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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高梁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高梁在会议上的发言:

高梁:王建写的《改造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关于虚拟经济,王建做了很多研究。我对这方面的理论不太熟悉,但1998年回北京前,我在南方做过两年期货操盘手,这里想从微观操作的角度,谈谈对虚拟经济的看法。

现代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起源于农产品期货,两者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方法应该没有大的区别。期货交易和通常的股票交易,在操作规则上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股票只能先买后卖(做多),期货则也可以先卖后买(做空);二是买股票必须足额付款,买卖期货则只需要交百分之几(我国是5%)的保证金,到交割日再全额付款。这就是“买空卖空”和“以小博大”。大家都知道,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减少大宗同质性商品交易的价格风险。但是,价格风险只有在连续的交易中才能被众多交易当事人分担。规避未来实物交易的价格风险,要以无数的投机交易为前提。“以小博大”是风险的极度放大,在期货市场中多数散户必然是受损者,甚至血本无归,只有极少数人能发财。庄家操纵市场、兴风作浪更是由这个市场制度本质决定的、与生俱来的丑恶面。

所以,在期货市场对某个具体品种的买卖,除了最后交割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外,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交易活动,不过是赌博而已。在股市中,庄家操纵价格必须先大笔买进,然后才可能抛出。而在期货市场,“多方”、“空方”却是真正对垒的两个阵营,价格的被“发现”,完全取决于哪一方能“拍”出多少“保证金”,拼的是资金实力。真刀真枪在期货市场玩的人,最清楚这个市场是怎么“配置资源”的。国外发明炒股票期货的“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得了诺贝尔奖,但揭露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的作品,却没人理睬。

很多人知道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多、空两方杀红了眼,竟玩起了“空手道”。结果刚开张了一年的国债市场就关门了。在这里我想举1996~1997年的海南中商所“965”咖啡事件的例子,这个故事不太出名,但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的咖啡期货是个小品种。我国只有海南产咖啡,当地持有现货的商家多数“做空”。1996年初,大批大陆资金到中商所“做多”,在某个交易日发动。多、空两方经过猛烈交锋,空方资金不敌,被“逼空”。当时国际咖啡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吨1.7万元人民币(期货市场上每手一百公斤,1700元左右),在一周内,965咖啡价格被抬到3500元以上。空方大户没有现货的,眼看要倾家荡产。于是中商所当局规定,允许空头进口咖啡交货。据说那年从越南紧急进口的咖啡,等于中国十年的消费量。多方拿到大批现货咖啡,成了烫手的山芋。在其后将近一年中,这批咖啡货单成了在大户们之间来回传递的“筹码”,利用它呼风唤雨、制造谣言,在后续的咖啡交易中,不断演出“逼空”、“逼多”的好戏,就像荡秋千一样,在999元到四千元之间来回摆动,背后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黑幕故事。到1997年春,证监会终于宣布停止咖啡期货交易,此后不久,中商所关门,全国14家期货交易所只剩下今天的三家。

当时其他多数期货品种也充满了黑幕和丑闻,不再列举。实践说明,在一个投机机制大于正常供需机制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是逆向的,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投机市场是赌场,玩的是零和游戏。你的收益必然是别人的亏损。索罗斯在泰国、马来西亚赚了大钱,在香港和俄罗斯又赔了进去,相应的,泰国、马来西亚必然有不少人赔了,在香港、俄罗斯有不少人赚了。这和作为生产过程延伸的商品流通完全不同。我们不否认期货市场积极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的投机成分,不可能形成商品的增值。我认为,所谓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上是有钱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游戏。

另外,根据期货交易规则,全世界每天两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真正发生的现金流不过是两万亿的百分之几。这不一定准确,是要求教于专家的。

其次,我想顺着王建的话题,谈谈“改造我们的改革理论研究”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一再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了“处理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的关系”),讲了20年了,但三者是什么关系,怎样从我们27年的改革实践,怎样国际经济教训中加以总结?我们的改革理论界似乎很少涉及 这方面的讲座有一部分人尽管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但显然对俄罗斯“一步到位的”转轨十分向往。

1991年苏联解体后,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的“宪政”制度,经济转轨实行“休克疗法”,价格进一步放开,商业银行一步放开,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四年内80%实行了私有化。原来的国际国内市场联系很大一部分被切断,通过官商勾结廉价收购国有企业的私营老板们忙于投机和抽逃资金,无心踏实搞生产,结果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两极分化、群众生活困苦,民主政治一度变成寡头操纵的“金权政治”。国外敌对势力乘机实行战略包围,步步进逼。俄罗斯“休克”十年,只是仰仗国土广袤、资源丰富和原来的军事工业科技的老底子,才没有“长眠不起”,靠着新一届政府“拨乱反正”,加上国际油价高涨,这几年刚缓过劲来。

当初俄国的“青年改革派”不是没有预见到激进改革会带来经济衰退、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但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转轨必要的代价”,实际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的利益,成了“为私有化而私有化”,机械搬用西方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硬套本国实际,实际付出的代价,是十年衰退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丧失。

宏观地看,可以认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牺牲发展和稳定的最高利益、服从所谓“市场化改革”这一次要目标的典型。我国改革走“渐进式”道路,注意直辖市三方面关系,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

经济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更发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过程,改革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基本的边界条件。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改革开放,必须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最高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一度流行的发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场化和全面开放——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世界分工体系”这样的逻辑体系。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参加国际分工当然也有必要,但今天必须更多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的支撑作用。对于中国这个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之所以不能盲目照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理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理由:

第一,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在整体组织水平、科技水平、企业竞争力和市场规范程度性等各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化私有化,过分削弱国家的管理组织能力,放弃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组织、支持和保护作用,就可能成为拉美那样的“弱势国家,涣散社会”,永远处于竞争的下风,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成为“打工经济”或“依附型经济”。这决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第二,长远的发展要领先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科技的发展,既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基础作用,也要依靠政府制定通过前瞻性的经济科技规则,整合国家经济科技资源,资助科技开发,组织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发展规律不同于经济规律,又必须和经济结合,离不开领先政府的引导和组织。

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占了主力地位。对外贸易中57%由三资企业完成。其中,电子业达到92%,机械制造达到70%。外商控制了主要的出口渠道。2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学会通过自己的贸易组织去拓展世界市场,而且把自己的工业组织领导权一步步地送给外国人。中国确实要解决就业这个基本问题,但就业只能通过外国人来组织?这么走下去,中国经济本质上成为打工经济,是外国公司在中国雇用最便宜的劳工,使用中国能源,污染中国环境,向母国提供最便宜的消费品。这不是中国人组织的经济,不是自主自立的经济。

资本主义的发展,尚且有拉美道路和日韩道路之分。本质上看,拉美道路是依附型、殖民地型,日韩式道路是自主型发展。日韩道路,本质上就是技术立国、自立自强。现在一提自主创新,就有人扣帽子:“你们要搞闭关锁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挫,有人幸灾乐祸,说要谨防掉进日韩自主创新的陷阱。它怎么成陷阱了?恰恰是那样才能赢得强国地位。我要问一句:中国是不是永远要服从今天的国际分工?是不是要把过去已有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全部打乱拆散,并入跨国公司,彻底变成打工经济?市场经济最后是不是一定要走到资本主义?对外开放是不是一定要走到殖民地才算彻底,否则就是半拉子工程?

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科技落后导致工业竞争力不足,对外依赖性增强。中央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和增强国家竞争力中心环节”,具有重大意义。什么叫自主创新?首先自己得有主心骨,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自己的企业——不是外国人控股的企业,也不是外国人控制经济权的企业,是中国人控制的企业。现在,全国上下都要搞合资,不合资就是不开放,不改革。合资以后,中国是不是就永远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开放必须是坚持自主权的开放,不是殖民地型的开放。划不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的未来就是拉美式的殖民地型的开放。如果是这样的开放改革,我反对。我个人信奉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开放。

必须强调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强调保持自主的战略追赶态势;注重发展和安全(国防、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单纯依赖“招商引资”的发展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的。

第三,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紧张,这决定我国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必须更多地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注意可持续发展。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从另一面看,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基本导向,必须超越GDP目标。瑞士洛桑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中,对“制度”的优势提出了两个基本定义:第一,系统开放性和系统自主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所有成功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其工业科技的进步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而不是单强调某一方面。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将企业推向市场”和“国家支持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吸收消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企业短期效益和基于科技发展规律长期战略利益的关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国企改革限期完成。先是MBO,老百姓反得厉害,暂停。于是就搞合资,能卖的全卖掉,城市把地皮卖掉,地方把自己的骨干企业卖掉。换得一时的财政收入,一时的减轻政府负担;得到一时的局部利益,丢的是长远的整体利益。

一个招商引资,一个限期国企改制,这两条是地方政绩的硬指标,逼着他去卖家底。前提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产业。政府要少管,那让谁管?让外国人管,把中国的经济命脉奉送给外国人?在利益的驱动下,省以下的骨干企业纷纷出卖,而且是廉价出卖、限期出卖,以卖为荣,就好像谁卖得快谁就升官。

装备制造业有几个例子非常典型: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都是先叫外国人51%控了股。控股后马上把销售渠道拿走,财务拿走,总经济拿走,名为合资,实际上由外方控制。控制后就搞亏损,一个劲儿地亏。零配件一定要进口,高进低出。连年亏损,中方一看没辙,再谈。外方说,股权我全要。我所研究的几个企业,都是三四年的时间,全部玩完。

合资前,这些企业有的是亏的,但也有不亏的。过去亏有几个原因:第一,在装备工业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越来越小。大量进口外国装备,然后合资企业侵占本国市场。装备工业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市场让人家占领,国企能搞好吗?第二,根据统计,多年来国企的平均税务负担是外国企业的两倍。开放初期,外商对中国大陆不了解,为了鼓励人家来投资,搞了一系列税收优惠,现在连续20多年了。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没听说过一个国家是这么干的。这么玩儿是在自杀。第三,一片“国企失败论”,说国企就是搞不好。然后是“吐痰论”,说国企不能搞好,国有经济强大了,计划经济就更没法动了,宁可搞坏以后私有化。这是流氓改革理论。这私折腾了十几年,等于纵容总经理监守自盗,把工厂搞黄了,资不抵债,负资产、零资产。然后说算了,你给评估吧。本来价值一亿的厂子,评估一千万,他先出两百万买下,五年还清。两百万还是贷款,银行居然贷给他。买下以后,再免几年税,这厂子就是他的了。什么叫MBO?不全是这么玩儿的吗?分明就是挖国家的墙脚,贪污腐败。后来MBO不行了,又卖给外国人。地方官一要招商引资,二要国企限期改革,三要丢包袱,还有什么破产政策、国家给财政减免等,动不动就骂国有企业不行,因为制度不好,一定要把国企搞死。

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国家装备工业的中坚骨干、国防安全的支柱,全搞完了怎么办?这样下去,国家政权也就完了。我不知道某些人心中有没有经济发展战略,有没有国家安全?还要不要为国家负责,为历史负责?

所以,我们必须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指导思想,正确规定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保持国家对战略、骨干产业的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本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改革必须以社会稳定作为底线。如果改革的指导思想,不遵照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纵容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听任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公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的立场,蔑视群众呼声,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在积累社会矛盾,甚至可能葬送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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