萎缩。
为此，就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和局限性，由此来探讨其矛盾和改革 的途径。
并非“经济怪物”，而是历史必然
20世纪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建立的国有企业，不论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 思的经济学说，都是不能解释的，或者说，它既不是建立在私有资本制度基础上的，又不是 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所有制”那样的“公有制”。
然而，它确实建立并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国家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 化，也是由国有企业为主体并主导完成的。
在20世纪的30至60年代，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正处于兴建和发达期，其生产效率和发展 速度，都令西方私有资本企业相形见绌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茫然无措，而西欧诸 国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又纷纷以政权之力筹建国有企业。
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者也就直接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说成是“ 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并自称这种结论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否定资本私有制后， 所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相一致的。然而，这种“个人所有制”的权利关系如何，又怎样 表现出来，却几乎不予考虑。当时也有细心人提出这个问题，但解答却是相当简单和武断的 ：个人所有制只是对生活资料而言的，生产资料则归公有，即国家所有。国家就是公，就是 社会和全民的当然代表。
可是，当7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效率低下等问题出现以后，人们却很难以这 种将国有企业说成公有制完善形式的教科书中找到问题的解答。一些人开始反思教科书的结 论，并对既有的国有企业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这种被说成公有制最高形式的国有企业，实 际上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的所有制”的公有制也是不同的。
而面对国有企业的兴旺发达瞠目结舌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在它开始衰败后又抖起了 精神，以“经济规律”的发言人身份宣称：这种违背人性自私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国有企 业，不过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革命狂人”以暴力和专制建立的“经济怪物”。当这 些人的权威随他们生命的结束而消失之后，国有企业也就失去了支撑，专制政权中那些不具 有狂热革命精神的官僚们，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巩固其专制机制，侵吞国有资产；而 国有企业中的职工，则因无权无利，对其兴衰无动于衷，任由少数掌权者侵吞破坏。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准确地发现了国有企业的致命弱点——所有权主体的不确定，从 而有可能出现人人对其不负责任的状况，集权体制中党政机构和企业中的负责人，只要有意 侵吞国有企业资产，是有相当多的法律和政策空隙可利用的。关键是要进行意识形态战，使 这些负责人(哪怕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明白这些空隙，并调动他们的私欲——将侵吞并所 有国有资产说成是人性的表现，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唯一 途径。80年代以来，西方大资本财团所派出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传销“私有化”的时候 ，中心就是在宣扬这一点：国有企业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怪物”，你们这些握有其关键 性权力的人，都是时代的“精英”，要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权力欲和财富占有欲，国有企业的 “产权”不明晰，正是你们可利用的机会，赶紧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和智慧，将国有企业“ 私有化”，即将其所有权明确归你们个人。这样，你们不仅可以保住自己及子孙的富贵荣华 ，而且还可以强国富民!
“私有化传销团”打着“经济规律”大旗，利用各种传播媒体，特别是有效地利用了大 学课堂和党校、行政学院的培训班，由浅入深地宣传他们的主张，使某些人逐步地相信其主 张，进而在其权力范围内试行，果然效果明显。当尝到这初步“甜头”后，就不断放开手脚 ，越做越大——这在那些被揭露的贪官们身上充分表现出来，再就是力图改变政策乃至体制 ，使其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合法化，或者说成一项功德无量的“改革”。
正是由这些人构成了“私有化”的政治和社会势力。他们结成各种“圈子”，为保住既 得利益，争得更多利益而暗里明里活动。在他们的作用下，国有企业固有的矛盾不仅不能解 决，反而因其“改革”，效益下降、亏损，乃至破产。而这又成了他们进一步推动“私有化 ”的口实：国有企业不行了，谁也救不了，赶快“私有化”罢，只有这才是光明路一条!
苏联那些由旧体制生成的特权官僚们，率先结成集团，成为势力强大的阶层，在其代表 叶利钦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领导下，从美国请来了经济学的权威，给国有企业开出“放开价 格”和“产权改革”两剂猛药，并制订出先“休克”后肢解瓜分的“医疗方案”。在由美国 及西方各国承诺“贷款”保证之后，这场史无前例的“私有化”，即变国有资本为官僚资本 的运动展开并在短期内完成。
“苏联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这句在50年代盛行的口号，曾对中国国有企业创建时期 的劳动群众起过巨大激励作用。90年代以来，这句口号又给中国那些以权谋私者新的激励， 而中国未能实施“休克疗法”，又使他们愤懑不已。带着遗憾和“渐进式”得到的国有资产 ，他们进入了21世纪，他们还会寻找、制造各种机会，将“苏联的昨天变成中国的今天”。
我们还是先从中国的历史，即昨天的昨天来探讨昨天，再从昨天探讨今天，由此规定中 国建立国有企业的历史必然性。
昨天的中国之所以要建立国有企业，当然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关，但这种影响只 是外因，内因则在于中国历史的矛盾及其演化的必然性。
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中国实际的是集权官僚制。这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达的要求 ，也是其内在的条件。集权官僚制的特点是废除了封建领主制下贵族世袭的特权，代之以皇 帝名义的中央集权，各级行政官吏由中央选任、监督、罢免；在大一统的行政体制下，主要 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或以皇帝名义的官僚地主阶级，而由土地所有权派生的占有 权则以勋田、禄田等名目分属官吏，或以“均配土田”形式归农民，土地占有权(除禄田外) 可以买卖。由此形成以官僚为主干的地主阶级，而相当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则只能从地主 那里租土地的使用权。
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总体统治，即以制度和与之相应的官文化 保障官僚地主们的阶级联合——要求其个体服从总体利益，在服从总体利益中得到个人利益 。这就是儒家道统所谓“礼”、“忠”、“义”、“利”观的真谛。也正是这种制度和文化 的制约，使人数很少的官僚地主阶级形成巨大的社会势力，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 —主要是土地，进而也控制了人数虽多但不能联合成社会势力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的意志 和行为。
大一统的集权官僚制和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两千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它的稳定 性既保证了农业文明的延续，也阻抑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悠悠两千年，虽有朝代 变换，但无制度革新；重农抑商，历代传承；科举教育，贬低工艺技能。 封闭的制度系统 ，使中国在近代西方资本势力的侵略面前，无能为力。虽有少数先进分子倡导革新，但被保 守势力所阻压，而外国大资本财团又不会容许中国自由资本发达，以形成与之相对抗的竞争 力，因此， 它们极力扶植官僚资本为其代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先进势力的代表与 官僚资本集团的斗争就成为历史的主线，这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与外来资本侵略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的劳动群众联合成社会势力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寻求发展的 内在需求，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之火的重新燃烧。这股势力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潮 的趋动下兴起的，也必然成为大潮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变革，其对象是由官 僚资本所集合的内外反动势力，其主体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目的在经济上是促进 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或通常说的“工业化”。
在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和战略指导下，中国革命于20世纪中(1949年)夺取了国家政权，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革命的关键 ，但不是终结。
新政权建立后的首要经济使命，就是尽快建立工业体系，这是比英国产业革命晚了一个 半世纪还多的中国产业革命。而且，中国并未在此之前形成资本雄厚的商业资本，虽然也有 少数工商业企业，但其主体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民族资本仍处相当低的阶段。更重要的 是，这些工商企业，主要集中于流通和轻工业，能够作为现代工业骨干的重工业基本上仍是 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家之集权，将全国的剩余劳动所创造价值，聚合起来，兴建工业 产业的主干体系，就成为必然。当时，能够没收和接收的官僚资本、外国资本企业并不多， 而以财政之力兴建大型国有企业就成为中国工业化的首要环节。50年代苏联在技术上援建的 156家大型企业，也就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之后，逐步扩展，历经30年，基本上形 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即令在改革后的20年，虽然放慢了国有企业的建设速度，并受错误思 路的干扰，关、停、并了一批，“私有化”了一批，但这个工业体系的骨干还保留着，有些 企业还有所发展。
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以西方私有资本企业的标准衡量，当然是“怪物”，既没有西方 标准的“产权明晰”，又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甚至没有成熟的市场，没有自由竞争…… 如果以马克思理想的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衡量，也是不完善的，即没有充 分体现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
然而，当我们站在中国劳动者的立场，从中国的历史逻辑来分析，它又是必然的、必需 的。只有以国家集权之力，才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建立起虽不先进，但却比较系统的工业及相 应的交通、商业、金融体系，从而使农业的中国实现了主体上的工业化，或者说，使工业成 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主导。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全国劳动者剩余劳动的聚敛，是相当严重 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但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过程的农民破产等残酷有 所不同，更重要的
是，我们没有掠夺殖民地的可能。这样，当我们今天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时，恰可以相当 明确地说：这部分资产是属于全国劳动者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低工资 ，其剩余劳动比率之大，是明显的，他们对已建成和发展的国有企业的贡献，也是不容怀疑 的，因而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所能要求的权益也是相对大的。
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对它的评判，不同立场的人又会 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国有企业说成“经济怪物”，并欲除 之而后快，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有企业对资本大财团的利益，对由它们控制全世界经济政治的 战略构成了威胁。而从他们所固守的人性自私及其“经济规律”出发，也很容易演绎出国有 企业违反“经济规律”的结论。我们是站在中国劳动者的立场上看待国有企业的，对它的内 在矛盾有切身体验。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所没有的，他们从外部的宣判只是要铲除这 个“经济怪物”，根本没有想解决其矛盾，促其发展的动机。而我们则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 发展视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条件。我们也要对它的矛盾进行 分析，但目的在于如何解决矛盾，进而促其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国有企业的历史 必然性，更要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在规定其性质的同时，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
公有制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
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形式
不论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把国有企业的性质规定为“公有制”。虽 然国有企业在权利体系上与马克思所预见的“公有制”有很大差异，但在坚持私有制的资本 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国有企业描绘成“怪物”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将它归入公有制的范畴。 在对国有企业特殊性质进一步明确规定之前，先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公有制的依据和必然性。
所有制，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是社会关系中关于经济关系的界定。从形式上看，所有 制规定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即人对物的所有权及由之派生的占有权、收益权、处置权、使用 权等权利，但其内容，却是对人与人关系的规定，正是由于人的社会存在，才有必要规定人 对物的所有权。此物归我所有，不归你所有，只是在有了两个以上人群的地方才有意义，如 果是孤立的个人存在，他对物的所有权也是没有意义的。对物的分别所有权，界定了人的社 会关系，同时界定了人的社会地位。
所有权和所有制，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表现。有人说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所有权和所有 制的，如果仅在某一原始部落内部，这或许有其道理(由于原始社会已远离现代，且没有文 字遗留，对它的社会关系往往是采用“逆推理”，即现在有的，那时就没有的方法论证。但 我总觉得在原始社会内部也有某种所有权——比如对所使用的工具等)，但从部落间而言， 则有着明确的所有权观念，因此可以称之为“部落所有制”。原始部落的所有权观念，甚至 包括部落间争斗的俘虏的所有权，对之可杀了吃，也可养起来，或者令其从事劳动。正是后 者，形成了奴隶制。奴隶制的所有权，首先是针对奴隶的，其次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奴隶 作为非本部落的人，是俘虏及其后代，还包括买来的奴隶，他们是与牲畜同等的，没有任何 权利，但要归奴隶主所有，本部落中非奴隶主的那些人，称“自由民”，虽没有对奴隶的所 有权，却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随着奴隶和自由民所构成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奴隶制在各种矛盾的冲击下逐步被宗法制的第一阶段，即封建领主制所取代，封建领主制 的所有权，虽然还包括农奴人身，但已将重点转向对土地的所有，农奴在人身上还依附于领 主，却可以从领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其生产物除拿出一部分交给领主做贡赋外 ，余下部分归自己消费。宗法制的第二阶段为集权官僚制，这在中国最为典型，其所有权首 先表现在对土地的所有上，但由官僚地主阶级以国家名义所有，地主个人只有以勋田、禄田 或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占有权，国家还以“均配土田”方式分给农民以家为单位一小块土地 的占有权。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主要表现为以税收占有剩余劳动产品，农民因对土地的占有 权而应承担纳税义务，地主的土地占有权除勋田、禄田外，其本人长期占有的土地也要交税 ，但其来源主要是出租土地使用权给佃农所得的租。而因无地或少地不得不租地主土地的佃 农，则要拿出多过税收的剩余产品交给地主，只有这样，地主在交税后还有供自家消费的产 品。集权官僚制下，农民，包括佃农，都有相对的人身自由，所有制主要针对土地，并通过 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的划分，来界定和制约人的地位和关系。
从原始社会到宗法社会(特别是其第二阶段)的所有制转变，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引 起的，素质技能提高了的劳动者经过斗争而要求并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从原始社会将俘 虏作为食品的宰杀，到奴隶社会将奴隶作为劳动力，到封建领主制农奴拥有一小块土地的使 用权，到集权官僚制下农民也可以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占有权，以及相应的人身权利的提升， 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有制的对象，从奴隶制开始到集权官僚制，也以劳动者为主转变为以 生产资料(土地)为主。
这一趋势，到资本制更为突出。从西欧开始的资本制，是对封建领主制的否定，但在法 、德等国，都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小农经济时期(以农民权利论，与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下的 小农经济相似，但已不能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在经济上不占主体地位)。资本制的特点 在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以商品交换形成雇佃关系。资本所有权所针对的是 可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货币，而劳动者则拥有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因此也就有了 相对独立的人身自由。资本所有者依据其对资本的所有权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使用权 ，并由此来构建企业，组织经营。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所有权逐步派生出占有权、经营权 、收益权、处置权等各种权利，劳动力的所有权也随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而强化了在与 资本所有权交换中的地位，同时派生出要求社会保障和民主等权利。
所有制是一个权利系统，其中的各个权利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而社 会中的所有个体，又都以其所拥有的权利与他人(亦有相应的权利)发生关系。
所有制的实现，是以相应的政治制度为其形式和保证的，政治制度中的各种权利，都是 与经济权利相制约的。因此，所有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政治制度的变革又往 往是所有制变革的主导，或者说，所有制的变革要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其中主要就是国家 政权的变革来完成。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私有制的最高形式，它的基本原则，就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及对物质财 富的个人所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原则是反对封建领主制的人身依附与对农 奴、平民财产限制的，因此，提出它的思想家，一方面要批判封建领主制的意识形态——基 督教的“上帝造人说”，另一方面又要攻击血缘等级制，由此而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人以劳 动占有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都 是以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然性来论证个人自主及其拥有物质财富的权利的，因此，在基本点上 ，都把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与劳动统一起来。这在配第、洛克、斯密等人的劳动价值论里得 到突出表现。之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创始时期要强调劳动创造价值，与当时的资本所 有者大都从事经营和劳动直接相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这初级的劳动价值论作 为其论证所有权的根据。他认为，所有权包括内和外两个方面，所有权的内在方面是个人的 生命和身体，外在方面则是通过生命和身体活动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所有权就是这两方面的 对立统一，即我的意志有支配我的身体的自由及运用身体拥有财富的自由。
把自然物据为己有的一般权利所借以实现的占有取得，作为外部行动，是以体力、狡智 、技能，总之我们借以用身体来把握其物的一切手段为条件的。①
我的意志由于取得所有权而体现于外在物中，这就意味着我的意志在物内得到反映。②
资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强调个人所有权和私有制，就在于要突破封建领主制以“上帝” 和“家族”等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突出个性和人格。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并不是直接对 封建领主制的否定，而是对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的否定。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证私有制的合理性 时，往往是以这种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为论据的，这也是其经济学说往往以孤立的个人，如孤 岛上的鲁滨逊为出发点的原因，斯密《财富论》中的“经济人”，实际上也是小生产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的考察中，揭示了资本私有 制产生的历史逻辑。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 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识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 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①
私有制，分为以私人劳动为基础和非劳动为基础的两种。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即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所引以为据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有性质和历史阶段 上差异的。但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都忽略或否认这种差异。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欧洲只存在很短的时间，虽然它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 期也曾作为从属或辅助成分而存在，但其普遍存在却是在否定封建领主制的社会变革后(如 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到拿破仑执政期)的短暂时期，而中国则存在了两千余年。这种以个人劳 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虽能体现个体自由,但它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
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 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 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 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②
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适应工业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是与劳 动者素质技能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统一的，因而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劳动者素质技能及其生 产力又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一步提高，从而引起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这样，又会与 资本主义私有制发生矛盾。矛盾演进的结果，必然是对这种私有制的否定。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 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 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 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 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①
公有制的产生，是对私有制历史发展的否定。有人指责马克思是在玩弄黑格尔的思辨 ，但他上述论证，恰恰是西方近代历史逻辑的体现。当今天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说资本 私有制是人性的体现，是绝对、永恒的制度时，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前辈们在论证私有制 和个人所有权时，正是以资本所有制所否定的“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为论据的 ，而且他们本人也不时以这种“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来立论。不过，为了论证 方便，他们将劳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做了改变，将对他人的管制、欺骗等行为，也归入“ 劳动”，也就是说，不择手段地攫取和占有财富就是“劳动”，而私有制就是对这样占有的 财富加以保护的制度。
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劳动被规定为“负效用”，是与生产资料、土地等 相同的“资源”。他们强调生产资料和土地等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只要掌握了这些资源的 所有权和使用权，就能控制全部经济活动，就可以操纵人类的命运。少数资本所有者是经济 和社会生活的决定者和主体，而劳动者不过是生产的“要素”，是“资源”，是任由资本所 有者“配置”的。从资本所有者的角度看，经济活动当然离不开他们这些“精英”的主宰和 “配置”。为此，生产资料归他们所私有，是根本条件。若实行公有，那些“低智商”的劳 动资源的提供者，也成了所有权主体，不再接受“配置”，经济怎么运转?
如果站在劳动者的立场，这种观点的荒谬是很容易看出来的：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成的， 是劳动使自然资源变成了财富，这财富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当然要归劳动者。早期的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家为了反对“上帝造人造物”说，曾强调过这一点，而现在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学家则因资本所有者不再参加劳动，就否认它，这只能说明其身份和地位的改变引起观念的 改变，或者说，他们所说的“经济规律”本身就是主观的。
劳动者能否拥有其劳动所创造财富的所有权，并不取决于劳动创造财富这个道理，而是 取决于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势力。自奴隶社会以来，之所以由少数非劳动者来掌握生产 资料的所有权，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相对低下，而且不能结成强大的社会势力，因此，不 仅不能所有其劳动创造的财富，连他们本人也为非劳动者所有、占有、使用(“配置”)。然 而，劳动者的素质技能随其劳动而不断提高着，生产力也在发展，这样，也就促使生产方式 的改变，劳动者素质中的精神文化素质，即对其利益的要求和争取的观念也会增强，也就逐 步在斗争中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在劳动者人身和劳动力权利的改变中可以看出来，从 奴隶的人身和劳动力归奴隶主所有，到雇佣劳动者的人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归其个人所有，是 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几千年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并不断斗争取得的权利。
还没有看到哪一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主张恢复奴隶制，将其私有制的范围扩展到对 劳动力的所有权。这本身也是历史的进步。不妨回顾一下，古希腊时期的奴隶主思想家有哪 个主张过给奴隶以人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然而，这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都顽固地坚持生产资料要归非劳动者所私有——这与 两千年前的奴隶主思想家坚持奴隶人身要归奴隶主所有是一样的。
但今天的劳动者已非两千年前的奴隶——即令美国的黑奴也争得了其人权和劳动力所有 权。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当然要求自己的权利，这首先是劳动力的所有权，进而是对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
欧洲近代在推翻封建领主制之后所出现的短暂的“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虽然实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由于其生产方式的个体性，不利于劳动者的协作 和素质技能的进一步提高，限制了农业和手工业向工业的转化，因此，它必然地要被资本的 私有制及其雇佣关系所击破和取代。实际上，这种“个人自己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不过 是在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它也只能在产业资本尚不发达时短暂 存在，当然，当资本私有制确立其统治以后，这种小生产的私有制还会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 补充形式而零散地存在。至于中国那延续两千多年的小生产，劳动者始终未有对生产资料的 所有权，只是拥有占有权或租用使用权，而且集权官僚制的重农抑商又从总体上阻抑了商业 资本的发展。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私有制所取代，即将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 料所有权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它本身就是生产社会化的表现。但这种私有制只能 在工业文明的初中期，即劳动方式以体力为主的阶段有其合理性，当劳动方式转变为以脑力 为主的阶段，也就是说劳动者素质技能进一步提高之后，劳动力所有权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 突出的时候，资本(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局限性就日益突出，矛盾激化，马克思所预见到的“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就会取代资本私有权所导致的 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进而，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制，也就会转变为“个人所有制”。之所 以马克思说“重新建立”，就是要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恢复被资本私有制所取代的“以个 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原则，即劳动创造生产资料，劳动者所有生产资料，但因此 时的生产资料已不是原来的分散的个体生产的资料，而是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料，所以只能采 取“共同占有”的“公有制”。
这里所说的“公有”，并不是指所有，而是占有，是个人所有权所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而 成的制度。于是，才有“个人所有制”和“公有制”两个概念，这是两个层面的规定。
由于不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层次差别，引起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并影响到 所建立的以公有制名义的国有企业。我们对国有企业矛盾的分析，也将由此而展开。
公有制是人性升华的体现
马克思在论证了公有制形成的必然性之后写道：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 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①
他这里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明显地是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我们对上述两种 私有制进行区分之后，又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两种不同的公有制混同了，一种是 “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即“共同占有”的公有制，一种是排斥个人所有权的“公有制 ”。
正是这种排斥个人所有权的公有制，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形式，而且受 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并将之与前一种公有制混同一起批判。
这里，我们还是先从理论上探讨前一种公有制，即“个人所有制”的占有形式和制度。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攻击公有制的基本依据，就是所谓“人性自私论”，并以人是动 物，动物都是自私利己的，为了利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人只 关心自己的利益，对他人，对公众的利益则不感兴趣。私有制是人类惟一的所有制，只有在 明确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公有制抹煞个人权利和利益 ，片面强调对公的义务，从而抑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不能发展生产力，不能提高效益。
我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苏联模式”公有制的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 ，他们将这种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公有制，或公有制的初级形式等同于公有制的一般形式，不 顾马克思说的“个人所有制”的展开的公有制，则是错误的。更为重要的，就是他们引以为 据的“人性自私论”本身就是片面的。
人类是特殊的动物，人性中当然包括动物的一般性，《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卷》中给 “动物”下的定义为
生物的一大类，指能自由运动、异养（即以其他生物为食）的真核生物。
“人类”的定义为
人类也是动物界的成员，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
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作为特殊的动物，也具有动物的一般性。当我们从社会科学，从 政治经济学来探讨人性时，也不应否认人身上所具有的动物一般性，但不能以动物的一般性 来规定人性，或把人性等同于动物一般性。
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以人的动物性来论证人是自然的产物，批驳“上帝造人”说， 这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也可以说，明确人的动物性，是对一直困惑着人类的最基本问题 ——人是什么——的一个关键性认识。从图腾到神，从多神到上帝这人化的——神，都是人 认识自己的必要环节。中国古人已将“天命”视为人的根据，这是超过“上帝造人”说的一 种观念，已接近将人规定为自然产物，但由于集权官僚制将“天命观”作为统治的基础，因 而中国两千多年关于人是什么的认识是停止不前的。欧洲的启蒙学者曾试图用中国人的“天 命观”来批驳“上帝造人”说，但他们也发现“天命观”在逻辑上的空泛，于是就借助刚刚 发展的自然科学。当他们将人归于自然，归于动物时，遭到教会的打击，“人是动物”这个 命题，几百年后才得以公开传播。
也正是认识到“人是动物”，进而才有对人在动物界中特殊性的探讨。启蒙学者认为， 人的特殊性就是理性，以理性认知和把握人的动物性存在，要突破宗教和封建制度的束缚， 强调个性自由，明确地以理性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认为，人以理智的行为生产，占有物质 财富，并享用它们，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是 自然的。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强调个体自由时，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对此，他们 主张以理性来制订契约或以伦理、国家等来调节制约。
在一定意义上说，启蒙思想家虽然总的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但由于这时的资产阶级 还处创业阶段，仍在从事劳动和经营管理，启蒙思想家对人的个性自由及私有物质财富的论 证，还是以人的劳动为基本依据的，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是一致的 。启蒙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个人主义这个命题，其中劳动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 还统一着。在一部分人那里财富占有与劳动相脱离的倾向，即只要能用非劳动的方式占有物 质财富，就采用这种方式，并认为这是人性所要求的。正是这种倾向，演化为系统的资本主 义，到现代，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以人性自私论证经济关系和制度的依据。不过，当 他们论证本国的经济问题时，往往还要提到自私与利他的关系，即重复斯密“经济人”的思 想，但在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时，则片面强调人的自私性，并把国有企业说成 是违背人性的“经济怪物”。
在启蒙思想家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强调个人主义的劳动一面，这主要由代表中下层 的卢梭等人提出，后来，这种倾向经早期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就演化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从个人主义分化出来，并且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资本 主义所坚持并强化的是私有财产一面，社会主义所坚持并强化的是劳动一面；资本主义突出 的是私有财产作为资本而增殖，社会主义则突出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统一；资本主义是资本所 有者意识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则是劳动者意识的集中体现。二者都是对个人主义的否定， 但同时又都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个人主义。
马克思是清楚个人与总体关系的，他反复强调对资本关系的否定，并不是否定和排斥个 人利益与权利，而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保证和实现个人作为劳动者的利益与权利，所要排 斥和克服的，只是那种由非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并主导社会生产的经济关系。新制度中的所 有个体人，都是劳动者，都以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并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剩余劳动创造的生 产资料。因此，他称这种新制度为“共产主义”。前面我们所引马克思关于“公有制”和“ 个人所有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虽然因是预见性的，因而不可能具体，但其基本观点和原则是明确 的，对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制度化有着指导意义。然而，苏联和中国在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后 建立公有制经济的时候，却都忽略或有意排斥了个人权利和利益，在以“苏联模式”为依据 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片面强调总体利益——这又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出现。而以这种观 点建立的国有企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由此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攻击的重点。
当片面强调总体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遭遇片面强调个体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批判时，我们并不想为这样的社会主义辩护，但我们也不能因它的片面性就认可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
这里，有必要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深入探讨公有制与人性的关系。我的观点正如 本节标题所示：公有制是人性升华的体现。
不论启蒙学者，还是现代资本主义思想家，在论证人性时，都以人性与动物性的联系或 差异来定义，似乎只要找到人性与动物性同一或区别，就是规定人性。因此，他们所说的人 性是静态的。
对人性的规定，不仅是要探讨人与动物的关系，这只是问题的第一步，或者说是从外在 关系上的规定。它是必要的，但不是问题的核心和主体内容。
规定人性的根据，是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存在，首先也是基本的，就是生命的存在， 看起来一个个独立的人是相互外在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但他们又都是构成一个生命机体的 细胞。机体不是各个独立的细胞简单的拼合，而是按照遗传基因生成并系统联系着的。人类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机体，是按照遗传和生存原则有机组合起来的。因此，人的生命存在 就是他的社会存在。个人的意识可以设想、幻想他能够脱离社会总体，这是人与细胞的差别 ，但他的生命，恰恰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存在。个体人由社会而生，由社会而成长，在社会 中死亡，但社会总体却在各个个体人的生、长、亡的过程中，保持其生命发展。
规定人性的核心，是对人本质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从人生及其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对 人性的系统探讨，是主体内容。这是内在的规定。而人生及其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是不断发 展的，因此，人性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升华的。
“人性升华”这个提法，是我在《辩证历史》①中首次提出的，其根据，则是对马克思 人道主义的系统研究②和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思考。
人性的出发点或核心，是人的本质，或者说，人性是人本质的展开。人的本质由劳动、 需要、交往、意识四要素构成，其中，劳动是第一，也是核心要素，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改造 自然物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劳动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并由劳动而交往，形成社会 。人类社会存在于劳动的基础上，并围绕劳动这个核心而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形成交往和意 识。在劳动过程中，需要、交往和意识有机地联系，并由此形成丰富多彩、复杂万变的社会 生活。劳动在以这三要素为条件的同时，也受它们的制约。
劳动、需要、交往、意识这四要素的内在统一，构成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的社会存在的 基本矛盾的规定。明确劳动的核心地位，是规定人本质的关键。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社会之 所以能够发展，都取决于劳动与其他三要素的相互作用。人性是人本质的展开和直接体现。 人本质中的四要素，也就是规定人性的基本依据。人本质因劳动与其他三要素的矛盾而不断 发展着，人性升华也以劳动为依据。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劳动的核心地位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一部分人利用其在 交往中的特殊地位，而脱离劳动，以其意识控制交往的各关键环节，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 动产品以满足自己无限增长的需要——其中绝大部分已非生存的需要，而是虚荣、霸道、奢 侈的需要。劳动者本来应有的社会主体地位被排挤，他们的劳动首先不是按照自己意识支配 满足自己需要，而是受在交往关系居统治地位的非劳动者意识的支配，并满足非劳动者的需 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非劳动者用来维护其在交往关系中的统治地位的需要，由此，劳 动被异化，劳动生产物被非劳动者所有，并据此来继续控制、支配劳动者。
人本质的发展，人性的升华，就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从而导致交往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劳动是创造性活动，素质提高了的 劳动者不仅增强了其劳动的技能，而且增强了其主体意识，他们要求与自己劳动相统一的利 益，而对人生和社会关系意识的提高，又使他们逐步明确那些控制交往关键环节的人，不仅 是非劳动者，而且对生产和生活都起干扰和阻碍作用。劳动者完全可以在劳动基础上进行交 往，消除社会交往各环节上这些非劳动者的控制，是劳动者利益的要求，也是人自由发展的 必要条件。而原来以“专业”技能控制交往环节的不劳动者，也具有劳动能力，应该也能够 成为劳动者。
社会的发展，由此集中表现为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矛盾，表现为交往关系的演变。也正 是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在人本质中的核心得以强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逐渐明确。人性也就 在这过程中得以升华。
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人性是在其动物一般性基础上对人的特殊性的规定，这种特殊性首 要的一条，就是劳动，由劳动满足需要，而非靠自然界的“恩赐”满足需要；由劳动而交往 ，由劳动和交往而产生意识。因此，人性就表现为社会性、创造性和思想性。
针对人性自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 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惟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 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 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 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 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 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 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①
一个个人可以宣称他是“纯粹自私”的，也可以宣称他是“毫不利己”的，但是他们毕 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关系，他们就是社会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他有意识，可以主观上宣 布脱离机体，但如果离开了这个机体，也就不能存活。
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 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着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 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 历史决定的。①
人性是历史的、现实的人生存和发展属性的规定，并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一 个人可以自私自利，甚至可以祸害他人，但这是他的价值观，而非对人性的规定。那些自私 自利的人，恰恰证明了人的社会性：他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表现其自私自利，特别是 那些靠剥削别人而生存的人，正是利用社会交往中的关键性环节，才能发挥其作用，达到其 目的。
自古以来，就有关于人性善与恶的论争。这在中国战国时孟轲与荀况那里得到突出的表 现。而抑恶扬善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课题。人性之善与恶，在不同时代，有其特殊 表现，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善就是能考虑他人和总体利益，并能帮助他人；恶则是不顾他 人和总体利益，而且以祸害他人来满足自己。
综合起来，从善与恶的角度对人性的规定，实际上有些文不对题，善和恶都是对个体人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规定，而非人性规定。但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又是人性的表现，它们 反映出由于人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可以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生存态度，并以不同方式对待他人 。人性升华，就是要在明确人的本质的前提下，规定个体与总体，个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 人是有生命的动物，有其个体性，当然要对自己的生存有所意识，并要为这种生存而行为。 当个体人意识其存在的利益时，实际上也就是在意识社会，也只有从社会中才能获得自己的 利益。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社会，是以自己的劳动参与社会交往，还是利用交往的环节， 不劳动但获取利益。
将自私或对本人利益的获取孤立起来，不顾其社会性，并由此说“人性是自私”的，起 码在逻辑上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个体性与总体性的统一，才是规定人性的出发点。
人性的升华，就是逐步克服因动物一般性中的野蛮成份——为了自己不顾他人，甚至可 以任意损害他人——在人性中的比重，这种野蛮成份的社会表现，就是原始社会中的“人吃 人”，就是阶级社会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特别是对多数劳动者意志和 行为的支配。
人性的升华，就是逐步提升人本质中劳动这一要素的作用，提升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 地位，由劳动而主导交往，使交往服从劳动及其对需要的满足，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消除少 数人奢侈、虚荣的需要，从而减少对自然界的破坏，在保持社会合谐的同时，保持人与自然 的合谐。
当人类已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不仅劳动者素质技能大为提高，而且社会相互交往也更为 广泛、频繁。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突出劳动的作用，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消除那 些利用交往环节不劳而获者的存在，就成了人性进一步升华的关键。资本私有制就是利用社 会交往中的各环节，由不劳动者掌握资源，控制劳动者及其生产过程的制度，它已成为人性 升华的障碍。为此，变革资本私有制，在明确劳动者对其劳动力所有权的基础上，保证他们 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并将由这两个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交给所有权主体选举并监督的 社会机构行使，即建立“公(的占)有制”，也就成为人性升华的必要社会条件。
这样的公有制，不仅肯定并保证了劳动者个人的基本权利与利益，而且将其作为社会的 根本性权利，使劳动者的个人主义得以实现；但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又不能分散 地、单独地行使他们的所有权，必须联合起来，由某一社会机构在总体上行使所有权所派生 的占有权，进而再由这一机构选聘经营权的行使者；所有权所派生的收益权、处置权、监督 权、管理权等，也要通过所有权主体选举的机构来行使。这就是公(的占)有制的主要内容， 正是通过这样的权利体系，劳动的核心作用，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才能体现，同时又使之可以 控制那些处于交往环节的机构中的个人，使之不能变成控制者，而是作为劳动者来行使其社 会职能。由此而促进人性升华。
国家资本：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阶段
当读过以上对公有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证之后，有的读者不免会说：这些都是关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变革之后的事，但怎么看中国呢?中国并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不是 先“补”这一课，然后再谈社会主义，再谈公有制?
这种“补课”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是盛行，而且，持此论者并不必反对马克思主 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可以明确地说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才得出这种结论的，马克 思的一段话，被他们作为主要的论据，这段话是：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①
受苏联教科书影响，中国的思想界已全面接受了以“生产力决定论”为基础的关于社 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观点，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这“五大社会形态”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五大阶段。而且，其各阶段的生产力都有定数，只有 突破这个定数，生产关系才能改变。由这种观点主导的思维，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中国是否应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怀疑。早在五六十年代，这种怀疑就出现了，并以“先进生产关系与 落后生产力”的矛盾予以界说。但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可 以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基础的生产关系能否称得上先进?
这些疑问，到80年代初就演化成“补课论”。它实际上成了20余年来的一个主要思想潮 流，虽说仍在形式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内容上却在补资本主义的课。前述“私有化 ”思潮就是其突出表现。一些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50年代中国生 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建立国有企业，正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矛盾的集中体 现，因此，国有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必须退回到私有制，才能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统一。
对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是应当做进一 步的反思和探讨的，特别是应从人本质和人性、劳动者素质技能等前导范畴进一步规定生产 力，而不应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并把它视为历史的终极原因。①对此，马 克思本人在早年曾有探讨，后来，到19世纪末恩格斯针对已显露苗头的“唯生产力论”，又 从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作用进行了补充论证。然而，苏联教科书一脉的“马克思主义”，却 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一脉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在不同的层面固守“唯生产力论”。后 者是在制度变革层面，总以为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够，不能进行制度变革；前者则在制度变革 ——这种变革就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最有力批驳——之后，忽视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制度 和变革体制，片面与资本主义国家竞比生产力发展。而“补课论”则是退回后者思维的典型 表现。
生产力作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表现，是要有其物质体现的，如生产工具的变化，以 及产品品种、质量等，由此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必要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 会影响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实质又是劳动者地位的社会形式，生产力的提高，实 质上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又与其社会地位统一着。 劳动者社会地位受其素质技能的制约，但也能促进或抑制其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
片面强调生产力发展，而且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素质技能相脱节，由此而判断该不该 进行变革，就会造成这种局面：由于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量化程度，是不 可能先验地界定的，可以说，它只能容纳九，也可以说它容纳九十九或九百九十九……，而 且更具体的指标谁也说不准，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 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也只有在质的分析上有其意义，就像黑格尔所说 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句格言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具有方 法论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的社会变革中，却不能机械地套用，否则，就会为一切不思变革 ，甚至保守旧制度、旧体制的人提供依据。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俄国和中国发动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社会变革，就在于他们能 够辩证地、具体地分析现实的社会经济矛盾，而非机械地套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论断。按他们当时及后来的反对者们的说法，这两个大而且贫穷的国家，工业生产方式还 刚刚起步，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 。但他们硬是要“违背规律”，不仅搞了革命，还要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其错误是可想而 知的，也一定要受“规律”的惩罚。在做这种论断的时候，一些人以又会对列宁作“一分为 二”的评价，他虽然搞了革命，但后来又搞了“新经济政策”，主张“国家资本主义”，甚 至——按这些评论家的观点，——还会进一步搞类似苏联或中国在20世纪末所搞的“改革” ，他们也据这种猜测而把“改革”的理论依据放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上。而对毛泽东， 则毫不客气地彻底批判：这位被崇拜者歌颂为“大救星”的人，在这些曾经崇拜过他的评论 家的笔下，已成了“大灾星”。
还有一些更为彻底的“生产力代表者”，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做了类似《反三国演义》 式的评判：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由掌权者全面控制和主导，从末代皇帝溥仪生父载沣到以 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再到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主张发展生产力的，是 正；而孙文、陈独秀、毛泽东，则都是主张革命的，革命就是动乱，就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因此是反。这一正一反的矛盾演化，居然会由代表“流氓无产者”的毛泽东夺取了政权，从 而中国也就陷入生产力发展的停顿期，特别是毛泽东，掌了权还不甘心，还要“继续革命” ，结果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
他们认为，毛泽东及其为首的一派共产党人，还有一大错误，就是在中国建起公有制， 大搞国有企业，阻止了私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这如此多的国有企业，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大 包袱，尤其是它几十年所“养”的数以亿计的“懒汉”(一些人一直说国有企业就是“养懒 汉”的)，既无竞争心，又无技能可供“配置”，让人头痛!可以用“零出售”的办法将国有 企业的厂房、设备“私有化”给精英经营者，但却不能把这些“懒虫”扔到地球外边去，成 了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障碍!
听这些高论，真让人心旷神怡。如果是某外星人跑到地球考察，回去向本星人汇报其心 得，我们自不必多嘴反驳。但这高论又是和我们同处一个中国，甚至共同呼吸北京这极度污 染空气的人，也就不能不迫使我们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矛盾，对国有企业进行反思。
自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建立集权官僚制，实行小农经济，延续至20世纪初，其间是有战乱 和朝廷更替，但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未变，社会制度性质未变。正是因此，劳动者素质技能 没有明显提高，生产力也无实质性发展。而古代比中国落后的欧洲，却因路德的宗教改革， 及其后的“文艺复兴”，形成了个人主义，与之同时，封建领主为争霸权实行重商主义政策 ，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再有启蒙运动批判“上帝造人说”，为积累起来的资本转向产业开道 ，并引发革命，造就了资本制度和机器化大生产。资本增殖需要向外扩张，中国也不可避免 地成为其扩张的对象。时下人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 来就开始了。中国自身没有产生工业资本，但资本不可能容许在地球上有那么大一个国家， 那么多人口在它的控制之外。
由西欧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向全球扩张的同时，冲击着旧的农业文明及相应的 经济社会关系。对中国来说，被迫接受外来资本的以武力开路的扩张，是一种挑战，也是一 场危机，变成殖民地的危险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与满清王朝的消极抵抗——抵抗不住就 屈服——相反，康有为、孙文等进步分子主张学习西方人的制度、文化，由此而强国富民。 然而，已经步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列强，是不会容许在世界的东方发展出一个同样的资本 强国作为对手的，它们所需要的，只是为其搜刮资源和开拓市场的代理人。适合这一要求的 ，并非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而是由李鸿章、张之洞开创的官僚资本集团，袁世凯、蒋介石 是他们的继承者。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自由资本之所以不能发展，就在于外国列强直接或通 过官僚资本的压制。而被今天一些以“唯生产力论”者所称道的洋务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 ”；及载沣“立宪改制”、袁世凯的“改革”，蒋介石的“发展经济”，实际不过是官僚资 本的存在方式。他们当政时所开的矿山，修的铁路、码头，办的军工厂等等，都是服从一个 目的：为外国资本输出资源、开通市场，在这过程中赚取作为买办的“回扣”和佣金，养军 队、压民众、固统治。其大路数，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者，儒家道统也，官 僚制度之理论基础也!以为西方资本财团做代理，利用西方先进技术(首先是军火技术)来维 护官僚阶级或某集团的统治；官僚资本化，资本官僚化，但绝对不放弃专制，坚决阻止民主 ，严格压制自由。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在中国几十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就 是阻抑了自由资本的发展，这是符合西方列强要求的，又是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样发展?
任由官僚资本统治下去，保持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从属地位，甘当“外围” 吗?这样做，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为东方的巴西、阿根廷。
不知现在那些推崇李鸿章、载沣、袁世凯、蒋介石路线的人，是否想过这样的结果。或 许他们想过，但他们的理想恰是如此。
但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却不这样想，他们要的是 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自由资本的势力太弱，革命只能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这个观点， 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创造性贡献，是辩证法的结晶，当他以辩证思维将这个观点付诸实践 ，发动并组织民众的大联合，以武装革命反抗并推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立即将革命 的重点转向工业化。
由中国共产党专政并实施的工业化，只能采取国家资本的形式。
现在一些“事后诸葛亮”常说：新中国成立后，就应发展私有资本，实行“市场经济”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路根本不可能产生，不仅外国资本财团在严密封锁，而且 国内那些被官僚资本压迫得破败不堪的弱小私有资本，哪有能力和胆量承担中国工业化这一 重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革命和新政权核心的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是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所领导的队伍，主体是农民和工人。新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以共 产党的纲领为路线，这就形成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国家资本。
5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初级形式，或者说是成熟社会主义制度 的准备阶段，虽然共产党的领导人自50年代中期以后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其初级形 式并不因为这种宣布而完结。
与之相应，作为工业化主体和主导的国有企业，也被称之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 最高形式”。
这些都妨碍了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上的不准确，却不等于它们不能发展 。虽然不准确的认识会导致不适宜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从而影响了它的正常发展。
直到今天，不论维护还是反对国有企业的人，还都重复50年代官方关于其性质的认识。 如果说当时不准确的认识造成其内在缺陷的话，那么现在依然坚持(或者不想反思)这种认识 ，则会在根本上制约已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建立并发展的国有企业，其性质就是国家资本，它与私有资本的区 别在于是“国有”的；它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于不是属于官僚个人，也不是由少数大官僚控 制的，而是由国家机器所有并控制的；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区 别在于，所有权实际上不属于劳动者个人。
国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所有制，自资本产生以来，国有资本先是在西方国家出现，比如 法国重农主义时期、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都曾以国家资本来主导工业革命，后来又 都相继以“出卖”、“处理”方式转化私人资本。国家资本的性质，取决于其国家的性质。 中国0年代以后形成的国家资本，与苏联20年代以后形成的国家资本，是代表劳动群众的社 会主义国家所建立并控制的，与法、日等国由当时的封建主义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家资本相 比，区别就在这里。相应的，与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由社会民主党主持建立的国家资本的区别 ，也在其国家性质上。
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国家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初级阶段的形式。它并不是什 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矛盾 演化的必然。
作为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国家资本的缺陷是明显的，但也正是这有缺陷的国家资本及其 体现的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导和主干。
到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缺陷日益突出，其实质是国家资本的历史作用已经终结，应在 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辩证的否定，是在承认和坚持已有成果基础上 的发展，是历史的前进。
然而，一些从美国学了所谓“市场经济理论”的人，自以为成了“经济规律”的化身， 针对国家资本及其企业发展到晚期的明显缺陷，就从根本上否认它的必然性，甚至退到20世 纪初，按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设计已经过去的历史，或者根本不顾历史，只凭数学 演算来规划“改革”。他们并不能规定国有企业的特殊制度性质，只是简单地按官方的宣传 称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以其缺陷为由，宣布社会主义已经死亡——更为彻底的说法 是不该出生，既然它的出生就是违犯“规律”的，那么如何处置它就都是合理的——应该从 零开始，将它“化”为私有。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很大度的：你孙文、你陈独秀、你毛泽东不 是以革命毁掉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大业吗，没关系，我们从头来，“告别革命”，在国有 企业的废墟上建立“市场经济”的天堂。
然而，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真的能建立起纯私人所有的企业，并充分自由竞争吗 ?
五 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化
的主导和主干
不论人们怎样评价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国家资本及其表现的国有企业，这已是一个不可 更改的事实：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从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就是在国家资 本及国有企业的主导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主干。
那些借国有企业在20世纪末表现出来的弊端，特别是它在受到严重扭曲和干扰下出现的 亏损等现象，来指责公有制，指责社会主义的观点，除了其所依从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之 外，实则是在替国内某种社会势力代言——自由主义已成了他们的工具，就像儒家道统乃至 宗教、算命、看相都是他们的工具一样。
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攻击，离不开对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攻击。在某些文人笔下 ，中国革命无非素质低下的“流氓无产者”的胡闹，它不仅对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于是，他们大声号召：“告别革命!”
更有人做此逻辑推论：中国的工业化只能由政治上占正统地位的官僚们领导，先是李鸿 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运动”，再是载沣等人的“宪政改革”，进而是袁世凯、蒋介石的 官僚资本。
我们不想跟这些人过多纠缠，只是从蒋介石集团的性质及所做所为来判断官僚资本的路 数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蒋氏及宋、孔、陈“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完全是以 其政治专制为依托的，而其政治专制，又是以美国大资本财团为靠山的，他们的官僚资本， 无非美国大资本财团在中国的买办、代理。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今日中国，应为美国大资 本“中心”最大的“外围”国家，南美诸国均得向后站。
有人以台湾今日之“繁荣”来推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共产党，全中国今天也像台湾一 样繁荣。这种说法连起码的历史和地理、人口知识都不顾了。台湾作为美国大资本财团设在 远东的一艘“不沉没的航空舰”，是对抗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它的经济， 完全是在美国资本财团的扶植下存在的，更有蒋介石集团从大陆带过去的几乎全部黄金储备 和外汇。就是这样，在80年代以前，台湾经济并没有什么“繁荣”。只是近20年，随大陆“ 改革开放”，台湾的特殊地位及其内部政治的变化，使它成了双重的“经济特区”：一是美 国大资本财团设立在远东为了抑制中国的“特区”，为此，它必须给台湾以各种优惠政策； 二是中国大陆为了“改革开放”对台湾资本的各种优惠。正如中国内地某些“特区”可以在 政策优惠下，特别是受政治控制的资金支持下，迅速地“发展”一样，台湾经济“发达”的 原因，可以得到说明。
这里，必须强调的另一点是，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化，使其后来的官僚资本主导经济的格 局发生了变化，不然，它的“繁荣”也是不可能的。
即令从统计指标上看，今天台湾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大陆，但其经济结构，特 别是产业结构，依然是“加工贸易型”的，并没有形成支柱性的工业结构。如果真的像“台 独”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台湾宣布独立，并与大陆对抗，美国也不再支持它的话，台湾的经 济结构立即就会垮下来。
这话说得有些远了，但为了回应“告别革命”论者，又不能不说。下面，再说本题。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这不仅表现 于最初的国有企业都是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基础上形成的，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以“独立自 主，艰苦奋斗”来实现工业化的决心和路线上。正是基于这个路线，建国之初的工业发展战 略集中体现为：一、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实行进口替代；二、优先发展重工业；三、以备 战和生产力为目标，加快内地工业建设；四、以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是增加资金投入和组织劳动力；五、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援为辅。
这样的发展战略，只能由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为主干与主导才能实施。当今天我们说， 50年代初的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时，必须充分考虑当时的国家机器，是高效、廉洁的，并得 到了大多人民群众支持的，这是一个重要内在条件。国有企业的第一步，就是对官僚资本企 业的没收，以及原来解放区兴建的公营企业(比重要小)。这是新政府以政治手段转变其所有 权达到的，这样，建政之初国家资本在金融、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就占主导地位。1949年 ，工业领域的国有(营)企业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为：发电机容量占73％，煤炭占70％， 铁占60％，钢占90％，水泥占60％，工作母机占50％，纱锭占43％。综合起来算，国有经济 在工业中约占50％。至于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有经济则占绝对优势。①
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这是政治行为，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但由于旧 中国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官僚资本主要是维护集权官僚专制的买办性企业，起不到工业化 主导和主干的作用，因此，当新政权将其转化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时，只是改变了其政治 属性和所有制性质，它仍不足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必须由新政权动员和集聚全中国的剩余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迅速建立起能够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工业企业体系。
从1949年到1957年，新政权以其廉洁、高效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通过税收聚敛了全 国的剩余劳动价值，从财政投资，建立了一批主干性国有企业，在技术上则接受了苏联和东 欧国家的支援。其中，苏联援助建设了156个项目，并每年派遣数百名专家来华指导，同时 接受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去苏联培训。这156个项目，加上与之配套的140多个项目， 构成“一五计划”基本建设的中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这些项目，主要是钢铁、 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军工、煤炭、石油、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项目，少数是纺织、轻工 、食品工业和广播电信工程项目。由此构成了新中国的初级工业体系。此外，民主德国、捷 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也在50年代与中国签订了引进成套设 备建设项目116项，完成和基本完成108项。这也是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这些援助都充分体现了“国际主义”原则，这些援 建项目，不仅提供机器设备，而且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收集设计资料、设计、指导建筑 、安装设备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制造出厂，都给予全面、系统的帮助。截至1959年， 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共获得4000多项技术资料，而且是不按专利购买，只付复制资料的成本费 。
这种情况，与80年代以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技术专利和成套设备时，所受的欺骗 、高价盘剥、技术保守和刁难，以至大量高价购买的设备不能使用等现象相比，成鲜明对照 。
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即令中国的资产阶级真心要实现工业化，在向外国资本大财团 购买设备和技术时，不仅要付相当高的价钱，更重要的是根本不可能买来中国工业化所需要 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一五”期间，是中国国有企业加速度发展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8％，其 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使钢材自给率达到86％ 。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2％，12个主要工业部的产业成本降低29％ 。一个初级的工业系统基本建成。
如果说在“一五”期间国有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投资，那“一五”以后，由于企业 已进入再生产，因此其扩建和技术改造等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企业自身的积累，而且 国家还以所有者的身份，计划使用各企业的利税，以及建新企业。当然，国家财政对国有企 业的投资依然保持，但不再是惟一或主要资金来源。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成为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间由于指导思想的 失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工农业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 调、财政赤字严重、市场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等，都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 的是，“大跃进”的实质，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速工业化。除全民性的“大炼钢铁”被 后人视为荒唐事而反复强调外，在已建成的工业企业内部，虽然扩大了计划指标，但由于其 技术性较强并有系统管理，因此，还是得到迅速发展。首先，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项目，生 产能力大为提高，中央和地方在各工业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先后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22 00个左右，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产的有1100个，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拖拉机、精 密仪器、有机合成等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第二，工业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7年的33 4.6亿元增至721.8亿元，增长1.16倍，工程技术人员由1957年的17.5万人增加到40多万人， 增长1倍多；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形成规模，并由此提高了广大职工的技能素质；第 四，工业地区布局有了进一步改善；第五，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得以改革。
这些都表明，“大跃进”虽然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但具体到工业的国有企业 ，依然有重大发展，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渡过困难时期，并作为主干企业继续主导工业化进 程。
经过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但1966年的“文 化大革命”又使之受到影响。这十余年的时间内，国有企业的政治性得到进一步表现，但必 须承认，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在坚持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并努力保持和发展国家资本和 国有企业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虽然有政治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特别是 大中型企业还在困难中有较大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苏 联人从60年代初即撤去了其援华专家，并停止了援华项目和技术，因此，这个期间中国国有 企业的发展，主要是“自力更生”，它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是有能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 现工业化的。这里，仅举几项主要工业产量的增长说明这个问题：1976年与1966年相比，钢 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原油8716万吨，增长499％；发电量2 031亿千瓦小时，增长146％；化肥524.4万吨，增长117.7％；水泥4670万吨，增长131.8％ ；机床15.7万台，增长186％；汽车13.52万辆，增长141.9％；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 年为100)，1976年为1274.9。①
正是50至70年代国有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国家资本的积极性基本上发挥完毕，其中的缺陷得以充分表现。如何对国家资本和国有企 业进行改革，已成为其继续发展的主要课题。从70年代末开始，针对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 改革逐步展开。20余年时间内，各种思路和措施的设计与应用，改变了国有企业原有的体制 和发展轨道，但尚未找到真正使之改革并发展的途径。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依然有所发 展，并继续发挥着其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下面，用从1950年至1999年按经济类型分的固 定资产投资说明这一点。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卷第301页，2000年卷168页。
注：“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
如此规模的国有资本，实则“民脂民膏”，是全国劳动者，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艰难创 造，辛苦节俭的结果。国有企业，目前仍占国民经济的主体，但能否保持这个主体地位，发 挥主导作用，将取决于改革及其演化趋势。
国有资本演化的两种可能性：民主的公有制
经济或官僚资本
我相信，一些信奉自由主义者朋友关于“私有化”的设想是真诚的，而且其中也有相当 的人抱着富民强国的良好愿望，起
码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
我也相信，如果真的能像这些朋友们设想的那样，在中国实行彻底的自由的私有资本主 义，并能进行充分的自由竞争，中国经济是能够有所发展的。
然而，咱们不是从零开始。如果中国现在还处于管仲的时代，①也可以沿着欧洲资本主 义发展的路线再走一趟。可是历史已过去两千多年，中国走到了现在，不论喜欢，还是讨厌 ，都只能面对这个现实。而经济上的主要问题又是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的矛盾和演化。
现在国有企业面临困境的内在原因，是国家资本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它的局限与弊端 不再适应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国有资本不应当再存在下去了。这是经 济矛盾发展的结果。但朝哪个方向演化，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 通过改革，达到更高一阶段民主法制的公有制经济；二是由少数以权谋私者按“私有化”的 思维，将国有资本变为官僚资本。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即中国社会经济矛盾中的两大势力：社会主 义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②
社会主义势力是劳动者利益的集中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 始，在长达80余年的历史上，社会主义者联合并带领广大劳动群众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斗争 ，夺取政权，建设初级的公有制(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由此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 技能及其生产力。
这是中国的新势力。它的群众基础，在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农民。是社会主义运动， 将农民组织成一个阶级。而在长达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下，农民只是主要的劳动者，与官 僚地主阶级相对而言，农民也是阶级的经济存在，或者说，在经济上是一个被统治的阶级。 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农民并不是阶级的存在，他们是被分割、隔离为单个的小生产者；是 一滩散沙，没有政治组织，也没有总体的阶级意识，①所以不能形成阶级势力。社会主义理 论与运动传入中国，并经毛泽东的创造性思维，以之发动、组织民众，虽然不可能将全体农 民都组织为阶级，但可以吸收一部分农民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 。
中国社会主义势力形成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但不能说社会主义势力就是农民势力，而 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参与的，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变革运动所形成的，其先导者是知 识分子，并有少量工人作为骨干。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它坚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因此，是 从属于同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性质上，与古代所出现的农民起义，是具有本质 区别的。也正因此，夺取政权后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势力的统治 地位，并保证其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势力导引而成就的。这体现于劳动者素质技能 的提高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于社会主义势力的构成上。制度上的法律规定，明确表示着 现在的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势力仍占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标志(正如俄国已 改变了这种法律规定，是其社会主义势力处于矛盾次要方面的标志)，其集中的一点，就是 以公有制名义出现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阶级基础，也以原来的以农民为主，转变为以知识 分子、干部、工人为主，他们(及其养育者)已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根本利益论，惟有社 会主义制度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物质和 技术、管理方面，社会主义势力所体现的国家资本仍占主体地位，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体、合 作企业仍在延续；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中，社会主义势力依然存在，并抵制着反社会主义 的各种势力。
当一些人悲观地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已经消失”，或者“已败下阵来”时，我常 以上述论据反驳并宽慰他们。我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我也为近年来社会主义事业 受到的危害而痛心，也担心社会主义势力的主导地位被摧毁，但我更坚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 原则，坚信毛泽东半个多世纪的辩证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作用。也正因此，我认为当国家资本 的历史作用结束，并要“转型”的时候，会转向一个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民主的公有制 经济。
民主的公有制经济，与国家资本的主要区别，就是明确所有权的主体是劳动者：国有企 业，其劳动力所有权属于职工个人，生产资料属于一定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全体公民；合作企 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都属于参加该企业的劳动者。
国家资本向民主的公有制经济转变，包括国有企业和合作股份企业两种形式，前者主要 针对大中企业，后者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国有企业的占有权在职工代表大会和各级国家机构 ，经营权在行使占有权机构选聘的经营者；合作或合作股份企业的占有权在职工代表大会， 经营权在由其推举或选聘的经营者。
国家资本转向民主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势力得以保存和发展的主体方式。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在建立完善内在统一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的过程中，促进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其原 则是以民主促成劳动者的联合。社会主义势力的壮大，就在于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联合的程 度。这里的关键就是民主。国家资本的缺陷，不在于它不是公有的，而在于它的民主程度不 够。民主程度的高低，取决于民即劳动者的权利，而根本的权利是所有权。资本主义社会之 所以有民主，就在于其中劳动者有对其劳动力的所有权，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保证并完善劳 动力所有权，还要明确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此，使民主国家，劳动者控制行使占 有权、监督权、管理权的国家机器，而非由国家机器治民和驭民。
国家资本转向民主的公有制经济，是摆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局限，向更高阶段发展的 惟一途径。
至于自由资本主义者所说的将国家资本变成自由的私人资本，重复斯密200多年前所设 计的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自由竞争，在当前的中国还是空想。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自 由的私人资本势力还相当脆弱，不能构成主导中国发展的势力。它还处于依附的地位，或者 是依附于公有制经济，或者是依附于官僚资本——就像有相当一部分私人资本是借助官员腐 败而形成的一样。
真正能与社会主义势力抗衡，并可以操纵国家资本“转型”方向的，是那些尚未公开， 而且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瞎咋唬”，但却握有实权的官僚资本主义者，以及正准备通过以 权谋私而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者的那些人。两千余年积淀下来的深厚官文化，使全中国弥漫了 官的臭气和毒菌，而不得不保留下来的行政官僚体制，又为官文化侵蚀体制中公职人员，滋 生腐败提供了温床。正是在这个温床上，官僚资本得以滋生。从总人数上说，官僚资本主义 者并不多，现在已经成形的官僚资本量也不大(起码在官方统计上很难显示)，但其能量却是 巨大的，它通过控制党政机构的一些关键环节，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官僚集权 和资本垄断贯注于决策，借改革之名，以官僚资本来取代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是对旧官僚资本的否定，从形式上看，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是最为接近的。官 僚资本也要通过国家机器来形成并发展和作用，国家资本也要由官员来行使其权能。不同的 只是谁人掌握国家机器。毛泽东等社会主义者掌国家政权，并力求贯彻社会主义原则时，国 家资本才能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国家机关来聚敛全国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投资并发展国家资本，而国有企业自身的增殖也是其中主要内容。一旦非社会主义者 掌握了国家机器或其中个别环节，则可以很顺当地利用国家机器，将国家资本变成其本人私 有或受其控制的官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官僚资本也会以国家资本的名义出现，是官僚 为其个人利益利用政治权力控制的“国家资本”。从李鸿章到北洋军阀到蒋介石，都曾兴办 和操纵“官办”企业，它们实际上是被少数官僚控制，并用于巩固自家统治的，与以其私人 名义所有的资本实质是一致的。
官僚资本这股势力，在所有处于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都是潜在的，一旦时机适宜， 就会显现出来，这在苏联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联模式”在经济上可以说是国家资本的典型 ，而其“休克”后转向官僚资本，也是典范。对“苏联模式”中潜在的官僚资本势力及其上 升为主导势力的危险，毛泽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预见到了，他由此而对中国的国家资 本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虽然不成功，但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抵制国家资 本的迅速官僚资本化提供了条件，“私有化”论者指责的“保守势力”，其中就包括这个因 素。然而，消极的抵制只能延缓官僚资本化的进程，却不能“保守”这已经失去历史作用的 国家资本，——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在改变了外部环境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效益愈 来愈差，“事实胜于雄辩”，官僚资本势力正在以千方百计“搞垮”国有企业的方式，来与 “保守势力”论战着：如此效益低下的烂摊子，不“私有化”行么?也正是国有企业效益的 下降，以至亏损、破产，成为少数以权谋私者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通过“私有化”论者， 他们在传播这样的观念：只要国有企业从国家资本转变为官僚资本，就能搞活，就能增加效 益。
这是一个神话。
以权谋私者并不因为从国家资本的控制者变成官僚资本的所有者就提升了素质和能力。 90年代的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曾以“股份制改造”等方式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但他们的能 力，除侵吞国有资产和处理职工“下岗”、“买断工龄”等方面，在经营上并无长进，最后 以卖设备、卖地皮捞取一笔钱财了事。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不同，它不是通过经营和竞争形 成的，而是利用政治权力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其所有者只能以政治权力来控制和维系经营 ，才能谋取利润，而这利润又主要用于巩固其政治权力，因此，官僚资本从本质上说，既不 能改进经营方式，也不利于自由竞争，它与市场经济(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相悖的。
官僚资本的作用，无非两个：在国内，通过对经济的垄断来维系官僚体制；在国外，为 大资本财团的垄断充做代理人。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对中国民族产业(不论公有制还是私 有制的)的抑制。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私有资本，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在官僚资本 的统治下形成的。
官僚资本取代国家资本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那真是中华民族的灾 难。但同时也应看到，阻抑和消除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势力的发 展。这两种势力的对立与斗争，集中于如何对待国家资本上。如果社会主义势力依然坚持国 家资本，不对之进行由民主导引的所有权改革，那么，社会主义势力就会在停滞中丧失对国 有企业的控制，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则会充分地利用各种时机，实用主义地控制国有企业， 或变其为私有，或保持其“国有”的名义，但实际上成为他们本人或小集团的私产，进而以 此来维系其政治权力。
话说到这里，集中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势力要在改革中发展，不仅在体制上要改革，理 论上也要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国家资本转化为民主的公有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