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上海旧职员，是指曾经在上海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广大职员群体。这些旧职员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带有很强的软弱性与动摇性。因而，建国后，中共中央刚柔并济，运用多种手段让旧职员了解、认知中共。旧职员也不断认知、学习和调适自我，努力融入新社会……

1949年前后：彷徨与观望

1949年前后，在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恶和强烈爱国之情的影响下，大多数上海旧职员选择留在大陆。然而，此时他们对中共的了解非常有限，尚谈不上认同，甚至有曲解的情况出现。总体来看，彷徨与观望是这一时期旧职员的主要政治态度表现。

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开始酝酿“抢运学人”计划，国民党利用各种资源，不惜以高官、美金作“诱饵”，发动一切力量，企图将人同仪器设备、古籍文献、学术机构等“一网打尽”；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也适时对大陆学人发出邀请，可最终大多数旧职员还是选择了留居大陆，迎接新政权。

以 1948年当选的 81位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为例，留居大陆或于建国之初返回大陆的有 60人，随蒋介石迁至台湾的有 9人，旅居美国的有 12人。在上海，与工商业及航运有密切关系的海关机构员工，除美籍总税务司李度赴穗外，所有其他员工均自愿留沪海关继续工作。

新旧社会更替的关键时刻，广大旧职员在政治倾向上义无反顾地选择中共，其原因大多出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恶与爱国之情的感召，当时还谈不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更谈不上对中共的认同。

事实上，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共长期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这使他们在城市尤其是诸如上海这般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扭曲和极力丑化，旧职员对中共的了解甚至存在曲解。在上海，大多数人不了解中共，他们常常报以“等一等，瞧一瞧”的心态。

除以上与中共少有交集的普通职员外，就连新中国成立前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某些旧职员也没有真正了解中共。上海解放后，被分配去华东新闻学院参加学习的一位旧职员剖析自己当年参加地下党活动的原因时说：“以为这是神秘的，时髦的，有时甚至可以像电影上的侦探家一样，偷偷地调查别人行动。”

很多旧政府的高级职员也对中共知之甚少。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兼任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的宋云彬，曾在 1949年 5月 4日《人民日报》“五四”纪念特刊载文一篇，认为中共“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

因不了解中共政策，持中间路线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凡是敢骂国民党而又不欢迎共产党的才是好的”；还有人不满于“国民党的反动腐化，但对人民的革命仍是茫无所知，于是倾心‘第三条道路’，对当时流行的所谓‘新的革命运动’、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寄予无限希望”。

总之，现实境况以及生存要求，使旧职员虽有惧怕，但又非常渴望了解中共与新政权。于是，在疑虑、猜忌，不安与恐惧的情绪中，他们陷入了暂时的彷徨与观望。

1949至1952年：接受与认同

初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知，若不加以正确引导，旧职员焦虑与不安的情绪不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还有可能会危及新政权。因此，他们运用各种方法，动用多种资源，不仅以事实证明了自己卓越的执政能力，而且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让人民体会到“翻身做主人”的喜悦。

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后，民众已逐渐开始了解中共，并对其表现出了初步的接受和认同。认购公债时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土改中思想感情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旧职员初步接受和认同中共的典型表现。

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国民政府的罪恶财政政策，中共初掌政权之时，物价飞涨，整个社会一片破败混乱。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经过反复研究，经毛泽东同意后，决定发行公债。然而，入城不久的中共尚未建立起足够牢固的群众基础，积极宣传、大力推销就成了公债发行任务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一环。

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公债推销委员会。上海的公债推销委员会于 1950年 1月 5日正式成立，在公债推销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对机关、部队、师生、员工、青年、妇女以及文艺界，主要以自觉认购、开展竞赛的方式进行；对工商界以及职业界人士，民主协商、自报公议则是较为普遍的方式；而对殷实富商，工作人员一般采取登门推销或个别协商的方法。

由于组织得力，宣传有效，公债认购如火如荼。各行各业的旧职员们迅速投入到了认购公债的热潮中来。他们不仅积极认购公债，而且自觉加入劝购公债的大军中。2月 3日，上海旧职员共计 2万余人走上街头宣传；4日，队伍增至 3万余人。

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进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共决定于 195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推进土地改革。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干部缺乏的情况。为确保土改工作顺利有效推进，中央决定积极吸纳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加入土改大军。

毛泽东积极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改造自我。在他的号召之下，数十万知识分子(其中多为旧职员)积极投入到这场革命之中。为了使这些较少接触农民，又不甚了解农村的知识分子，愿意参加并且很好地完成任务，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严格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策学习和整风。

作为旧职员的聚集重地，上海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仅以上海市郊的土改运动为例，前前后后共有 3万多人下乡参观，这些人中有来自文艺界、科技界、工商界的人士，还有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经过土改，旧职员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看到了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1952至1956年：支持与拥护

旧职员们亲眼看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变化，在震撼与兴奋之余，也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此时的他们，已由过去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变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赵祖康是积极拥护中共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型代表。他是一名市政工程、公路专家。自 1945年起，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被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担任代理市长的 7天里，他深明大义，积极配合，为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作出了积极贡献。1954年，他担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1957—1983年，他连续担任上海市副市长。

有类似赵祖康这样经历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在中共的感召下努力工作，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建设中先锋模范的重要代表。

经过两年的恢复和休整，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了明显好转。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10年到 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到1953年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完整表述，“三大改造”(指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拉开了序幕。

旧职员们怀揣着对新政权的认同和美好愿景，奋力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自觉担当起党的宣传员和报告员，深入农村、工厂、资本家当中积极宣讲，消除民众顾虑，使其理解、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之时，旧职员们更是广泛深入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与农民、工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打成一片。

正是因为全国民众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并肩作战，至 1956年底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新生政权的领导下，旧职员同广大民众一起，或主动或被动地结合起来，团结互助，凝聚力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