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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调整之后,不能忽略了这1亿人

作者:酷玩实验室   来源:酷玩实验室  

  26日晚,一则公告在朋友圈等各个社交平台炸开了锅:

  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感染,并且宣布明年1月8日起,新冠将不再按照甲类传染病来防控,而是实行“乙类乙管”。

  这一公告,意味着执行近三年的“乙类甲管”正式成为过去。

  从11月底广州宣布解除所有疫情防控管控区域,“打响疫情放开的第一枪”。随后一个月里,许多人经历了感染、发烧、咳嗽再到阳康、复工的一整套流程。

  在此过程中,相信很多人都亲身感受到,专家称新冠感染的无症状人群占九成,与大众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但,真实情况也没有很多人预期的那么恐怖。

  不管怎样,接下来,大家要开始习惯和接受“三年‘抗疫’的结束。”

  然而,对这个群体来说,更大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数量超过1亿的农村老人们。

  这段时间,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老人感染新冠的热搜。而最能“传千里”的热搜,往往是噩耗。

  比如,12月25日,上海科华生物原董事长唐伟国,因感染新冠伴发基础性疾病不幸去世;12月23日,已故著名导演谢晋之子谢佳庆,因新冠并发症抢救无效不治身亡;12月21日,著名演员王劲松的母亲因感染新冠去世……

  客观来说,这样的消息,在3年“甲类”管控突然放开的关口,很容易诱发和放大民众的焦虑。

  在当下,不断看到这样的消息,因为“名人效应”,产生恐慌、焦虑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

  而在过去一个月中,不论是在家中亲历,还是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相信不少人都已经看到、听到身边老人感染的消息。

  客观来说,伴发基础疾病感染新冠的老人,并没有像“热搜”中酝酿的那样“必死无疑”。

  但,真实情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有1.8亿老年人患有各类基础病、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

  伴发基础疾病的老人,真的太多了。数量多到他们不再是统计学中的数字,不再是新闻中的案例,而是活在我们生活中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伯姨舅。

  而在所有老人中,“风险”最高的,并不是热搜中频频出现的“有名、有钱、有资源”的老人,风险最高的恰恰是隐入尘烟的广大农村老人。

  2022年10月底,民政部刚刚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对我国的老年人口状况进行了介绍。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其中,农村老年人口1.21亿。

  在北京等城市,许多人阳康之后,生活逐步回到正轨。

  人口流动相对缓慢的农村,1亿多老人,很多人还走在感染的路上。但是,他们能接触到的医疗资源却远远不如大城市。

  比如,最近新闻报道中,湖北当地一家村医务室医生称,近几天每天接诊的人是平时的三倍多,大多还都是老年人。

  云南昭通永善县一家乡镇卫生院的院长李鑫更头疼,平时卫生院一天都不来两个人,最近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超过一百人到卫生院的发热门诊看病,而她的卫生院却只有40名医护人员,根本应付不过来。

  江西上饶,因为近期感染的居民增多,而农民诊所容纳空间有限,村民们扎堆坐在云雾缭绕的树林中集体输液。

  据《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44.8万张,每千人病床量6.69张。

  对于老龄人口占比高达23.81%左右的农村来说,每千人中就有239个老人。

  这意味着,即便农村每千人病床量和城市相当,即便农民年轻人全部都能居家自愈不占用床位,即便每位农村老人哪怕只占用病床一天,许多人还要排队近一个月才能排上。

  而对于农村的1亿多农村老人来说,现在面临的已经不单单是床位不足的问题。

  在许多一线城市尚且经受不住,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门诊急诊爆满的情况下,农村的医生数量更是远远不够。

  2021年底,全国49.0万个行政村共设59.9万个村卫生室。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有136.3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只有47.6万人。

  也就是说,即便每个村分一名医生,也还是会有一万多个村子分不到。按七普中农村现居住人口50979万人算,平均每1071个人才能分到一名医生。

  按一名医生每天150人的正常接诊速度,这意味着一些人见到村里的医生就得等7天。7天之后,病是好了,还是人没了,恐怕谁也说不好。

  而且,与许多城市正在面临的“药荒”一样——农村也缺药,甚至更严重。

  在永善县,一个乡镇卫生院院长称西药退烧药储量紧张,仅能维持7天,好在中药还有点储备,医院会优先给患者开清热解毒的中药。

  济源市区50公里左右的乡镇,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当地医生称:“现在发热患者来我们医院就医,像蒲地蓝消炎片、小柴胡颗粒、对乙酰氨基酚片这些退烧、消炎药都没有”。

  他们会熬一些中药,给愿意喝的村民提供,以弥补西药的严重缺乏。

  但有的地方连中药也没有,河南某乡镇一位患者嗓子疼到发热门诊看病,但发热门诊里实在没有药了,医生只能告诉他,用白菜根煮水喝“也能缓解症状”。

  不客气的说,此时身处城市却在从农民抢购药品的人,以及各个社交平台上分享如何从农村抢购药品的人,是在谋财害命。

  在抢购药品方面,农村老人,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而当农村药品短缺之后,农村老人还会面临另外一项风险——抗生素、激素的滥用。

  近期,除了江西上饶,在鄂东地区郊区街道,多家卫生室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里面或站或坐挤满了前来属输液的人。挤不下的人只能坐在卫生室马路边上,冒着寒风,坐在小凳上,支着不锈钢输液吊杆输液。

  如果输的只是生理盐水,基本没有什么副作用,当成是额外补充水分了,但在绝大多数农村,输液往往伴随着“三素一汤”的滥用。

  三素即抗生素、维生素、激素,一汤指的就是输液。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导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管什么病都通过输液来解决。

  “三素一汤”便宜、量大、见效快,时间久了,很多人甚至觉得去大医院还不如在村医、诊所里输液好用。这也成为了小门诊“留客”的常用手段。

  据联合国在2010年的研究估算,中国每年因为抗生素滥用而丧命的人数已经达到8万,这份研究称,2050年人类因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万。

  此前曾有报道,在沈阳陈相屯镇丰收村,56岁的村民朱凤清准备放弃抗生素“等死善终”。

  她患慢性支气管炎及相关呼吸道疾病,已连续打点滴治疗近30年,但耐药性使得一切都成了徒劳。“从前犯病滴3天青霉素就好利索,可现在滴一周也没什么效果。”

  村里很多长期吃抗生素的老患者,因为身体耐药性增加,用药量是过去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以至于最后耗不起,躺着等死。

  结核病专家黄东皓举了个例子:“诊疗一个普通结核病人约耗时6个月,花费8000元到1万元,但想治好一例耐药结核病人需耗时几年,医疗费用是普通结核病人的87倍。”

  和朱凤清一同接受治疗的“老病号”,先后已有近十人因耐药性导致“无药可治”,最终死亡。

  一个村子被报道的悲剧之下,是无数类似沉默却无奈的故事。

  而且,我们知道,新冠作为一种病毒,抗生素是无效的。

  更可怕的是,许多村医已经把属于“慎用类”头孢当作日常使用的第一选择。

  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使用指南中,把抗生素分为三类:

  “可用类”,是抗生素可随时用于治疗范围广泛的常见感染;

  “慎用类”,则只针对少数感染状况,只有可用类失效才能动用;

  “备用类”,则是人类面对细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

  2012年,国家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项于当年8月1日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的法规,对各级医院抗生素的使用数量、使用率作出严格限制。

  此后,城市的抗生素滥用现象得到遏制。但农村长时间的抗生素却仍然泛滥。

  并且,很多村医为了自己的“口碑”往往首选“慎用类”抗生素,“慎用类”无效,就上“备用类”抗生素。

  如果打了抗生素感觉不到效果,一些无良村医往往就会换成“见效更快”的激素。

  激素主要指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运用较多的就是地塞米松,主要作用是抗炎、抗过敏、抗毒、抗休克等。

  二十年前的经验就已经告诉我们,激素的滥用比抗生素的伤害更为可怕。

  在抗击非典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为了把一些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得已使用了大量激素。

  在非典痊愈六月后,患者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这是非典治疗中使用大量激素引起的后遗症。

  方渤 图源:凤凰网

  后来,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再后来,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

  在面对媒体时,方渤说:“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但一直以来,农村对激素的使用都相当泛滥,村医对付感冒、高烧经常采用地塞米松。

  无他,因为见效果,患者也夸赞这是“神医”、“神药”。

  在大剂量地塞米松加持下,通常的发烧可以在输液开始的30分钟到1小时内退烧,孩子可以从“睁眼不醒”,立马变得生龙活虎。

  至于成年人,“挂吊瓶好得快”的感受更直接,很短时间内,就能从头痛欲裂到全身酸痛的症状全消,拔针后由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赚钱养家糊口。

  12月24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多部门联手,部署全国农业农村部门的抗疫工作,表示将加大在药品、设备、人力、资金等方面对农村的支持。

  为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劳碌一生的农村老人,并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负担”,而是这个国家最任劳任怨的“牺牲者”、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

  三年以来,不同于疫情几次反复的大城市,许多乡村一直到完全放开,甚至都没有1例感染。很多老人缺乏最基本的应对,甚至没有囤药的想法。

  对于这1亿多老人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但身处在农村的老人,一旦阳了,并没有太多自主选择。往往是医生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因此,在物资下乡的同时,国家监督、社会监督也要同步下乡。因为,这些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机、不懂得如何及时获得信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痛切的群体,不论是面对疼痛还是死亡,他们都习惯了接受。

  身处“高风险”的他们,需要一个“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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