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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映西:给长平先生上一课

[!--writer--]  2013-05-01 16:00:00  [!--befrom--]

给长平先生上一课

卢映西


最近,重庆医科大学在校内树起了一座毛泽东塑像。这本来是件顺应民心民意的文化盛事,但著名评论家长平先生很不满意,“上纲上线”地罗列了许多不是。

首先,长平先生否认为领袖塑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建领袖塑像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便现在还有所保留,还偶有所建,也未见得就成了文化传统。”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放眼世界,各民族的领袖塑像数不胜数,不知道为什么像长平先生这样推崇“普世价值”的人物,偏偏对这“普世”的文化传统视而不见?

接着,长平先生笔锋一转,硬把新塑像和文革时期的旧塑像联系在一起,来个“深揭狠批”:“领袖塑像的寓意,与其说是‘激起学子们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如说是政治挂帅,学术让步,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传统理念的彻底否定。”呵呵,此塑像非彼塑像,这是小孩都看得出来的事情,长平先生却陶醉于“关公战秦琼”的兴奋中毫不自知。须知,今天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完全是自发的,正是“自由之思想”的一部分。假如长平先生真有“独立之精神”,最多也只能代表你自己。确实,到现在还像文革大字报那样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是够“独立”的。

最后,长平先生语重心长地教训说:“想必重庆医大的领导也明白,自己学校的专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要弥补这个差距,既需要有对民族精英的敬仰和爱国热情,更需要有独立的学术精神。”原来长平先生还是一位万能先生,居然认为自己有资格跟医大的领导谈专业问题,那我们就要看看他对医疗卫生事业到底“明白”多少!

在此,引用别的材料怕长平先生不服气,故只引号称“休克疗法之父”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的说法:

“1949年,中国人民的预期寿命是41岁,婴儿死亡率(每1000个新生儿童在一年之内死亡的数目)是令人吃惊的195!妇女平均生育6个孩子。到了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的年份),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达到65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2,而总生育率则达到约为3个孩子的水平。这些成功反映了毛时代的几项政策倡议的结果。第一,大规模的医疗卫生运动减少或者消除了几种传染病的传播,这些传染病包括疟疾、钩虫、血吸虫病、霍乱、天花以及瘟疫。第二,中国有‘赤脚医生’这种制度创新,即为农村地区服务的社区医生,他们要接受一些基本的医学服务(包括防治传染病)培训。第三,基础设施(道路、电力、饮用水以及公共厕所)得到极大的改善,这提高了人们身体健康环境的安全性。第四,农作物产量获得极大地提高,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在绿色革命运动时期引进了一些高产的农作物品种。例如,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谷物产量由1961年的每公顷1.2吨增加到1978年的每公顷2.8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美]萨克斯著,邹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毛泽东对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连萨克斯这样的“右翼”学者都赞不绝口,可见并不比任何医学家逊色。反观市场化改革后的所谓“医改”,实践已证明是基本不成功的。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至今令政府头疼不已,让各方满意的新医改方案仍在费尽周章。在这样的时候,在医科大学校园内建毛泽东塑像,本是实至名归之举,外国学者明白,医大领导明白,老百姓更是明白,只有长平先生非常“独立”地不明白。“做梦也没有想到”,那是因为梦还没醒呢!

选择不明白,当然是长平先生的自由。只是不要再以“启蒙者”自居,高高在上地对别人指指点点。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附:

毛泽东塑像是什么传统

2008年11月07日   南方网  长平  媒体人


做梦也没有想到,全国最高最大的毛泽东塑像矗立在了一所医科大学内,而且前几天刚刚落成。这所学校叫重庆医科大学,这尊塑像连底座高达37.4米,重46吨,耗资约500万元。面对人们的困惑,校方的解释是:“大学校园建设毛主席塑像已是几十年来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能够激起学子们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建领袖塑像是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只要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就是传统吗?显然不是这样。传统首先是一种文化共识,因此才能够超越时间或者历史传承下去。建领袖塑像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便现在还有所保留,还偶有所建,也未见得就成了文化传统。就算它是一个传统,那又是一个什么传统呢?

从年龄上估计,重庆医大的领导们对“文革”应该不陌生,也知道毛泽东塑像的来历。它是地道的“文革”产物。1966年6月,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拆毁了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并要求学校革命委员会在原地建一座毛主席塑像。1967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座毛泽东塑像在此地落成。此举很快风行开来,各地争先恐后地塑像,大多城市和大学都矗立起毛泽东塑像。它和红宝书、毛泽东像章、语录碑一起,成为“文革”中蔚为壮观的特殊风景。

在这道风景的背后,是人为制造的狂热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式的政治,导致民主机制荡然无存,留下十年动乱的巨大灾难。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倒很清醒,他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中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但是在“文革”的历史背景下,此风不仅没有被制止,反而愈演愈烈。“文革”结束之后,人为制造的领袖崇拜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红宝书、毛泽东像章停止发行,各地毛泽东塑像、语录碑也陆续拆除,只有部分地方予以保留。作为一段历史结束而不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象征性行为,是清华大学于1987年8月拆除毛泽东塑像,重新仿建标志性建筑二校门。

众所周知,“文革”中,领袖塑像遍布校园,大学的人文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学生造反,教师挨批,典籍被焚,文物遭毁。重庆也发生了空前惨烈的武斗,平民之间互相厮杀,多少青年学子陈尸街头。如今沙坪坝公园的“文革墓地”里,还埋葬着四百余名当年的武斗死难者。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领袖塑像的寓意,与其说是“激起学子们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如说是政治挂帅,学术让步,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传统理念的彻底否定。用当年的话说,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种伤害至今没有能够治愈,这也是高校管理中广受诟病的行政化、官僚化的根源。

想必重庆医大的领导也明白,自己学校的专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要弥补这个差距,既需要有对民族精英的敬仰和爱国热情,更需要有独立的学术精神。

当年的领袖塑像中,大多数艺术水平并不高。不过,还没有拆除的,作为见证历史的文物保存下来,也有一定的价值。然而,斥巨资去新建一座,而且建成最高最大,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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