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关系的复杂棋局中，我们常常困惑于台湾社会心态的演变。为何同根同源，却渐行渐远？
近日，在台盟上海市委与上海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台湾史进校园”活动上，台湾作家、历史工作者蓝博洲在演讲中，以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与深刻的历史洞察，为我们揭开了这层迷雾。
在这场一个多小时的分享中，蓝博洲从自己成长于台湾戒严时代【注：一般将1949年-1987年称为第二次戒严，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实施的戒严，被认为是第一次戒严。】的亲身经验出发，回顾了冷战结构下台湾社会的教育环境、身份认同变化，以及台湾左翼运动、乡土文学论战、保钓运动、白色恐怖与地下党的历史。试图探寻台湾认同错综复杂的根源，并重新审视那段被遗忘或扭曲的、台湾人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历史。
今天台湾问题最深层的矛盾，不仅仅是制度差异，还是长期历史断裂之后，共同历史记忆的消失。“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不会有共同的历史感情；没有共同的历史感情，就不会有真正的互相认同。”
台湾作家、历史工作者蓝博洲
【演讲/蓝博洲，整理/观察者网】
“我们这一代，从小就是在反共宣传里长大的”
今天这个报告，主题是“台湾青年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担当”。讲这个话题，我心情其实很沉重，因为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我一直很想让大家理解：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出生、成长于台湾戒严时代的人，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为什么台湾人会形成今天这样的认知？
今天两岸的问题，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两岸同胞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不会有共同的历史感情；没有共同的历史感情，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互相认同。
我1968年开始上小学，那个年代，全台湾几乎都一样。你一出门，街上的电线杆、墙壁，到处都是反共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检举匪谍，人人有责”，有些稍微粗点的电线杆上的海报还有插图，经常就是画着一个戴着打鸟帽、墨镜、鬼鬼祟祟在偷听的人。
我们每天上学时，还没进校门，就会先看到学校围墙上的标语：“反共抗俄”。那时候全台湾不管哪个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一样的。进了校门，首先看到的就是蒋中正的一句话：“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虽然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但那时候通通是这个。所以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当时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壁画。行政大楼的一幅壁画就是描绘所谓“水深火热”的大陆：骨瘦如柴的农民，被戴着红星帽子面目狰狞的人压迫、奴役。这些画面，你从小天天看，不需要老师解释，自然就知道它想告诉你什么。教室里也一样，前面挂孙中山像，后面挂蒋介石像，墙上还是贴满各种反共标语。早上八点，全校升旗整队的时候，我们要唱着《反共进行曲》走向操场。升旗之后，再接着就是校长训话，到最后，一定会来一句：“不要忘记海峡对岸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大陆同胞。”
这就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学习环境。
到了小学三年级以后，我们开始学习写作文。那时候台湾在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天天背孔孟、练毛笔字、写八股作文。作文最后通常得加上一段“反共爱国”的总结，比如写中秋节的作文，很多同学最后都会写：“明年的中秋节，我们要反攻大陆，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插回南京城头。”今天听起来可能很夸张，但在那个年代，这种话是不用规定的通行套话。
蒋介石那个时代，整个台湾社会笼罩在“总有一天要反攻大陆”的气氛里。后来国际与两岸形势剧变，蒋经国上台，台湾开始推动十大建设。今天回头看，那可以说是蒋经国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所以，你看侯孝贤《童年往事》里从大陆到台湾的家庭，会发现他们家里没有什么真正长期使用的家具；不是买不起，而是很多人一直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大陆。
电影《童年往事》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这一代来说，“中国人”这个身份，在当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是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从保钓运动到乡土文学：台湾社会开始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所谓“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代表权”之后，台湾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原本长期稳定的冷战之下的社会结构，也开始慢慢松动。
最早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海外保钓运动开始。【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单方面决定将琉球群岛的行政权移交给日本，其中包括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此举引发全球华人的强烈愤慨。1970年底至1971年初，美国各大高校的台湾及香港留学生率先发起抗议，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保钓运动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都引发巨大呼应与行动。】海外保钓运动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高官子弟，他们赴美国留学后，接触到了在台湾原本无法接触、认识到的一些历史，也重新认识了“爱国”这件事。像马英九这些人，当时都受过这一波思潮的影响，只是“反共爱国”，后来回到台湾以后，又发展出了另一套政治路线。
而其中一些比较进步的人，则在后来发展为“回归祖国”的运动。比如，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身的吴国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最早一批回归祖国的人。后来，保钓运动又进一步影响台湾的文化界，并逐渐形成一个进步的文化思潮，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台湾“现代诗”的批判。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岛内流行的现代诗，一般都非常玄虚、晦涩，大家根本看不懂。甚至到我们这代人读大学的时候还是这样。很多人没有真正读过多少文学作品，却人人都在写诗，尤其追女孩子的时候，更喜欢写那种连自己都看不懂的诗。
经过“现代诗批判”之后，台湾文艺界逐渐从空泛、抽象的表达，转向现实主义，开始真正去观察社会、关注现实。
接着，到1976年前后又出现“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使台湾思想界和文学界，重新接续上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期被压抑、禁锢的现实主义传统。
再加上当时受到大陆思潮的影响，台湾大学生在《夏潮》杂志、陈映真作品等诸多影响下，也利用寒暑假时间“上山下乡”，去服务农民、少数民族、渔民等等。这是当时台湾比较进步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氛围。
同时，随着台湾加工出口经济的发展，“党外”政治力量也开始逐渐崛起。
1976年到1979年之间，台湾的反对运动原本还是以主张统一、关怀底层、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群体，也就是所谓“夏潮系统”或“统左派”为主导。
但1979年以后，整个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大陆的对台政策出现调整，提出希望与国民党当局、蒋经国方面改善关系；同时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的对台政策也随之调整。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在这样的国际大格局与两岸小环境之下，原先不敢出柜的“民族自决”“台湾自决”等诉求，开始逐渐渗透台湾社会，并慢慢演变成一种新的政治诉求。
到了1979年底，高雄发生了“美丽岛事件”，国民党当局进行镇压。【注：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生于台湾高雄市的重大警民冲突事件。该事件由《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主导，诉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争取民主。事发后，台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捕，共逮捕150余名党外人士。黄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义雄、姚嘉文、吕秀莲、张俊宏和陈菊等8名核心领导人被移送军事法庭，以“涉嫌叛乱”等重罪起诉。在美国压力下，最终未判处死刑，其中施明德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等分别被判处12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所有的政治案件都是秘密审判的。但“美丽岛事件”却在美国压力之下，第一次采取“公开审判”的方式。正因如此，在“美丽岛事件”中被捕的这些人物，承接了1895年以来所谓“台湾人的悲情”的“政治遗产”，累积了雄厚的未来参选从政的资本。
与此同时，台湾反对运动内部的路线分歧逐渐凸显。原本较具“中国认同”的统左派路线，慢慢失去主导地位；而强调所谓“台湾本土”的路线，逐渐成为主流论述。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后来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李登辉时期整个路线的转向。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台湾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读《夏潮》杂志。后来也像同时代少数比较“进步”的青年一样，受到乡土文学论战的思想洗礼。尤其是陈映真先生的创作与文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
而我自以为不断在“进步”，可我年纪越大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单。我们这一代原本一起走的人，最后并不是越走越近，而是越走越远。我慢慢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很多人顺着整个时代政权变色的潮流走到另一边，甚至进入体制、坐在“庙堂之上”。有更多的人，当年我们在批判国民党的时候，是典型“党国反共爱国”教育下的“爱国”者，但今天也都变成“绿色”的台面人物，或是所谓“爱台者”了。
“台湾人”到底是谁？
我是1960年出生于苗栗县的客家人。因为它是台湾少数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地方。因为民进党的势力长期以来很难成为这个县的主流，今天在台湾网络上经常被嘲弄称为“苗栗国”。
在家乡，我从小到大，几乎没听过“台湾人”“台湾话”这种说法。我们那个县的社会构成就几种身份区分：主体是讲“客家话”的“客家人”【注：台湾客家人，通常指其祖先多于明末清初时期自广东(如梅县、惠州)与福建(如汀州)渡海来台，主要集中在新竹、苗栗、花莲、屏东、桃园等地。】，沿海几个乡镇讲“福佬话”的“福佬人(闽南人)”，1949年跟随国民党来台的眷村的“外省人”，以及偶尔会从深山下来脸面犹有刺青的“泰雅族”的所谓“番仔”。因为我们是主流，所以就会嘲笑相对少数的人。例如，那些母语是讲福佬话的同学，他们讲国语(普通话)的腔调跟我们也不太一样。他们的口音就会是我们嘲笑他们的材料。
然而，1979年我去台北上大学，刚进宿舍寝室，与南部来的室友互相自我介绍聊天时，却听到他不断提到“台湾人”“台湾话”，而他所说的“台湾人”“台湾话”，并没有包括我们“客家人”和“客家话”，其实就是我们家乡所说的“福佬人”“福佬话”。尽管他并没有“大福佬沙文主义”的恶意，但我还是敏感到这背后似乎有一种我尚未体会到的更深层的历史结构所指涉的政治性的身份。
后来我去高雄帮党外候选人助选的时候，因为有事而打电话到台北竞选连线总部的办公室请教，接电话的是一位政治犯出身的独派工作人员吧，听到我用普通话讲话，马上就用语气非常严厉的“福佬话(闽南话)”责备我，说“你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怎么不会讲台湾话？”我毫不客气随即用闽南话回了他一句三字经。这是我在1986年就已经面对的“台独法西斯”。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大声说出爱台湾”之类的口号便是当时反对运动主流的政治正确了。
我因为参与反对国民党的“党外民主运动”以后更加切身感受到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于是开始回头认识自己而去思考：我们客家人到底是什么？台湾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既然我是一个爱台湾的台湾人，就应该真正认识台湾。于是我也开始认真阅读台湾历史。
1986年，我在参与学生运动杂志《南方》创刊期间，强烈感受到周遭形势的变化。所谓“台湾人史观”已经是反对运动的主流论述了。我于是开始阅读台湾史。其间也读了后来被很多人奉为所谓“台独左派”的“圣经”的史明所写却尚未公开出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复印本。当时在我们的圈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而且会去读这种禁书。但老实讲，我当时读那本书的时候，只觉得它又臭又长，像是“剪刀浆糊”拼贴出来的东西。读完以后，脑子反而更加混乱。
后来，我又读了另一位老台共前辈苏新(1907-1981)所写，1949年在香港出版，但当时也是盗印出版的禁书《愤怒的台湾》。苏新是台盟创盟前辈，也是老台共。他的这本书，从荷兰殖民台湾一路写到1949年。读完这本书以后，我立刻明白：我不可能是“台独”；而且我也知道，“台独”这条路根本走不通。这是《愤怒的台湾》给我最大的教育。跟史明那种越读越糊涂的“四百年史”不同，苏新的书把台湾历史讲得非常清楚。
日本殖民下的“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
从《愤怒的台湾》开始，我真正走进了台湾历史的学习，开始试图理解自己的身份问题。
20世纪70年代，《夏潮》杂志首先重新出土被湮灭的日据时期台湾反抗史与新文学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了台湾文学界、史学界的关注方向。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吴浊流(1900-1976)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就因为“台独派”用来做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文章而重新受到重视。这本书后来就成了统独论争中非常重要的文本。
罗大佑曾写过一首歌，名字就叫《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我们年轻时唱卡拉OK，唱的几乎都是他的歌。为什么连流行歌曲都在唱“亚细亚的孤儿”？因为20世纪80年代，台湾岛内有很一股重要的思潮，就是借“亚细亚的孤儿”来塑造台湾人的历史观。但问题在于：这种“亚细亚的孤儿史观”，真的是吴浊流原本的创作意图吗？
我重新研究以后发现，并不是。吴浊流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皇民化运动”最严重的时候，面对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危机，而冒险写下这部小说。他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台湾人只有回祖国参加抗战才能得到解放。
吴浊流1943年起稿的小说是用日文写成的，原名不叫《亚细亚的孤儿》，最初题目是《胡志明》。为什么叫《胡志明》？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就象征着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尤其吴浊流作为一个客家人作家，民族意识非常强烈。“胡志明”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一种“表明自己是汉人、中国人”的意味。在他那里，根本不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而是要通过胡志明的一生，一一揭露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只是1956年在日本出版时，因为书名恰好与当时的越共总书记同名，不得不把主角的名字改为“胡太明”，并把书名改为体现台湾人历史遭遇的《亚细亚的孤儿》。
后来我研究台湾历史，尤其看了1895年《马关条约》后台湾的抗日史，我才真正理解：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台湾汉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身份认同”问题。在那之前，大家只是清朝子民，并不会特别去思考“中国人”这个身份。但日本殖民统治开始后，台湾汉人开始产生一种新的“祖国意识”。朝鲜被日本彻底吞并后已经失去祖国，而台湾不同，台湾还有海峡对岸的祖国；虽然这个祖国“不争气”，把台湾割让出去，但台湾人反而因此产生了强烈的祖国意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意识——“弃儿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被祖国抛弃”的怨愤心理。这让我逐渐理解，台湾汉人的身份认同，其实长期在“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之间摆荡。
再进一步看整个台湾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895年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整整50年。但在这50年里，“祖国意识”始终是台湾汉人身份认同的主旋律。
无论是1895年到1915年的武装抗日，还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文化抗日运动，再到1937年以后许多台湾青年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这整条历史脉络都说明一点：台湾人在整体上始终把自己视为中国人。除了极少数汉奸之外，很少有人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台湾义勇队设于金华的第一“台湾医院”，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台湾医生”。
鲁迅曾在1925年和台湾青年作家谈话时讲过：“现在祖国没有能力帮助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所以1928年的台共也曾主张“独立”，但它并不是“独立于中国”，而是“脱离日本殖民统治”。
“台独派”的史观刻意把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歪曲为“台独”，但真正的问题是，当时所谓的“独立”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提出的，而不是指脱离中国。所以，“台湾民主国”的年号仍然使用“永清”，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中央能够处理台湾问题。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历史概念与事实被“台独派”的史观刻意包装、偷换，原本属于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一部分的主张，被扭曲解释成“台独”的历史正当性。一般人如果不了解历史，就很容易被这种叙事带着走。
1895年以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确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其中最核心的，仍然是“祖国意识”。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变化。辛亥革命以前，台湾人的认同更多是“大清认同”；比如，抗日志士简大狮(1870-1900)牺牲前声言“生为大清之人，死为大清之鬼。”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简大狮
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清朝灭亡以后，台湾人又面临新问题：既然清朝没有了，那我们是谁？有些人为了维持民族认同，甚至坚持不剪辫子。像洪弃生(1866-1928)这些抗日志士，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武装抗日失败后，仍通过保留辫子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我不是日本人。”到了1915年，台湾岛内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抗日的领导人余清芳则用“大明慈悲国元帅”来号召民众。
包括吴浊流本人，一直强调自己的汉民族认同。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最黑暗的1944、1945年“皇民化运动”时期，才会写出《胡志明》那部小说。他其实就是在表白台湾人的身份，说你为何不表白你是明朝的后裔。
小说里面写的，正是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从私塾教育，到进入日本公学校、师范学校，不断遭遇殖民歧视。他慢慢意识到，日本人始终把台湾人当成“二等国民”。但更复杂的是，当他后来回到南京以后，又遇到另一种尴尬：南京当时是汪精卫政权时期，结果祖国同胞又把台湾人当成“日本人”。那么，台湾人到底是谁？今天很多人以为这是当代才出现的问题，其实问题早就有了。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台湾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面对这个问题。
包括后来很多人引用的“台湾是台湾人的”这句话，在当年也不是今天这种经过扭曲的含义。那个时代台湾知识分子讲这句话，主要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其本意并不是要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的“台湾民族国家”。但今天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把这些历史语境全部抽空，只保留字面上的一句话，拿来服务于“去中国化”的叙事。
吴浊流写《亚细亚的孤儿》，真正要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在最早版本的小说结尾，不是现在很多人所理解的“台湾人的悲情”，小说最后写的是：有人半夜偷偷收听广播，听到胡志明在昆明对台湾同胞广播，鼓励台湾同胞回祖国参加抗战。
这个结尾，与历史事实是对应的。
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人被殖民统治50年，最终真正看到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是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尤其是1937年以后，随着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很多台湾青年回到大陆参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到抗战胜利前后，大约有五万名台湾青年返回祖国参与抗日。所以，吴浊流的小说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是和这一段的历史经验相一致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后来“亚细亚的孤儿”会被重新解释成“台湾孤儿意识”呢？
因为到1979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一些新的文学与历史论述开始刻意强调“悲情”“孤儿”的情绪。他们特别强调小说主人公最后“发疯”的情节，说台湾人在日本人眼里不是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也不是中国人，所以台湾人只能回到“台湾主体性”。但这种解释，只是抓住了历史经验中的“弃儿意识”，却故意忽略了更核心的“祖国意识”。问题就在这里。1895年以后，台湾人确实同时出现了“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两种情感，但直到1945年以前，主导性的情感依然是祖国认同。
光复后《台湾新生报》连载吴思汉寻找祖国的自述报道
“二二八”之后：为什么很多台湾青年走向共产党？
1945年台湾光复时，大部分台湾民众是真心欢迎祖国回来接收的，所以才会出现“箪食壶浆迎王师”这样的场景。但是，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又让很多台湾人开始对“祖国”产生失望。
不过，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台独史观的叙述那么简单。因为很多台湾青年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中国认同。恰恰相反，他们逐渐转向了另一种“红色中国”的认同，也就是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我对这段历史调查研究之后才认识到，“二二八”事件要求的是民主与自治，并不是台独史观所谓的“台独起点”；如果是这样，又要如何解释20世纪50年代有那么多台湾青年投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呢？
陈明忠、林书扬，以及在马场町被处决的大量台湾青年，其中很多人都是台湾本地青年。他们其实已经用自己的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在他们看来，台湾的问题，不能孤立地只在台湾内部解决，而是必须和整个中国革命结合起来。
所以1947年以后，许多台湾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希望通过参与整个中国革命来改变台湾命运。这才是《沉默的荣耀》背后的真正历史。
朱枫就义前一瞬
但1950年以后，这段历史在台湾长期不能公开讲。很多地下党烈士的子女，甚至都不知道父辈真正参加过什么活动，因为那是会掉脑袋的事情。他们只知道“亲人被国民党杀了”，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杀。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体系中长大的，慢慢地，他们甚至站到自己父辈曾经反对的立场上。我一直觉得，这是台湾历史最大的悲剧之一。
因为这样，我越来越意识到，两岸融合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台湾人的中华文化认同而已，而是台湾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高度反共的教育，但即便如此，我们并不怀疑自己是中国人。恰恰相反，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很深的“中国心”“中国情”，小时候天天看地图，看长江、黄河，看“壮丽山河”，很多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回到大陆看看。
这一点非常重要。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中国认同”，而是台湾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冷战结构与“去中国化”
两岸往来开放以后，原本受党国教育长大的一些人，真正到大陆看过之后，私下也会讲“共产党其实做得不错”，但因为台湾长期形成的那套反共意识形态非常深，他们还是不能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我一直认为，从1895年到1992年“两会共识”形成之前【注：海基会与海协会】，整体而言，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并没有根本性断裂，虽然反共，但主流意识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真正大规模变化，是到20世纪90年代李登辉搞两国论，尤其民进党执政之后。通过长期的教育、教科书修改、媒体宣传、政治动员，再加上各种社会资源和制度力量，“去中国化”成为一项长期工程。到现在，“抗中保台”成了一种能有效动员台湾社会的政治叙事。
今天大陆有一个看法，认为只要强调中华文化，就能解决台湾问题。我个人对此持疑问态度。
光靠“中华文化”就能解决认同问题吗？过去两岸交流的时候，不少大陆朋友都觉得“中华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是台湾”，甚至很多台湾人也有这种文化优越感。比如两岸开文化会议时，一些台湾人士就会不断强调“繁体字”“正体字”，甚至今天还有人说“要解决两岸问题，先废除简体字”，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根本问题。
真正的问题，不在文化形式，也不在繁体字、简体字，更不只是蒋介石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在我看来，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岸进入了不同的历史道路。随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被纳入美国主导的东亚反共体系。
今天台湾问题最核心的卡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台湾社会绝大多数人就难以接受。
为什么蒋经国执政后期推动开放探亲？其实他也有现实压力。那么多跟随国民党来台湾的老兵，一辈子不能回大陆，很多人到了六七十岁，人生快结束了，还没见母亲最后一面。在这种情感压力下，蒋经国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这是他做的一个历史贡献。当然，小道消息很多，有人甚至说，美国对他开放两岸探亲并不满意。
去台老兵在台湾街头活动争取回乡探亲的权益。
因为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两岸民间重新恢复联系。美国最希望维持的状态就是，中国不能统一，台湾也不能真正独立，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对立、分离的状态。
说到底，还是那个问题：中国有没有能力真正改变整个东亚力量结构？也就是所谓“东风能不能压倒西风”的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在台湾岛内长期坚持统一立场的人来说，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认识历史，台湾才能重新理解自己”
今天2300万台湾人里面，真正明确认同中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原因并不只是他们“坏”，而是他们长期接受的是另一套教育。很多人不是有意识地“反中”，而是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不知不觉形成了那种认知。
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让台湾人真正重新认识历史？怎么让台湾人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那些台湾地下党烈士的后代。我从1987年开始接触台湾地下党的历史，接触了很多烈士家属，但很多烈士后代其实并不认同共产党。
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烈士家属，会走到自己父辈的对立面？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历史。他们从小只知道“父亲被国民党杀了”，但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杀。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地下党的历史在台湾根本不能讲，一讲就会出事。很多家庭内部甚至完全不谈这些事。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中成长起来，慢慢地，反而站到了自己父兄的对立面。
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有大量青年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其中很多人并不是边缘人物，相反，恰恰是那个时代台湾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有知识分子、学生、教师，甚至包括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像我写《幌马车之歌》(后来侯孝贤拍《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些人。这些台湾青年，在殖民地台湾成长，后来到了祖国大陆，最后为什么“走来走去走到共产党那里去”？这不是偶然。他们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也经历过战后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与腐败，最后认为：共产党代表了一种新的希望。台湾的问题，不能只靠台湾内部解决，而是必须和整个中国革命结合。所以，他们投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这就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只是今天很多台湾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了。
而且1949年以后台湾局势原本并不像今天这样。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朝鲜战争爆发前，台湾已经非常接近“解放”。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台湾发展得很快，很多人都认为局势已经接近最后阶段。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整个局势就彻底改变，台湾问题被拖到了今天。
1949年以后，蒋介石败退台湾，开始进行大规模镇压，随后进入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最早像“基隆中学事件”“《光明报》事件”等，很多人被捕。1949年12月以后，以“匪谍”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枪决展开。
蒋介石最开始主要镇压的，其实是所谓“外省人”。当时他的政治处境并不稳，美国一度并不完全支持蒋介石，曾考虑扶持孙立人、吴国桢等势力。同时，在台湾社会内部，从资产阶级到左派，对国民党普遍都有不满。更重要的是，当时解放军随时可能渡海。所以蒋介石最初不敢对台湾“本省人”进行大规模镇压，他担心这样做会再次爆发类似“二二八”那样的社会反抗。而镇压“外省人”相对社会影响较小，很多外省来台者社会关系有限，没有深厚地方网络。但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彻底改变，美国重新全面支持蒋介石，台湾也真正进入冷战体制。
我们这代人就是在“反共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小时候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很重要，问题不在“中国认同”，而在于台湾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今天真的想解决台湾问题，关键就是怎么让台湾社会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简单的宣传，而是真正地理解：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20世纪50年代台湾最优秀的青年会选择共产党？为什么他们最后愿意为理想而牺牲？今天很多台湾人，包括地下党烈士后代，对这段历史完全不了解。
如果大陆真的希望争取台湾民心，最重要的不只是经济发展、不只是文化交流，而是帮助台湾人重新理解台湾历史，尤其是台湾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关系。
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历史认知与身份认同的问题。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不会有共同的历史感情；没有共同的历史感情，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认同。
真正重要的，是让台湾年轻人知道，台湾历史并不只是今天课本里的那个版本。台湾历史中，存在另一条长期被压抑、被消失的线索，那就是台湾人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包括台湾抗日史、地下党历史，以及台湾青年参与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些历史如果不被重新看见，那么台湾社会对于中国的理解，就永远会停留在一种被割裂、被简化的状态里面。今天台湾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与这种历史断裂有关。
我一直强调，认识台湾历史，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只有重新理解历史，台湾人才可能重新理解自己。只有这样，两岸之间才有可能真正建立一种共同的历史情感，否则两边永远只是各讲各话。
我想，这是我今天演讲最想讲的一件事情。
(本文根据现场演讲整理而成，经演讲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