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我在浙江莫干山接到潘汉年同志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受陈毅同志委托通知我，中央决定调动我的工作(当时我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让我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陈总当时已调中央工作，任副总理，主管外事。

我回到上海后，陈总为了把此事最后定下来，亲自打电话到上海，告诉我中央的意见并征求我本人的想法。我表示同意。我的工作就这样最后决定，并于1955年1月赴北京报到。

1938年，刘晓、张毅与长女松英在上海。 图源：网络

抵京后，我和爱人张毅同志被接到中南海下榻。中央对驻苏联大使这一工作极为重视，赴任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找我进行了谈话，交代任务、作了指示，以及提醒应注意的事项。

陈毅外长当时指示我说：“要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深入展开对苏联的工作。”

毛主席是在我临走前两天召见我的，地点在主席的办公室。我一进门，先向主席问好，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派我出任驻苏联大使，并说这个任务十分繁重，我担心难以胜任，希望主席多作指示。

主席说：“让你当驻苏联大使，我们是仔细考虑过了的。中央认为，你是能够胜任的。”接着，主席就对我作了原则指示，说苏联对世界革命起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发展中苏关系、加强中苏友谊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建设，我们需要苏联各方面的帮助。指示我去苏联后，言行要谨慎，有重大问题要请示国内，要我重视中苏关系，当一个中苏友好大使。

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席强调，我们要认真研究苏联的外交政策，同苏联的政策进行配合和合作。在谈到苏联国内问题时，主席说，苏联的政局还在变动之中，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是否能巩固，还要看今后发展情况，希望我们注意观察，利用在第一线的有利条件，多和苏联方面人士接触，特别要多和赫鲁晓夫接触。

当时，我很注意主席对赫的评价，但自始至终主席对赫本人未作任何评语。

毛主席这次谈话约持续了一个小时。

1955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总理约我到他住所谈话，并指定张毅陪同。我们进入总理会客室后，总理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稍作寒暄，就开始正式谈话。

总理说：“你们要去苏联工作，在中苏关系上我给你们交个底，这次谈话不要作记录，用脑子记。”

总理转对张毅说：“今天把你也请来，因为你的年龄比刘晓轻，记忆力好，可以帮助刘晓记在脑子里。”

以下为总理对我们所讲的内容：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相隔太远了，这次就不谈了，从解放战争谈起。

1948年5月，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他是代表斯大林来的，主要是为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听取我方的意见。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待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

苏联的做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的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的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时期。苏联对我们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持保留态度。

当然，中共打赢了，苏联背靠新中国还是高兴的。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当时同苏联是有分歧的。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费了一番努力的。毛主席为此在苏联待了很久。主席表示，一定要签，不签这个条约，他就不好走。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他还是同意签订中苏两国的友好条约，这是好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苏建交以来的这几年，两党两国关系是好的。苏联同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援助143项工业项目，包括新疆的合资公司，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培训我们的技术干部和接收我们的留学生及进修生。

我们建国不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很少，所以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五年计划需要苏联的援助，何况美帝国主义还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所以，无论从内部或从外部来说，都需要同苏联搞友好。驻苏联使馆的工作要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进行，要巩固中苏友谊、发展两国关系。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文本 图源：网络

总理指示我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同苏方进行广泛接触和合作，多做友好宣传工作，还说今年正值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这是一件大事，建议我乘飞机赶去主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并说我去苏联，他们一定会很欢迎我的。

按总理指示，我在北京未作久留，由李汇川同志陪同，很快就乘飞机赴苏，争取在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前递交国书并主持庆祝活动。张毅同志乘坐火车赴莫斯科。

关于1948年5月米高扬从莫斯科来到西柏坡，我还想补充一点情况：

有一次，在我任驻苏大使期间，记得是1957年8月中旬，在朝鲜使馆的一次宴会上，米高扬曾有一次想弥补那次他作为说客的歉意，向我说了他曾5次来过中国，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

还在斯大林在世时，1948年他首次访华。当时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还不够了解(其意明显指的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了解)，但他本人当时已看出中共马列主义水平和苏共一样，只是经济建设经验差一些，并就此向苏共中央作了报告。

现在(1957年)他认为，不论马列主义，还是建设经验，两党的水平都是一样的。中共对苏共的支持减少了苏共工作中的困难，并表示友好地谈到，目前苏联虽不富裕，但将尽力援助各兄弟国家。

我于1955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2月6日先去拜访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他提出了我准备递交国书，及拜会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等有关领导人的要求，请给予协助安排。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2月7日下午苏方就通知我递交国书。随我去的有政务参赞温宁、商务参赞李强、武官韩振纪、参赞李汇川、翻译阎明智。苏方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接受国书，陪同人员有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远东司司长费德林等人。

1955年，刘晓出任驻苏大使，向伏罗希洛夫呈递国书时的合影。前排：伏罗希洛夫(左二)、作者刘晓(左三) 图源：《出使苏联八年》

递交国书仪式完毕后，伏罗希洛夫把我和翻译阎明智引入边房谈话，其余的人均留在原地等候。房间里备有茶水。

坐下后，伏表示欢迎我当驻苏联大使，并愿和我多方面进行合作。他对中国革命胜利讲了一些好话，并请我向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好。我作了简短的友好表示和感谢后便辞别了。

伏一直拉着我的手送我出门，握手时还说我的体力不错，手很有劲。总之，伏尽量表示友好并把气氛搞得很活跃。

后来，我还拜会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元帅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等。

我作为驻苏联大使代表国家，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授权代表中共。为了今后与苏共中央打交道，我带着党中央刘少奇署名的党的介绍信、委任书。我把委任书交给了苏共中央。

作者刘晓与驻苏使馆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刘晓(右三)及夫人张毅(右四)、张伟烈(右二)、李则生(左一) 图源：《出使苏联八年》

我抵苏后一个星期，赫鲁晓夫即接见我。谈话是在苏共中央赫的办公室进行的，大约一个小时。

赫鲁晓夫多次赞扬中国，以示友好。他说，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战胜了种种困难，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正大踏步前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显示了新中国的力量。

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苏共把中共看成亲密的兄弟党，中国驻苏联大使会受到苏联人的尊敬并得到照顾。

赫最后还说，中国使馆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可直接向苏共中央提出，苏方一定会认真协助解决。

由于初次见面，我没有向赫提什么问题。我感谢他的友好接待和关心，并表示将竭尽自己的力量来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和联系。

由于赫提到了朝鲜战争问题，我就谴责了美帝的种种侵略行径和阴谋颠覆活动，并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击败了美帝，但我们对美帝仍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我还讲了一些对苏联友好的话，作为对赫赞扬中国的回敬。

最后我表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将同苏联合作和配合，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坦率地同苏联商量，交换意见和向他们请教。

这几句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讲的，也作为我这次同赫谈话的政治结束语。赫听了我的话显得很高兴，忙说：“我们要相互帮助、相互配合，你来的时机很好，正值中苏友好条约五周年，我们要把这个庆祝活动搞好。”

告别时，赫还再次表示，有问题可向苏共中央提出来，他们将帮助解决。

为了加强与各国驻苏使节的联系，便于今后工作，张毅同志到莫斯科后也忙碌了几天，先后拜访了已与我国建交国家的驻苏使节夫人。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又是礼节性拜访，所以谈话中只谈两国友好往来，避开政治问题，特别是有争论的问题。

但在拜访中，有时对方也会提出一些令你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如张在拜访英国大使的夫人时，她向张毅问道：“您大概知道K.C.吴此人吧?他在30年代当过重庆市长，40年代任上海市市长，我在驻华使馆时与他认识。您听说过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请原谅，您不会认为我问得太鲁莽了吧?”

张毅知道，她问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张毅也已察觉出，大使夫人是从侧面提出台湾问题和国共两党的问题。所以张毅回答：“吴国桢也算国民党的要人吧，我不认识他，但他在上海时曾经干预过我们领导的学生运动，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被我们击败逃往台湾，吴也去了台湾。据说吴与蒋因政治见解或私人间的某些分歧而去了美国，离开了政坛。”张毅考虑到英国当时还坚持“两个中国”，就没有再同她多谈，而把话题引向谈论莎士比亚的剧作。

作者简介

刘晓(1908年5月13日-1988年6月11日)湖南辰溪人，原名刘运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前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外交部顾问;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1988年6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