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疆监狱中一场绝食斗争正无声地进行着。当军阀盛世才的爪牙威胁一名女共产党员“悔过自新”时，她平静而坚定地回答：“我们浙江出了个秋瑾，是女中豪杰。我是共产党员，更要为真理坚守我们的气节，宁死不屈！”[1]这名令敌人束手无策的坚强战士，名叫楼曼文。这时，距离她因一场千里之外的叛变事件被党组织误解、在莫斯科工厂含冤劳作6年的日子，并不久远。

走出萧山

楼曼文，小名梅园，又名方娘、方朗，1908年出生于绍兴萧山楼塔镇徐家店村(今杭州市萧山区雀山岭村)的官宦富室之家，父亲楼卓夫是当地有名望的乡贤，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重男轻女，很早就将她许配给同村人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年代，大多数女子只能逆来顺受，楼曼文却以死相抗，最终迫使父母解除了婚约。

楼曼文12岁时，随父迁居杭州，就读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她与后来成为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的杨之华是好友，两家也是世交，楼曼文亲切地称其为“之华姐”。杨之华当时已是闻名乡里的“新女性”，楼曼文时常向她借阅进步书刊，逐渐看清了虚伪的“吃人礼教”、底层民众的深重苦难、国家民族的严峻危机，以及未来中国的光明出路。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消息传到杭州，楼曼文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游行示威，还积极参与全市募捐活动，将筹集到的钱款物资送往上海，救济死难同胞的家属。“人说苏州、杭州是天堂，我看不对。那是有钱人的天堂，无产者照旧像在地狱里受灾受苦。”[2]在杭州读书期间，18岁的楼曼文受俞秀松、杨之华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很快，由于参加学生联合会和各种进步活动，她成为当局的搜捕对象，不得不中断在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预科班的学业，暂时避居乡间。

楼曼文

待在老家的日子里，封建家庭的束缚、反动势力的监视、革命低潮的压抑，让楼曼文倍感窒息，在给三姐的信中，她写道：“姐，什么家庭！简直是愁城，所以，我要奋斗，直到新社会出现为止。姐！为社会我可牺牲一切，因为我们亲爱的无产者的兄弟姐妹们苦已尝够了……”不久后，楼曼文奔赴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自此彻底走上革命道路。

彼时的上海深陷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楼曼文结识了以企业家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蔡叔厚。蔡叔厚开办的绍敦电机公司，实则是党组织秘密制造无线电台的基地。在蔡叔厚的培养和帮助下，楼曼文于1928年由共青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她协助蔡叔厚打理公司事务，掩护秘密电台的制造工作；以女工身份开展群众工作，向工人们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罢工斗争；还乔装成犯人亲属前往监狱探视，传递情报。

在革命工作的相互扶持中，楼曼文与蔡叔厚逐渐产生了深厚感情，结为革命伴侣。1929年，蔡叔厚夫妇与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等人研制出我党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电台被秘密送往中央苏区和其他各地党组织，建立起党在白色恐怖下的秘密通信网络，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不久后，楼曼文担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妇女部部长，并正式进入中共中央特科，从事隐蔽斗争工作。

异国蒙冤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决定委派楼曼文承担一项新的秘密任务——前往日本开展情报工作。1931年，楼曼文抵达日本，名义上是留学，实则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从事秘密工作。在日本期间，她克服语言障碍和环境陌生的困难，出色完成了各项情报任务。1932年，楼曼文在东京生下女儿，不久后被党组织安排前往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列宁学院是培养各国革命骨干的摇篮，楼曼文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同志，对革命事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然而，平静的学习生活并未持续太久。“顾顺章事件”后，许多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与顾顺章有过工作交集的蔡叔厚随之受到牵连，被党组织暂时切断联系。这场风波很快就传到莫斯科，楼曼文因丈夫的“问题”被认定为嫌疑分子。中共代表团作出决定，将她从列宁学院转出，停止其党组织生活，派往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接受长期审查。

为配合组织审查，楼曼文忍痛与年幼的女儿别离，并被迫与蔡叔厚解除婚姻关系。莫斯科郊外，她每天在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又远离曾经的战友。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面对革命战友或牺牲或叛变或失去联系，青春年华也在工厂的劳作中悄然流逝，楼曼文的革命信仰却愈发坚定。她从没有向组织辩解，而是以沉默坚守信仰。

1938年，国内政治形势好转，上海党组织经过详细调查，证实蔡叔厚与“顾顺章叛变事件”无关，纯属被牵连，因而楼曼文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同年，中共中央派出以任弼时为首的新一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楼曼文的组织生活很快得到了恢复，并被组织从工厂接回莫斯科。久违的战友们都来看望她，最使她惊喜的是，其中还有杨之华。不久后，楼曼文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当时她的身体状况不佳，身患多种疾病。她坚持一边治病，一边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党中央关于国内革命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抓紧时间弥补被耽误的学习时光。同志们来看望她，劝她注意休息，楼曼文常常笑着说：“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一定要补回来的！”[3]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楼曼文心系祖国，多次向组织申请回国参加抗战。反复的请求终于被组织接受，1941年初，楼曼文与杨之华、张子意、方志纯等十几位同志一同踏上回国征程。

铁窗不屈

1941年1月，楼曼文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化名“崔少文”，在当地女子中学担任俄文教员。她本以为能很快前往延安投身抗日洪流，却因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通往延安的交通被阻断，只能与其他同志暂时留在新疆待命。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面上与中共维持统一战线关系，实则野心勃勃、反复无常。为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楼曼文利用俄文教员的身份，向学生们传播进步思想，秘密联络当地的进步力量。这期间，她与方志纯的感情逐渐成熟。经党组织批准，二人在迪化结为夫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盛世才看到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一时得势，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利诱，逐渐暴露出“反苏”“反共”的真面目，开始大肆逮捕中共党员、关押进步人士。1942年9月，盛世才杀害了中共驻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并将在新疆的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全部软禁起来。楼曼文和方志纯未能幸免，被关进监狱。

楼曼文没想到，刚刚回到革命队伍中，正要为抗日出力的时候，却再次陷入了绝境。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和艰苦生活，都未能摧垮楼曼文的意志，盛世才的爪牙们决定对她威逼利诱，想让她“悔过自新”。楼曼文始终坚贞不屈，说出了文章开头那一席话：“我们浙江出了个秋瑾，是女中豪杰。我是共产党员，更要为真理坚守我们的气节，宁死不屈！”

在狱中，楼曼文和方志纯等同志一起，组织狱友们开展绝食斗争，抗议敌人的残酷迫害；利用自己的知识，教狱中的孩子们读书写字，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鼓励身边的同志坚定信念，相互扶持，共同渡过难关。在楼曼文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狱中的党组织依然保持着战斗力。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制定斗争策略；相互传递消息，鼓舞士气；坚持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抗战无罪，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誓言成为狱友们坚持斗争的精神支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监狱，狱友们都以为很快就能重获自由。然而，美好的愿望又一次落空。国民党反动派依然拒绝释放关押在新疆的中共人员。1946年6月，经过国共谈判，在党中央的一再交涉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干部、家属和子女。7月9日，楼曼文等百余名同志终于走出监狱，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这段跨越生死的囚禁岁月，让她的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但对党的忠诚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英年早逝

抵达延安后，党中央对新疆归来的同志给予了特殊关怀，特批全体人员休息三个月，伙食标准提高一倍。解放战争已全面爆发，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正加紧进攻陕甘宁边区。休养期未满，楼曼文就要求分配工作。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党组织暂时安排她在中央社会部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中央机关被迫主动撤离，楼曼文随部队转移至晋西北，加入中央土改工作队，积极发动妇女参加土改。

1948年下半年，楼曼文随中央机关转移至晋察冀边区河北省平山县。长期复杂艰难的革命斗争和囚笼之劫早已让她的身体不堪重负。抵达平山县后，楼曼文的颈部出现肿瘤，且病情发展迅速，很快便影响到进食与吞咽。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得知后，多次动员她前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接受治疗，楼曼文清楚自己的病情已到晚期，不愿意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再与组织、同志和亲人分开。方志纯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悉心照料她的生活起居，鼓励她战胜病魔。病重期间，楼曼文对丈夫说：“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见到全国的解放，看到新中国的成立。”[4]

1949年2月，平山县到处洋溢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喜悦之情。然而，楼曼文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2月17日，她在平山县东黄泥村病逝，年仅41岁。楼曼文病逝后，党组织特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安葬于平山县东黄泥村。后来，因当地修建水库，她的灵柩与墓碑被迁至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如今，在萧山革命烈士陵园里，有一处6米长、镌刻着254位烈士英名的碑坊，在这个名录中仅有两位女烈士，其中一位就是楼曼文。

注释：

[1][2][3][4]中共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楼塔镇人民政府编《峥嵘岁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3版，第37页，第32页，第36页，第41页。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6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