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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之:鉴古察今说吏治--从文强想到张让的炎势及三国时代的刷新

作者:宪之   来源:红色文化网  

鉴古察今说吏治  

——从文强想到张让的炎势及三国时代的刷新  

魏晋散文以影响之大论,恐怕首推诸葛亮的《出师表》,不知现在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可否从语文课本中清除也未?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陆放翁此语真可谓的论。而这 “名世”的《出师表》千百年来为人们激赏的则是如下名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千古兴亡,系乎吏治。吏治腐败,而希翼依恃强力长期维持昇平稳定的,古今未有。  

   

文强的腐败耸人听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细节:  

一名基层警官,送给文强20万,要求仅仅是一个——与文大人见一面!  

几次可以想见,文强的炎势与这“一面”的含金量!  

思之不由失笑——这不是与桓灵之世“接轨”了吗?  

   

《水浒传》以高俅当政开篇,表明“乱自上作”;《三国演义》从十常侍弄权开端,说明小人当道,政治腐败,汉室将亡。“十常侍”指张让、赵忠等十名担任“中常待”这一皇帝身边要害职务的宦官。

 权之所在,利之所存,张让等当道,也就成了官场趋奉钻营的中心。张府门前,车马水龙,熙熙攘攘,填巷塞路,好不红火。许多人不吝重金,往返多次,也难得见主人一面,因而办不成事。有个叫孟佗的极善于钻营,他不走“正道”走曲线,乃不惜工本,倾其所有与张让的一个当权的家奴交朋友。这个家奴在张府管事,交通贿赂都要经过其手。其人虽然得势,但交结他比巴结张让容易得多。经过悉心“投资”,他们很快成为“哥们”。张让的家奴经常接受孟佗的好处却从来不要办什么事,他也感到不解,或者说过意不去。一天他终于憋不住了,就问孟佗,你哥们对我们这么好到底还要兄弟给办点什么事不?这时孟佗说话了,他说:“兄弟别无他求,如果可能的话,只求诸位办一件事:明天我到府上拜访,只求诸位当众为我一揖。--可以吗?”

    当然可以。

    第二天,一大早,张常侍门前求见的轿车早排了长队,不下千百余辆。这时孟佗的车慢慢从后边过来了,张让的家奴见了,远远地迎了上来,施礼之后,一齐拥簇着把他迎进府去。

    家奴一揖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对孟佗刮目相看了,这位“知名度”不高的人物与张常侍一定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然张府管家为什么这样破格接待他呢?于是,许多想巴结张让而巴结不上的钻营者转而巴结孟佗了,他们想走孟佗的门路。于是送礼者纷至沓来,孟佗的门庭也热闹起来。这一来,孟佗不光很快收回了先前的“投资”,而且还增殖了千百倍的“利润”。他以所得贿赂张让,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个凉州刺史--相当于省委书记的官衔。

阉竖本小人,一旦得势,迅速富了起来。他们的特点是不择手段地攘夺,从良田美宅到人家妻女,以掠夺的形式迅速将社会财富“产权明晰”到他们手中。中常侍侯览,“前后夺人宅381所,田118块,起立第宅16区,皆有高楼池苑,制度宏深,僭类公室。预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广百尺”。董卓当权后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然后又将其害死。废帝因无寿冢,献帝就将其安葬在中常侍赵忠生前给自己准备的寿圹中。董卓死后,献帝东归,回到洛阳后因官殿已焚毁,就驻跸于赵忠的故宅。

因为得势,州郡牧伯望风应承,察举征辟,皆宦官子弟亲知,凶狡无行之徒,更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肉百姓,搞得全国上下,一片昏天黑地--到这时,东汉王朝,就非亡不可了。

   

教训洞若观火。曹操刘备等创业,惩于汉朝之失,在农民起义大风暴所清扫过的地基上,刷新政治,摧抑豪强,屯田务农,使社会恢复了秩序,从而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这是他们战胜其它集团的政治基础。魏、蜀、吴三国的政权,政治是比较清明的,官吏也比较清廉。

   

先说蜀汉。

诸葛亮一生信守“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格言,为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曾自表刘后主:“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驻节在外,看来是实行标准很低的供给制,不搞以权谋私,多吃多占。家中薄田,从当时标准看,应当是很低的了。这是为子孙生活安排的,以后再不增加尺寸,以致身死之日,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他逝世后,遗令薄葬,“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要想富动干部”,可诸葛亮不搞卖官致富,治国用人上,“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用人惟贤惟才,执法不阿,因此“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

    以诸葛亮的地位,如果不是甘于清贫淡泊,若以权谋私,就不是“多吃多占”和增置点产业的问题了。产业之大,何逾国家!董卓、曹操、司马氏起,宋、齐、梁、陈、隋,五朝十六国,权臣窃国,欺人“孤儿寡妇”,弱肉强食,几十年重演一次。可诸葛亮,“受托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南征七擒,北伐六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况刘备托孤还公开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呢。诸葛亮的精神品格,不仅与曹操、司马懿们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中国整个历史上,也是亘古少有的了。这虽然不单是个“清廉”的问题了,但它却是以“清廉”为基础的。

   

因为诸葛亮以身作则持法严明,所以蜀汉小朝延的吏治比较清明,官场风气较为清廉,秉公奉法,蔚为风气。诸葛亮故后,蒋琬、费袆、姜维等相继秉政二十余年,能按照诸葛亮的既定方针办,蜀汉政风,仍然较好。以一州之地与大国抗衡,而且始终处于攻势;内部稳定,经得起诸葛亮逝世的大的震动。

     蒋、费和姜维是诸葛亮身后蜀汉政权的中枢人物。蒋琬任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接任之后并没有“得志便猖狂”,使用干部能用心持平,心怀坦荡,不计较个人恩怨,杨戏、杨敏对他有非礼言行,他能不挟嫌报复,表现出大公无私的作风。钟会下涪后,钦仰其风范,还亲往其墓致祭,严令保护其陵墓。费袆在蒋琬身后当国,身兼将相,即使他驻节汉中,朝中的“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可他从不擅作威福。“别传”称他“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可见其作风之清廉。

   

姜维,以魏人入蜀受到诸葛亮的信任,诸葛亮死后多次率兵侵犯魏国,刘禅降魏他图谋恢复不成身家被害。就是这样一个仇敌,晋人主修的《三国志》也不掩其美,称“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约,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清廉呢?郤正论曰:“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励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其境界也相当高了。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向刘后主推荐过一些优秀人才,他说过:“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后来这些人都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推荐,其中的董允,还有他的父亲董和,都是志虑忠纯、清正廉明的出色人物。董和在刘璋时代做过成都令。当时蜀中比较富裕,地方豪强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竞相斗富炫富,形成奢侈风俗,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董和对此很反感,他自己带头恶衣蔬食,身体力行,提倡节俭,一面对于富豪阶层逾制的消费给以打击,逐步改变了不良风俗。他的做法招致了有钱人的不满,他们想法运动上层,让刘璋下文把董和调走。消息传开后,一般老百姓特别是穷苦百姓有数千人老弱相携自发请愿,结果刘璋收回了成命,让他又留任了两年。刘备定蜀后,他任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一起处理刘备的府事,很受信用。从封疆大吏到中央机要,居官二  十余年,身死之日家无担石之财。诸葛亮与群下的言教,多次表扬他的风范,要群臣向他学习。

    董和因作风正派,刘备立太子就任他为太子的属官,以便辅正。刘备死后,刘禅的志度如何更是蜀汉兴亡的关键,一篇出师表,诸葛亮再三致意,就是怕这位扶不起的天子阿斗向坏处学。故北伐之后,他特别慎重选择  忠正的官员负责官省的工作,而董允就是他所选举的对象之一。董允任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率皇宫的宿卫亲兵。他勇于负责,防微杜渐,“甚尽匡救之理”。刘禅生于安乐,老是想追求享受,曾多次提出选美以充实后宫,都遭到了董允的抵制。他引经据典,说古代天子的后妃,不超过十二人,现在嫔妃已超过这个标准了,处多难之秋,不能再增加了。因为所持者正,刘禅也有点畏惮他。阿斗随着年龄增长,后来渐渐喜欢起宦官黄皓。黄皓其人长于察言观色十分狡猾,但在董允生前因为能够“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所以黄皓始终不能胡作非为。董允身后,继任者陈祗与黄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遂使朝政日非,终于把蜀汉搞垮。

   蜀汉政权中,清廉是官场的“主旋律”。像次一些的人物邓芝,也是”“为将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地位再次一些的吕义,也是历职内外,治身俭约。作为偏僻小国能有那么强的凝聚力,内部关系较魏,吴更为稳定,从这里,也能看出点原因。

   

《三国演义》因为是褒刘贬曹的,所以曹魏的情况多被遮蔽了。其实小说与历史是两回事。  

  曹孟德矫汉未腐败之弊,抑制豪强,强化法治,使政治出现了一新的局面。因而曹魏集团中多清廉守正、执法不阿的名臣。鲍勋、司马芝和高柔即其中之佼佼者。清廉不等于洁身自好,不贪不贿固足称道,而不阿权贵,秉公执法之于吏治,于反腐倡廉更为重要。

   

    鲍勋,汉北海相鲍信之子。信“家本修儒,治身至俭,而厚养将士,居无余财,士以此归之”。因为鲍信和曹操一道起事且在战斗中为救曹操而遇害,所以曹把鲍勋辟为自己的属官。

    建安22年曹丕被立为太子,鲍勋任太子中庶子,后来升任魏郡西部都尉。在魏郡时,曹丕的郭夫人的弟弟担任曲周县吏因为盗窃官布被人举报,按照当时的法律应当杀头。当时曹操在故乡,曹丕以太子身分留在魏都邺城,这事正在鲍勋管下。因为关系到小舅子的身家性命,曹丕就亲自写条子请鲍勋高抬贵手,看鲍勋迟迟不表态,曹丕乃多次为之说情。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未来是属于他的,这个顺水人情是谁都愿意做的,何况鲍勋还做过太子的属官呢。可鲍勋却不给面子,他不阿贵徇私,在审理清楚后,把案子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曹操。鲍勋任中庶子时因为坚持原则就已经搞得曹丕不满意,现在又出了这件事,他算真把曹丕给得罪了,可他不在乎。

    曹丕的作风与其老子不同,不知道创业的艰难,在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即广筑宫苑以供享乐。在这方面鲍勋屡屡上书直谏,强调练兵务农,宽惠百姓,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可曹丕却听不进去。一次曹丕又要兴师动众出去游猎,大驾已具鲍勋还停车上书进行劝阻,曹丕气得把他的奏疏当面撕毁给他脸色看。途中,曹丕问左右大臣,打猎与听音乐,那个好?待中刘晔说,打猎好。从儒家传统观点看来,音乐是“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移风易俗”的根本性的手段;打猎,不过属于娱乐,而且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对于君王来说应极有节制: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在刘晔说完后,鲍勋马上抗声驳斥,他不仅重申反对游猎,而且当面指出刘晔谄佞,阿顺不忠,应当交给有关部门论罪。曹丕听了这些逆耳之言后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虽未给鲍勋以更大的难堪,却因为扫了兴而中途罢猎。回朝后,即给鲍勉调动工作,由亲近皇帝的驸马都尉兼侍中,降为右中郎将。

黄初4年,陈群、司马懿等联名举荐鲍勋担任宫正,即监察官,曹丕不得已而用之。让一个连皇帝都敢提意见的人担任铁面御史,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史书称“百僚严惮,无不肃然”。不久,因为反对御驾征吴,曹丕一怒把他降为治书执法。征吴败还后,曹丕找个借口将鲍勋办罪杀掉。魏国德高望重的大臣如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等全都出面给鲍勋求情,也未能将曹丕的态度挽回。   

   

司马芝为官以“忠亮不倾”见称。他初任菅县长官时,地方法制观念很差。郡主薄刘节因为是地方豪族,目无法纪,门下宾客千余人,这些人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向来的长官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敢过问。一次该征兵役,司马芝依法征刘节的宾客王同入伍,他的下属劝他说,刘节家从来未服过徭役,长官征他如果征不动,反产生消极影响。司马芝不听,坚持征召,同时亲自写信给刘节,给他讲明利害关系,劝其及时发遣。可是刘节根本不睬,将王同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反而在新征郡兵集结时让督邮责问菅县,以追究兵员不齐的责任,搞得县吏无法,不得不表示愿意代替王同服役。司马芝不屈不挠,以紧急公事将情况反映给郡守,太守一向敬重司马芝,接到报告立即作批示,说既然门客藏匿了,那就让其主人刘节代替他去服役吧。这一下司马芝出了名,在青州地区,人们称赞他有本事,能让郡主薄去当兵。

    不久司马芝调任广平县令,该县豪强刘勋任过征虏将军,自恃为曹操的老朋友,一向骄横不法。他的宾客子弟胡作非为无人敢问,出了事刘勋经常给司马芝写信以说情。而司马芝从来不给回复,坚持依法办事。后来刘勋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与他交关的人都受到牵连,这时大家才佩服司马芝的正确。

    司马芝做官一贯秉公执法。后来他官做到河南尹,一次皇宫中宦官有件事想请他徇私帮忙又怕他不讲情面,就辗转走门路找到了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董昭是地位很高的大臣,又是亲戚长辈,他也表示愿意帮忙,但他也怕司马芝不讲情面,思之再三到底也未敢开口。魏国从曹操时为矫正风俗即严令禁止淫祀,即不许胡乱祭神,违者严惩。明帝时曹洪的乳母与临汾公主的侍从因为私祭无涧神被拿在狱中,曹洪是曹操时代的大将又是兄弟,这些皇亲国戚家人犯法办起来最为棘手,可司马芝不管这些,仍是依法办理。曹洪和公主只好向太皇太后卞氏求情,卞氏就派一名中官到司马芝府上传旨,叫免于追究。司马芝接待后把太后的旨意压了下来,命令洛阳监狱抓紧审理,结案后他才上书给皇帝请罪,讲明他不传达太皇太后令旨以维持法制的苦衷,然后请求处罚自己擅行刑戮之罪。他的做法得到皇帝的肯定。

    后来司马芝被任为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农工部长。“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为部下计”,“以利要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机关利用职权经商以创经济效益。司马芝一到任,即上表分析其利弊,建议“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经过皇帝的认可,革除了积弊。

    司马芝后来就在司农的任上去世,死时“家无余财”,史称”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之”。

   

高柔是袁绍外甥并州刺州高干的堂兄弟,早年为避中原之乱往河北投奔高干避难,曹操征服袁绍后任命他为菅县长,在治有称。因为高干投降后复叛曹操,高柔自归曹操,曹操表面上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实际上想找个借口将他杀掉。后来发现他处法平允,又夙夜勤劳,一次曹操夜出巡视,见他拥抱着文书睡着了,就脱下自己的皮袄给他披上走了。曹操遂改变初衷,提拔他为丞相仓曹属。他办事认真,执法不苟,实事求是,对于立法和执法,他都能不阿上意,不避权贵,坚持自己的意见。黄初四年他被任为廷尉,但任最高司法长官。曹丕以皇帝之尊搞报复,执意枉法判鲍勋死刑,而高柔一再不奉诏命,维护法律尊严不予执行。曹丕大怒,派人把高柔叫走,然后派使者直接到廷尉的衙门去判处鲍勋,将鲍勋杀掉后,才放高柔回衙门。从这里可看出高柔的节概及其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曹丕的胸怀是远不如乃父了,可他并未因此而处置高柔,还是有守成之主的气度的。

    曹魏时严禁在皇帝的禁苑里打猎,违犯者要判死刑。但因为禁苑范围太大,违禁打猎及樵采事仍时有发生。一次宜阳的典农官员刘龟偷偷在禁苑内猎兔,他的同事张京就给皇帝打了小报告。魏明帝很生气,派人将刘龟抓来交高柔判处。高柔根据司法常规要求交出原告以便审理,明帝听罢勃然大怒,他回复高柔说:“刘龟竟敢到我的禁苑里去打兔子,我送给你廷尉你廷尉奉命把他拷掠判刑杀掉就是了。你干嘛要什么原告?难道我还冤枉了刘龟不成!”皇帝的话说得够重的了,可高柔不因龙颜大怒而畏缩,他申述说:“廷尉,天下之平也。我怎么能因为皇上一时的喜怒而破坏法律呢?”他一再坚持,辞旨恳切,最后明帝终于作了让步,交出了原告,他才依法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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