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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金利:小治靠技术,大治靠制度

[!--writer--]  2022-01-10 00:15:53  [!--b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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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了用什么治?

如果只是抽象地问这个问题,或者泛泛地谈这个问题,人们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找大夫,用药治。不错,治病首先是一个医疗问题。

但是,如果要把它放在一个现实社会当中,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病,由于发病面比较大,救治成本比较高,所以即便从技术上是可行的,很多人也常常得不到医治,因而被人们看作是不治之症。更有一些传染病,就个体来说,原本是可以被医治的,但由于无法控制社会层面的传播,所以常常是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才得到遏制的。因此,对于疾病治疗来说,一方面要受制于医疗技术水平,另外一方面则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血吸虫病。在解放前,这种病就被看作是不治之症,一度使上千万人患病,1亿人的生命受到威胁。造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境况。要在大范围治疗血吸虫病,并且铲除其滋生的根源,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消灭血吸虫病要在消灭钉螺、治疗病人、管理粪便、安全用水、个人防护等多个环节一齐动手,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动员、科学的医疗方法,是做不好这项系统工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也看到了血吸虫对人民群众的严重危害,但因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举措不实,终究无法遏制病害的发展。

再比如说麻风病也是如此。麻风病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在全世界有3000多年的流行史,它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主要侵犯人体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历来被誉为不治之症,以至于人们谈麻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解放前我国很多地区都流行这种疾病。由于人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旦发病,村里人往往就把生病者赶出村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麻风寨,任病人自生自灭。由此看来,一种疾病的产生、流行,并不单纯会受自然因素影响,还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反过来一种疾病的治疗,同样不仅要靠技术,而且也要靠社会,有时社会还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例如对麻风病的治疗。80年代初,人们开发出一种短程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首先在印度进行临床实验,但因为缺少实验数据,而无法大规模推广。在我国,通过省地县三级防治网,通过各级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使得防治麻风病的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推广。李桓英大夫在介绍我国的治疗经验时,总是骄傲地说这是政府行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对于血吸虫的防治也是这样。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要求坚决消灭血吸虫病。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消灭血吸虫病被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执行,全党动员,全社会动员,很快就在当时取得了重大进展。1958年,毛主席读到江西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竟激动不已,彻夜难寐,挥毫写下了《送瘟神》的豪迈诗篇。

2020年以来,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采取的防控实践给我们颇多启示,一些我们平常看不到、看不清楚的东西也随之水落石出。如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在防控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从道理上来说,防控传染病的关键在于切断传播链条,这是防止病例增量的关键所在。同时,能给予感染者科学有效的救治,这是减少存量的关键。但是切断传播链条的前提是得能够识别哪些人是感染者,这本身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处于潜伏期的病毒携带者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发病者有很多也是非典型症状,即使是典型症状者,在接受隔离治疗过程中也具有强烈的传染性。这种情况下,需要全社会多管齐下,如减少人员流动,为科学识别携带者、感染者赢得时间;管控出现病例的社区村庄,最大可能缩小传播途径;加强社会面防控,人人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最大限度切断交叉感染;加强救治,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体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只有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的通力协作下,才能得以顺利推进。

归根到底,制度优势就是我们取得防疫重大胜利的密码。

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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