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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瑛:中华传统美德发展的划时代高峰

作者:陈瑛   来源:红色文化网  

     习近平同志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系列讲话非常振奋人心,从指导精神上来讲,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承续,有一些则是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什么发展?一个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再一个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西化倾向。随着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的苍蝇也飞了进来。这种情况下,怎样抵制西方的腐朽文化,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成了尖锐的问题。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上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西方有人认为已经是第一大国了,这个姑且不论。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要走出去,就必须有自己民族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意义非常重大。如果这一环节搞不好,不但会直接影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团结、稳定。我们要全面准确系统地贯彻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实践之中。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提醒我们应当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史观,这方面应该好好学习。现在很多人实际上不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脱离社会来谈文化和道德。事实上,道德和文化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反过来又对社会经济基础起巨大的反作用。同时,它又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一些人,甚至一些学者不讲这个。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直到近现代,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又很复杂,其间争论激烈、斗争尖锐。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争论、斗争中不断适应时代要求、不断发展前进的。现在,如果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的要求单讲文化道德,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好好讲一讲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原理是不能否定的。不谈阶级,不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怎么能了解社会?怎么能了解国家、了解时代?我们应该从初中、高中起就大讲唯物史观。  

      再一个,现在很多人罔顾历史事实,闭着眼睛说话,只讲孔孟之道,否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从中国的社会实际来说,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试想,如果要不从道德 方面突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是人民能够不能够答应?人民能不能够觉醒,能不能够迅速觉悟起来,打倒三大敌人,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建设新的中国?当时的反动派就是用旧道德,用孔孟之道中的腐朽方面来抵制革命。要革命就得找出矛盾斗争的焦点,找准着手处,亮出自己的鲜明旗帜。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民要争取独立、解放,是没有办法绕过道德问题的。另外,从个人的生存、个性解放这个角度来说,不反对旧道德,人民群众也不会答应。我们看一看巴金的《家》、《春》、《秋》,就知道中国旧制度、旧道德有多么黑暗、残酷,就懂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要。不说别的,单以我的母亲为例,她要是活到现在会是一百多岁了。生前她最痛恨的就是我们那个封建大家族,谈起她当时受的压抑委屈来滔滔不绝、声泪俱下、慷慨激昂,看到解放后从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干部羡慕至极。她一再说:“要是早解放,我早就参加工作了”。我的父辈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亲历者,他们一再从他们自身的经历,从人性要求和自由解放的角度,谈当时五四运动的必要。 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用“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一套行吗?那么做还怎样改革发展?我们要从实践的角度,肯定五四运动和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产生的新道德,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如果没有对于旧的道德糟粕的有力清除,没有对于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会有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吗?会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上亿革命群众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壮举吗?中国近一百年走了西方三百年的路,如果要没有激烈革命,包括思想道德上的革命与建设,这是不可想象的。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中国道德变动,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那些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最勇敢、最坚决的,实际上是保持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最好的。鲁迅先生对旧的封建糟粕痛恨至极,但是他忠于国家,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对于他的母亲最孝顺,直到逝世前在上海那种极端困难情况下还记挂着母亲。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里,鲁迅先生赞扬以柔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已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肯定旧道德当中的某些好东西,并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同新道德相容相通。我们看鲁迅先生要全面,要看本质,不能只看他对旧道德一时的愤激之言,要看全部思想,看其实际行动。和鲁迅先生一样,毛泽东、朱德等人都是孝子。毛泽东1919年写的《祭母文》很沉痛、很真挚:“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一方面是肯定中华传统的美德即“五德”,赞美他的母亲践履了这些美德;另一方面也痛斥“三纲之末”对于他母亲的摧残和迫害。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的这种对立和冲突表明:真正爱自己的母亲,就要发扬孝的精华,也必须反对封建道德的“三纲之末”。反对旧道德,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发扬中华美德。不光毛泽东,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等,这些人的旧学根底都是非常之深的,经纶满腹,比起现在某些提倡孔学的学者懂得的要多的多。最可贵的是他们通过革命实践,不但实现对于旧道德的批判改造,而且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充分发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例如中华传统美德中大家最认可的爱国为民,实际上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不论出身经历、文化程度,身处何种岗位,都是不顾个人安危、无私奉献, 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和后来的建设、改革事业中,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我们的周恩来同志,可以说是其中最高的表率,达到了最高境界。他的道德人格,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我个人曾经有幸多次见到过他,聆听他的讲话。他温文尔雅,一颦一笑,无不真诚典雅;一行一动,无不显示出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最近有人把周总理的高风亮节概括为“六无”,我以为说到了点子上。周恩来一无遗体,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还把死去的父亲、母亲、几代亲戚的坟墓深埋,土地交公。二是生而无后,但是他却关心革命后代,在革命战争时期,把许多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送到苏联学习,替烈士存孤续后。为此还跟斯大林谈判,达成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达成的最小的协议”。三是官而不显,公共场合做官,私生活中他是最低标准的平民。出国怕别人看见他寒酸的衣物,就用一个特殊的箱子藏起来,不管住多好的宾馆,起床以后,先由管理人员将这些衣物收入箱中锁好,才让服务员进去。我曾亲眼看过总理穿的睡衣,真是补丁摞补丁。四是党而不私,周总理总是以最广阔的胸怀对待一切人,从不结党营私。五是劳而无怨,周总理是追求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他一生都真刀真枪地实干,置生死于度外。解放以后作为国家的大管家,什么累事、杂事都要干。从1974年住院一直到去世,两年间他共做了大小手术十三次,平均四十天左右动一次手术。已经病到这种程度,仍然坚持继续工作。除了批阅文件外,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同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55次,会见外宾63批,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参加会议20次。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人物?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能够顾全大局、忍受委屈,以深远的眼光,高超的智慧,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为党和人民工作,抗击林彪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扶持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六是死不留言。不该说的话,即使面对自己的亲人,也一句不说。像周总理这样的共产党人,古代的君子圣贤都做不到,他是真正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德并加以创新发展的典型,是共产主义新道德的代表。如果五四运动之后,没有千百万具有这样优秀品德的战士,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四运动和党建立以来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既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也证明了我们共产党人在思想道德领域创新发展的正确。

      对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党、我国人民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伟大成就,现在很多青年人不知道,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歪曲,所以应当好好讲一讲。讲一讲解放以后党的领导人物好的言行,特别是红色文化战士的崇高品德。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所受到的委屈和误会太多了,比方说郭沫若同志,不能说他一生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是总体来说他是个伟大的学者、科学家,更是一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7年他拒绝利诱,挺身而出,首先揭发蒋介石叛变。为此,大革命失败以后不得不流亡到日本,但是在日本还坚持斗争、研究学问,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正气。抗战开始后,他抛妇别雏立刻回国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奔走呼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新中国建立之后,他热诚地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很多像郭沫若一样的杰出的文化战士。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很多文化建设的伟大设想,就是通过他们的手实现的。解放以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取得过许许多多伟大的成就,编过许许多多好的教科书、辞海等等,培养教育了许许多多优秀人才。不能一提文化,就说“文化大革命”;一说文人就谈周作人、林语堂。要突出宣传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宣传他们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高尚品德,宣传他们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上做出的丰功伟绩,为人民树立好的榜样。例如我们史学界的 “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的优秀成果,他们的高尚品德节操,要好好整理整理,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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