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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为什么这么多?

作者:风雨如歌   来源:卢克文工作室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北方的一家菜市场里像往常一样,迎来了熙熙攘攘的买菜人群。

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年妇女提着菜篮子,走到一家蔬菜摊位前,中年妇女是这里的常客,双方太熟悉了,很快成交。

中年妇女随即把手伸进口袋,把钱掏了出来,在掏钱的过程中,一张百元美钞不慎掉落,被菜贩子看到。

出于新鲜,菜贩子提出用人民币换这张美钞,毕竟都是熟人,中年妇女不好拒绝,于是答应了。

在2005年,拥有一张美钞还是很牛逼的事情,所以菜贩子收到这张百元美钞后,逢人就说。

买个菜竟然还用美钞,还是百元的,这也太豪了吧,事情很快就传遍了街头巷尾。

巧的是,这位菜贩有一位邻居的儿子是个国安人员,从职业敏感性出发,他感觉这事有文章,正常人买菜怎么会用美元。

他很快摸到了这位中年妇女的背景,是郭万钧的老婆,这在当地不是秘密,街坊尽管不知道郭万钧具体是干嘛的,但普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不简单。

这位国安人员的怀疑随后被报告了上去,并很快引起了重视,并由此牵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间谍案。

6年前的1999年国庆阅兵上,中国首次展示了东风-31,这是中国第一款真正服役的战略导弹公开展示,本该是一件引发轰动的事情,但事实却是,在场的美国驻华大使普里赫神情一脸淡定。

普里赫长期在军中服役,不可能不懂战略导弹的重要性,这一定是美国想了解的,结果他那天连脖子都没伸,举动极为反常。

这个微小的迹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除非普里赫事先就知道了,可东风-31是国家机密,阅兵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就在阅兵结束后的第二天,台独分子李登辉公开说东风-31的数据被严重夸大了,不足为虑。

如果单纯是李登辉吹牛,或者普里赫举动反常,那充其量算是个意外,但两件事结合到一件,时间上又如此吻合,就不免让人怀疑,是不是东风-31项目早就泄密了。

有关部门绞尽脑汁调查了几年,也没有什么发现,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那位菜贩子的事情被作为线索送来了。

调查人员立刻对东风-31项目副总师郭万钧展开了调查,很快发现,他的家人每个月都会到银行进行换钞,就是拿着美元去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郭家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美元?这些美元是哪来的?

在断定郭万钧有重大泄密嫌疑后,调查人员对他实施了抓捕,起初除了在他家里搜到的一万美元现金外,没发现其他线索。

对于一万美金,郭万钧拒绝交代来源,别问,问就是不知道,此时给他定罪的话,也定不了什么大罪,还会打草惊蛇。

就在调查即将再次陷入停滞之时,对郭家通话记录的调查有了重大发现。

有一个电话号码打进来相当有规律,具体来说就是,每次间隔都是四小时,并且会一天内三次拨打。

正常人打电话都是没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性拨打通常是情报界的某种信号,比如接头,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确信此号码背后就是接头人。

此时对方还不知道郭万钧被捕,但迟早会有所察觉,为了稳住对方,我方故意放出了一个大新闻:郭万钧将担任新型导弹项目总设计师。

果然,对方在看到郭万钧升职的消息后,不禁放下了悬着的心,并根据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郭万钧家里,然后落网。

根据审讯得知,接头人名叫沃维汉,黑龙江人,1949年生,他具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典型精神特征。

当时由于中外差距悬殊,所以刚一打开国门,国人就被完全震撼到了,从精神上彻底跪了。

沃维汉80年代中期毕业后,在国内做研究工作,工资虽然比普通人高,但也就500人民币,和国外完全没得比。

所以当他1987年公派到奥地利,看到中外的巨大差距后,便成为了恨国党,刚好他有一个台湾室友,是台湾情报机构的人。

该室友经过长期观察和熟悉后,认定沃维汉可以被策反,并在某一天向沃维汉摊牌,问他要不要为台湾效力,不会亏待他的,不仅会得到钱,如果表现好,弄到高价值情报,还能帮他老婆找一份国外的工作。

条件如此优厚,沃维汉几乎没想就答应了。

为了搜集情报,沃维汉主动回国,随后通过一场婚礼见到了郭万钧,并在交谈中意外得知原来两人是远房亲戚。

当年有一句话叫“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形容的就是军工系统的困境,实在是穷得很,以致于歼10总师宋文骢一度要摆摊卖面条补贴项目,所以郭万钧的手头拮据是可想而知的,不会比沃维汉出国前好多少。

郭万钧一副知识分子的打扮、彬彬有礼的谈吐也吸引了沃维汉,使他认定郭万钧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也许能从他这里弄到情报。

而郭万钧在交往中得知沃维汉是从欧洲回来的,再看看他的穿着打扮,想必很有钱,再看看自己的穷光蛋样,于是逐渐萌生了通过手上技术信息来换钱的想法。

起初沃维汉不了解什么是导弹,不知道有什么价值,想钱想疯了的郭万钧就一点点给他讲解,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耐心。

在确定郭万钧的身份和导弹信息的重要性后,沃维汉向台湾申请了200万美元经费,自己吞了大部分,只给了郭万钧40万美元。

虽然这个中间商差价赚得有点狠,不过就算是40万美元,也足够拉郭万钧下水了,东风-31项目便不再保密。

这便是震惊全国的郭万钧间谍案,由于东风-31是彼时唯一一款服役的战略导弹,它的泄密让美国看穿了我们的底牌,成为其敢于悍然轰炸我国大使馆的原因之一,郭和沃两人后来于2008年被执行死刑。

此案是改革开放后间谍根源的一大缩影,由于彼时中外的巨大差距,绝大多数能够走出国门的人,精神上难免产生深深的自卑,然后心甘情愿成为间谍。再加上经济上的落后,对方拉拢成本极低,东风31只值40万美元,简直是地板价。

当然,郭万钧心甘情愿当间谍不全是发展差距导致的,这里也额外提一嘴第二种有巨大危害的间谍形式:

仇恨新中国的人。

郭万钧曾祖父名叫郭布罗·长顺,满洲正白旗人,一般来说,满洲的老八旗有一条传统的升迁路线,先进宫担任御前侍卫,然后外放锻炼,按具体情况决定升迁。

郭布罗·长顺也是这样,他先是在咸丰时担任御前侍卫,然后外放到西北锻炼,在同治朝做到了乌里雅苏台将军,就是外蒙的最高军政长官,这已经是封疆大吏了,光绪年间又担任吉林将军,妥妥的贵族家庭。

到了民国时期,虽然郭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依然有很多的积累,这一点从郭万钧的父母精通文墨、并在当地颇有势力就可以看出。

而新中国恰恰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旧贵族,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说郭家被没收了多少资产,但从郭后来对新中国的咬牙切齿,言必称祖上来看,显然是受到了影响的。

随着长大后郭逐渐知道了家族以前的事,其对新中国的印象也由好转坏,从立志报效祖国,变成了立志报复祖国。

这种人相对容易被台湾拉拢,毕竟封建残余在一起,比较有共同语言。

改开后精神上跪了的人,和因革命而憎恨新中国的人,是过去最主要的两种间谍形式。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民众自信心逐渐提升,以及时间的流逝,这两种间谍已不再是主流。

那现在的主流间谍又是什么呢?

时间回到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将对中国钢铝产品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贸易战正式打响,一下子成为了全民的热门话题。

对于贸易战,舆论场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赶紧投降,争取宽大处理,也许特朗普是个大善人呢;

另一派认为应该坚决抵抗,只不过这一派在彼时的舆论场上明显声势不足,其实信心也不足,对于能不能扛得住,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是没底的。

当时我认识的一个大学老师就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贸易自由,对中国消费者是有好处的。

都怪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特朗普才发动贸易战,逼迫中国降低关税,让更多美国汽车在内的美国货物进来,会大幅降低车价,是为中国消费者好。

最后他还来了一句,“我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

虽然今天这种观点已经随着国产车崛起、汽车打骨折而被彻底打脸,但他并没有认输,还在孜孜不倦地输出着暴论,他当年所教的班级里,直到今天依然有部分人受其影响颇深,认为华为被制裁是活该,谁让它挑衅美国。

这些人绝大部分所从事的工作与美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强关联,既然不是利益原因,那原因何在,仅仅是被洗脑了吗?

根据一些旅外学者的观点,今天的中华文明其实已经被颠覆,或者几乎被颠覆了,而颠覆的顺序是:先夺取审美权、接着夺取正义解释权、然后抽去集体主义的灵魂。

这样说有点抽象,我们举个例子,这两年引发轩然大波的清华美院眯眯眼事件。

以正常人的审美,是不待见刻意打扮成眯眯眼的审美的,所以网上一片骂声,但当时一些人为这种行为辩护,几乎都是打着“多元化审美”的旗号。

当一个人接受了这种白左式的多元化审美,那扩展性就来了,如果一个社会竟然不接受多元化审美,竟然“打压”弱势群体,竟然一点都不包容,那这个社会还有正义可言吗?

没有正义对吧,那这个国家、这个集体还值得留恋吗?

这就是先夺取审美权、接着夺取正义解释权、然后抽去集体主义的灵魂。

改开后,西方通过扶持国内电影人的方式来丑化中国,其本质是一样的,这些电影的画面总是把中国人刻画得人不人、鬼不鬼,给出的暗示就是,中国人就是这样丑陋的。

为什么他们如此丑陋呢?

因为社会不正义才把他们变成了这样,为什么社会不正义呢,是因为这个集体、这个国家不正义。

虽然剧情各不相同,但套路是一样的。

当审美权被夺去、正义解释权就被夺去,国家和集体也随之被抽去了金字塔的塔基,只剩下一个爱国主义的塔尖,在狂风暴雨中摇摇欲坠。

经过长期的渗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钢印:中国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哪怕今天不邪恶明天也会变得邪恶,现在不邪恶以后也会变得邪恶。

而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根本不可能干坏事,就算偶然真的干了,比如侵略伊拉克,也是出于带去民主的一片好心,全怪伊拉克人不领情。

顺着这种思路还可以扩展出更多,比如那位老师眼中的贸易战,既然美国是善良的,那贸易战必然出发点就是好的,不仅为美国好,也为中国消费者好,正好汽车关税和汽车价格似乎看起来是正相关,责任可不就全在中国?

既然这个国家是邪恶的,那卖国就不再是卖国了,而是弃暗投明。借用《被颠覆的文明》的作者,边芹老师的一个观点:衡量一个国家审美权和正义解释权是否丢失,关键就在于叛国者是否会产生道德优越感。

因为自古叛国者都是被骂的,但如果你坚信了白左审美,并投靠了西方,这时候你大概率就不觉得自己是叛国了,你会像那些为清华美院辩护的人一样,坚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在保护多元化审美,在努力创造一个包容的社会,而反对者都是一群不包容的民粹分子。

这就是道德优越感。

这种人往往是最佳的间谍人选,也是当今的间谍主流,和前两种间谍相比,这种间谍往往自带干粮,干活比郭万钧更积极。

前段时间就披露了一个间谍案例,一个叫郝某某的国家部委干部,在东京留学期间被CIA策反,然后潜回国内,为CIA效力。

郝某某自始至终都不觉得自己错了,他坚信自己是在为民主效力,为自由而奋斗,因此当CIA找上门来时,他一点也没犹豫,就同意了合作。

郝某某虽然进去了,但毫无疑问还有无数个郝某某,以及潜在的郝某某。

在西方编织的话语体系下,新中国的存在就是不道德的,而中国由于需要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因此也接受了这套价值观,那新中国就是不正义的,天然就是要挨骂的,在这种价值观包围下成长起来的人,尤其是生活条件优渥的精英,是很难不受蛊惑的。

这种环境下出现的间谍远远不是单纯打击就能奏效的,因为当一个国家被抽去了审美解释权、正义解释权、和集体精神这些地基后,就只剩下一个爱国主义的躯壳。

这个躯壳是很薄弱的,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是无力的,因为你已经无法解释对与错,所以一件事哪怕做对了也是错,要是做错了那就是错上加错。

而单纯的反驳或者辩护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唯一的途径是重新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的价值体系。

今年偶然看到过一篇文章,名叫《年味越来越淡,我们需要适配工业时代的新春节》,其内容大意是,无论春节还是别的传统节日,其内容都是基于农业文明时代的。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这些农耕时期形成的节日已经明显不适应了,所以年轻人对过传统节日没什么积极性。

我们不能狭隘地排斥洋节,毕竟圣诞的内容确实好玩,起码听着好玩,而相对地,我们的传统节日要么是吃一顿,要么有一大堆活要干,要么是拜神,总之就是不好玩。

因此大家更热衷于洋节,这只是一个缩影,无数个缩影加起来,就是西方的审美完全压倒东方审美,西方价值观完全压倒东方。

所以文章里呼吁,中国需要适应工业时代的节日,以及适应工业时代的新文化体系,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们常常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基本限于硬件,就软件而言,我们基本没有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软件,也就是缺乏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自然也就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审美权和正义解释权。

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传统文化体系,但又没能培育出基于工业时代的新文化,因而被西方趁虚而入,占据了整个文化高地,既然文化体系都是高度西方化的,那培育出来的人又怎么可能不亲西方呢?

这正是最好的间谍培养源。

新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题,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重新建立文化体系,来解决挨骂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根治间谍。

毕竟,间谍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蠢或者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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