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在这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我们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但具体是怎么创建的？哪些人做了哪些工作？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了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曾三同志，听他讲述了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起步过程。
曾三是中国共产党无线电事业的先驱，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他1925年入党，在恽代英、李维汉、萧三等同志的影响下，早在1924年中学时代，就参加了湖南的革命活动。之后，参加了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开创工作，度过了一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
曾三(1906—1990)
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急需无线电通讯
《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想必大家都看过，它描写的是我的战友和我的学生的故事。这部电影很真实，我看了感觉非常亲切，它把我带回到了30年代我在上海搞无线电工作的时光。电影中李侠的故事是真人真事，是以李白为原型的。李白是我的学生，30年代从红军无线电学校毕业，我是那个学校的政委。后来，李白跟我一起长征到达延安，在延安搞了一段无线电工作后，被派到上海去了。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有人说，我们党的无线电工作是在俘虏了国民党的无线电人员以后才开始有的，这不对。其实，早在共产党成立不久的20年代末，周恩来同志就深感成立一支无线电通讯队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928年夏秋两季，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先后两次分别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选调中国学生涂作潮、刘希吾、毛齐华、李元杰等十位同志去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和“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讯业务。周恩来曾对毛齐华等人说：“你们要抓紧学习，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人才。”毛齐华说，这句话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还分别约李强、张沈川同志谈话，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后来，李强和张沈川成为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党的六大以后，工农红军不断壮大，建立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白区的党组织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我们还处于被敌人封锁、分割的状态。这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党中央怎样加强对各地党组织和工农红军的领导？各地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又怎么联系？
有部电影叫《鸡毛信》，有的地方确实用鸡毛信作为传递工具，这在当时是一种办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可也不能光用鸡毛信啊，因为太慢了，路远更不行，要越过敌占区就更困难、更危险。
当时上海和江西苏区，交通员联系一次，往返往往需要一个多月或两个月时间。1929年3月，红四军在给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就抱怨过：“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信二件二次：一次是去年6月4日的长信10月间在井冈山接到；再一次是六次大会决议案，今年1月才在永新接到。”
另一封信上说：“1930年7月，彭德怀部队打长沙，占领长沙后，与黄公略部队只隔一条铁路，却不能互相通信。”1930年9月7日，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8月攻长沙不克原因之一是，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败。”这都说明，当时迫切需要速度快又封锁不住的无线电通讯。
党组织派我去上海学习无线电
我是1930年开始学习无线电的。“马日事变”后，我逃出湖南，到汉口接上了组织关系，汉口党组织决定派我去上海学习无线电。
为什么派我去？一是因为我年轻，二是因为我上过中学，懂点英语。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这一点很重要，搞无线电要会点英语才行。我们用英文字母编成电码代替汉文发出去，非常方便。比如，g用1代替， b用2代替，拍发出去，对方就知道是“再见”。可是汉字没有字母，用数字代替不了。比如，一撇用1代替，一横用2代替，拍发出去，对方就无法知道是什么字。而懂点英语就好多了，可以这么说，不会英语是学习无线电的拦路虎，临时抱佛脚是很困难的。
记得长征的时候，急需培养一批报务员，我们学校就从红军中挑了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还有一点文化的来学习。这些人过去是拿牛鞭、锄头、握枪杆子的，文化都不高，大多只读了两三年小学，在学习英语时就尝尽了苦头。就拿学习英文的26个字母来说吧，不方不正，曲里拐弯，写也写不好，读也读不准。他们笑说：这是地雷(指a)，这是手榴弹(指b)，这是刺刀(指f)。大家听后，都开心地一笑。
得知让自己去上海学习的消息后我很高兴，因为有工作了，而且还是为革命工作，又是到那个大地方去，十里洋场嘛，是很多人想去的。出去学习总需要钱，但当时组织上经费困难，拿不出太多的钱，只给了我十五元路费。十五元，已经很少了，可我还得还账呀！因为当时我在汉口的一家小旅馆住了很久，欠了他们十几元的房钱、饭钱，这十五元钱就算全部拿出来还债都不够。怎么办？只能当东西。我把夏布蚊帐拿到当铺当了两元八角钱，还是不够，又去找两个穷老乡借了十元钱。跟旅馆算完账后只剩七元多钱了，买船票不够，只得求两个水手帮忙。他们同情我，用“带黄鱼”的方式让我上了船。什么叫“带黄鱼”呢？黄鱼是靠边溜的，“带黄鱼”就是逃票，水手偷偷带上一两个人上船，藏在他们住的房间里，赚些外快。
我这个“黄鱼”到达上海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了一角多钱。带着这一角多钱，我在上海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颇感紧张。谁知一下船，就有一家饭店接客的人过来帮我提行李，要我到他们那里去住。去就去，船到桥头自然直，只有住下了才好接关系，不能整天提着行李在马路上遛达，这样很容易暴露。
进了饭店，到房间里一看，真阔气，不光有个双人床，还有写字台、沙发。再一看挂在墙上镜框里的房价，真贵！一天要两元九角七分钱！我当时吓得差点吐出了舌头，我这个穷学生第一次住这么贵的房间。既来之则安之，住一天再说，没钱了还有东西可以当。于是，我用一件夹袍当了三元多钱，第二天付了房钱后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住了。
第一期培训班里有苦有乐的日子
住下后，我马上按规定的办法写了一封信和组织接头。过了一两天，组织上派李强(化名张振声)同志来看我，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安心住着休息，等他派人来接我。
后来王子纲同志来接我了，他让我住在静安寺路西摩路口一处小阁楼里，同住的是伍云甫同志。但阁楼太小了，住两个人实在太挤，我们就搬到了赫德路一个稍大的亭子间住下。从此，我开始了学习无线电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按照周恩来同志的要求选派过来的。
我参加的是第一期培训班。为了安全，采取学生分散居住、分散教学的办法。教我们的老师，是张沈川(沈哲)同志。
当时在上海，党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了绝对保守地下通讯的秘密，电台的同志终年深居简出，几乎切断了一切社会关系。就连这一期的同学，我只知道有伍云甫，再一个就是王子纲(接我的时候见过一次面)，其他同学如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等同志，是后来才知道的。
但我们也得和外界联系呀，信当然不能寄到我们住的地方，寄到哪里呢？根据长时间的观察，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高级饭店和医院当通讯处。这些高级饭店和医院收到信后，不会去查有没有这个人，就往固定的地方一放就不管了，是谁的信谁自己去拿。所以我们常用“东亚大饭店”或“宝隆医院”做通信地址。估计有信来了，就去看看，见了信，看没人注意，拿了就走。二房东看见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年轻人成年累月地跟家里没有信件来往，感到很是奇怪。我们看出了二房东的怀疑，后来就常常自己给自己写信。
为了学技术，我们整天在家里“滴滴答”“滴滴答”地忙个不停，这也引起了二房东的奇怪和疑心。她问我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在上海没有找到事做，想学学无线电这门技术，以后也好找个职业。”她又问我们在哪个学校上学，我们说没有上学，只是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每月给他一些车钱。当时在上海这类情况很多，所以二房东也就相信了。
当时学习又累又苦。特别是夏天，亭子间就像蒸笼一样，热得像火烤，喘不过气来，光着膀子也是满身大汗，像被雨淋了似的，头发也往下滴水。蚊子更是猖獗，挥之不去，老是围着你叮，还嗡嗡叫。我有时故意让它叮，等它把针刚插进去，我就一下子把它拍得粉身碎骨了。
生活方面也比较艰苦。学习期间，每人每月只有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每月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剩下的钱才是伙食费。每天的副食，是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有时是一块日本咸鱼。肉偶尔也吃，如果买了几角钱的肉，就故意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见，知道我们也吃得起肉。有次过端午节，家家都在吃粽子，我们却没有米下锅。在这个节骨眼上，二房东到我们屋子里来了。她问我们：“今天过节，你们吃什么好的呀？” 不知道她这是寒暄还是挖苦。我们当然不会告诉她实情，那样她就会琢磨，饭都没得吃，哪能有钱交房租，就会不放心租给我们房子。我一时语塞，还是伍云甫同志机灵，忙说：“今天我们不做饭了。”我一怔，他接着说：“有个朋友约我们到他家里去过节。”听到这，我一下轻快了，特想笑可又不敢笑，一笑就露馅了。我也学机灵了，赶紧补充了一句：“到时候了，我们该走了吧？”这样就把二房东催走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待在家里，得出门呀。上哪里去呢？去饭馆没有钱，只得在马路上离家远一点的地方转圈。午后回家时送钱的同志还没有来，只好找出一件衣服当了一元钱，跑到远一点的小面馆，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和一个烧饼，剩下的钱买了一点米面回家做晚饭。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然也想家，想过去全家人围着桌子吃粽子、喝牛黄酒、到益水河畔看赛龙船的情景。而现在的我们，却孤立街头，饿着肚子，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是一想到我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是要把这个龌龊的世界建成美丽的人间乐园的时候，就浑身都是劲，觉得这种生活很有意义，有种自豪感。
新办的训练班被敌人破坏
1930年9、10月间，党中央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下决定再从各地抽调一批同志来上海，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还特地租了一栋楼房，地址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门口挂了一个“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牌子作掩护。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同志。
这时，在苏联学习无线电的一些同志也由周恩来授意调回上海，其中一部分同志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来学习的同志共16人。既然对外是工厂的名义，那就得有工人、经理、技术员。学生对外的名义是工人，教师对外的名义是经理或技术员。后来，“工厂”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既然是工厂，为什么没有隆隆的机器声？为什么不进原料，也不出产品？进进出出的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特务很快就盯上了，还借故查过两次。
这一年的12月，训练班刚成立两个多月就被敌人破坏了。张沈川、方仲如、陈坦、石光、苏刚达等20名同志被抓走。我和另外几个人因已分配工作走了，所以没有被捕。
被捕的20名同志表现得很坚强，虽然敌人几次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个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党组织也在设法营救他们。虽然国民党最后答应不判重刑，但还是强行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的规定，分别将17人判了9年10个月和将3人判了6年6个月的徒刑。陈保礼、麦建屏、谢小康、张庆福四名同志患了恶性痢疾，得不到治疗，两年内先后在狱中病逝。陈保礼同志在临终前还不断地说：“要听‘妈妈’的话。”“妈妈”是谁呢？是党，要大家听党的话。多好的同志呀，这种无限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受到毛泽东、朱德接见
我在1930年10月结束学习生活，分配到电台工作。电台就在慕尔鸣路，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委(特委下面设中央特科，特科下面分四个科)的第四科，后来这个科改名为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是李强，主要成员有张沈川、蔡叔厚、涂作潮、吴克坚、毛齐华、伍云甫和我等一些人。我做报务员工作，毛齐华、潘林珍夫妇做掩护人。当时房间布置得比较“阔气”，有大衣柜、梳妆台，还有烤火用的电炉，花瓶、古书、麻将牌这些东西也都有。“阔佬”没有不打麻将的，这东西可不能少。收发机放在大衣柜内，电瓶藏在楼板底下，电炉是用来掩护通讯用电的。为了避免发报时邻居的电灯闪跳，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敌人的注意，我们总是在深夜1点到3点工作。
周恩来同志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负责与香港电台联系。我们和香港的同志相隔几千里，从未见过面，但通过工作，我们建立了一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感情，彼此都非常关切，非常熟悉，对彼此发报的手法都能辨认出来，就是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让说，也不让问。后来，香港的同志被捕了，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40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的名字叫邱德。
由于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上海党中央急需和各根据地直接联系。1931年春节前后，组织上要我筹建新的电台，准备直接同江西的红军通报。后来形势有变化，又决定派喻杰生到湘鄂西根据地，派王子纲、蔡威到鄂豫皖根据地，派我和涂作潮、伍云甫到江西根据地去。我们不能直接去，只好由党内交通护送，绕道香港、汕头、福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每人发了100元的化妆费，买了绸子长衫，打扮得很有身份，说是五金电料公司的职员去香港谈生意的，到香港后也是住在高级饭店。
1931年3月，我到达中央苏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泽东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总政委，他很高兴、很和蔼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习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讯努力工作。”朱德总司令也笑着说：“你们要好好地干，我们红军是为工人、农民干事的，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将来全国人民要翻身解放，无产阶级要夺得天下，这也有你们的功劳。”我们听后很兴奋、很感动、很受教育。后来我被任命为红军无线电学校的政委。
我记得李强同志曾经这样说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建立，在我党通讯史上，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这是千真万确的。
本文选自《纵横》2016年第10期，曾三口述，赖世鹤采访整理。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