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倭寇见啥抢啥，但最爱的还是抢鸡。
咱就不淡甲午和八国联军那会儿，仅就1931年至1945年的十四年，倭寇在华夏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那叫一个罄竹难书！
一言以蔽之，倭寇就是一群披着人皮、能直立行走的、两条腿走路的衣冠禽兽。
这样的禽兽无论走到华夏哪个地方，都是无恶不为，缺德事干尽的主儿。十四年间，不知从中国百姓手里抢了多少东西走。
不过，如果仔细梳理当年留下的各种记录和回忆，就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倭寇在祸害中国老百姓时，似乎特别爱抢鸡和鸡蛋。其中除了倭寇的强盗本性使然，还有别的其他什么原因呢？
说起来，恐怕还真的有！
倭寇侵华时，不仅在其所到之处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妄图通过掠夺各种资源、财物来冲抵其侵华的开销，以便让战争维系下去，同时也对本国老百姓实施极限压榨。
不过，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觉醒的中国军民在各领域对倭寇进行殊死抵抗。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如此，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斗争领域亦如此。
以敌后战场为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统制贸易，在根据地与敌占区交界处设置关卡，严控倭寇急需的物资从根据地流入敌占区资敌；各根据地自行发行纸钞，努力将敌伪钞票排挤出根据地。敌占区群众也被发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对倭寇搞经济破坏，抵制日货。
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度比较小，其国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使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令倭寇在华夏大地上进行的经济掠夺很不顺利，其到手的成果远不及军部的预期，所谓“以战养战”的正循环始终都没能建立起来。
非但如此，倭寇在华夏大地上遭到远较其战前预估更为强烈而持久的抵抗，给本就不怎么富裕发达，有着“穷鬼帝国主义”的倭国经济持续放血，迫使倭寇当局在全面抗战进行相持阶段后不断追加军需动员计划，各种极限挖潜。但中国战场上的巨大消耗，仍令倭寇在军需物资供应上日渐吃紧。说个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的冷知识，早在1938年6月，鬼子们就将本土各中学的教练步枪通通收回来，交给部队二次利用了。
倭寇国内军事经济衰竭、战争财政日渐拮据，导致侵华倭军各部队的后勤供给状况日益恶化，其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咱们先来看倭寇兵的军饷：
1937年7月至1942年6月的军饷标准：二等兵8.8日元，上等兵10.24日元，兵长11.24日元，伍长14日元；
1942年6月至1943年6月的军饷标准：二等兵13日元，上等兵15.5日元，兵长18.5日元，伍长22.96日元；
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的军饷标准：二等兵19日元，上等兵22.15日元，兵长29日元，伍长36日元；
也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6月，七年时间内侵华倭军士兵军饷名义上增长了2倍多。
不过，这名义上的军饷，实际上根本不会足额发放。倭军内部推行的是强制储蓄制度，它们管这叫“贮金制”。每次发饷时，主计官便会先行扣除一部分“贮金”，而且规定只要战争不结束，这些“贮金”就不能被支取。
那么，“贮金”的数额大约有多少呢？
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的每月“贮金”，二等兵0.3日元，上等兵0.5日元，兵长0.5日元，伍长0.5日元；
1940年1月至1942年6月的每月“贮金”，二等兵3日元，上等兵5日元，兵长5日元，伍长5日元；
1942年7月至1942年12月的每月“贮金”，二等兵5日元，上等兵10日元，兵长10日元，伍长10日元；
1943年1月至1944年6月的每月“贮金”，二等兵10日元，上等兵10日元，兵长15日元，伍长20日元；
两相抵扣，也就是说，1937年7月的实发军饷，二等兵8.5日元，上等兵9.74日元，兵长10.74日元，伍长13.5日元；
而到了1944年6月的实发军饷，二等兵9日元，上等兵12.15日元，兵长14日元，伍长16日元。
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七年间倭寇士兵实际到手的军饷反而下降了。
需要指出的是，倭军的实发军饷也不是直接发到每人手中，而是得先从中扣除伙食费。伙食费交给联队里负责仓库保管和出纳的士官，或交给负责烹饪的炊事士官和炊事兵，统一采买主副食。于是，士兵们到手的军饷就越发少了。
1937年全面抗战之初，侵华倭军中队以上均有“酒保”。所谓“酒保”，其实就是面向士兵销售生活日用品的随军小卖部，大量供应烟、酒、糖等物品，其售价要比市场价便宜一些。
不过，从1940年开始，因为物资紧张，倭军大队以下取消了“酒保”。保留下来的大队以上“酒保”，物美价廉的售卖器得优先供应给各级军官，质次价高的都由军官下令强制士兵购买。
到了1944年，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日占区不断缩小，交通线受敌后抗日军民袭扰的频率越来越高，倭军“酒保”供应品的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般扶摇直上。其中，面包价格较1943年上涨了3倍多，纸烟的价格上涨了10多倍，白糖价格更是上涨了100多倍。
全面侵华战争前期，倭寇面对伙食还能笑得出来，但越往后越笑不出来了。
具体到倭军伙食方面，我们先来看则资料。
1931年，倭军修改《战时给与规则》，首次将甜食列入口粮，规定战时陆军每人每天的给养供应量如下：
主食：精米640克、精麦200克；代用品为精米855克，或面包1020克，或饼干675克。
肉类：罐头肉150克。代用品为带骨鲜肉或咸肉200克，或无骨咸肉、带骨干肉150克，或鸡蛋150克，或无骨干肉120克。
蔬菜类：干蔬菜110克，或新鲜蔬菜500克。
渍物类：梅干40克或福神渍40克；代用品为糠渍酱菜或盐渍酱菜60克(所谓“糠渍”，是用米糠中所含的乳酸菌来发酵腌渍蔬菜的方式)。
调味料：浓缩酱油20克、食盐12克、味噌粉40克、砂糖15克；代用品为酱油0.1升或味噌75克。
饮料：茶叶3克。
加给品：每人每天清酒0.4升或烧酒0.1升，甜食120克，卷烟20支。
这份给养供应清单看起来还是蛮丰富的，能满足各方面需求。不过，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倭寇的这个供应标准就没怎么真正落实过。
倭寇野战伙食，饭盒里除了米饭，就只有几块梅干佐餐。
东史郎在其日记里曾多次提到，倭军的战场后勤保障能力非常糟糕。部队出发后的前几天，还可以靠士兵自带的口粮过日子，此后就要开始节食减肥了。1天吃不到1合大米(约0.18升)，靠咸菜之类的东西佐餐，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动物食品。偶尔有几颗奶糖，都变得十分珍贵。只有在部队到后方休整时，才有可能吃能按军部标准发放的基本伙食。要么各部队“就地征发”，说白了就是抢劫中国老百姓。
根据倭军战史资料及幸存倭寇战后回忆，全面侵华之初，它们的主食中大米约占70%，后来递减为50%，主食中掺杂了大豆、小米与杂粮。供应量也由原来的每天6合减为5合(约700克)，平均下来每餐仅一小碗。1940年6月以后，侵华倭军越来越多地以面条、馒头为主食，而且分量越来越少，基层倭兵越来越难以吃饱。
全面侵华之初，给倭军供应的副食品有猪肉、牛肉、鸡肉、鸡蛋等，后来逐步变成了腌鱼、生鱼、海带。到1943年以后，连这些水产品也吃不上了，代之以萝卜、南瓜、叶子菜、酱。
倭军内部等级森严，倭官的伙食不是倭兵们能比的。
驻胶东的倭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19大队上等兵小林清，于1939年秋末在与八路军作战被俘，经过教育后转变思想，成了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成为著名的“日本八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对1939年驻山东倭军的伙食情况有非常形象的回忆：“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够吃，如有演习或者长官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肚子饿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的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到侵华战争中后期，掏鸟蛋、掏岛食这种顽童干的事，倭寇也不顾体面地干上了。为啥？饿得慌呀。
“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子。’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作实行‘减食’训练。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便给我们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粱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过去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的肴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与长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打野味可不仅是猎人干的活，侵华倭军也常干。
“此外，长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
“在营房驻守的时候，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
倭寇四处搜集能填肚子的食物
瞧瞧，这就是侵华倭军的伙食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倭寇高层没有下达“三光”的命令，这帮子饿红了眼的豺狼还不得见啥抢啥？
当年中国穷，鸡作为一种主要靠散养，可从自然界自行获取食物，不太消耗宝贵粮食的家禽，自然成了农民养殖的首选。这些放养的鸡可是地地道道的土鸡，那滋味岂是养鸡场里那些被饲料催出来的速生鸡所能比的？
而在当时的倭岛上，因为品种及产量的原因，鸡肉一直是奢侈品。按1921年的物价，一碗拉面售价0.1日元，一条鲷鱼售价0.15日元，而一只鸡却能卖到3.6日元。大部分倭人即便是逢年过节也未必能吃到一口鸡肉。这帮禽兽来华后下乡“扫荡”见到中国土鸡，焉有不抢之理？
不过，抢着抢着，抢到1944年及以后，倭寇们渐渐抢不动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沦陷区百姓的物资给糟蹋得差不离了。另一方面，侵华倭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战斗意志也大不如从前，加上常年半饥半饱，体力也跟不上，动手抢劫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般信手拈来，十拿九稳。
光见饭团，没见下饭菜
那咋办呢？都饿着前心贴后背了，总得想点辙吧？于是，敌后战场上的侵华倭军里，各种光怪陆离之事变得层出不穷。
有的倭兵为了填饱肚子，居然偷偷给驻地的中国地主当长工。
一些脑子活络，有“本事”的倭军官兵，成天为成为中国地主的“干儿子”或“上门女婿”而努力奋斗。
1944年，驻苏南地区的倭军每个月发了肥皂、牙粉，都舍不得用，偷偷拿到点心铺去换点心吃。
驻北平的倭军，居然有人不顾“蝗军体面”，在大街上向中国农民乞讨蔬菜。
有胆儿肥的倭军，偷偷拿枪支弹药去黑市换食品。北平地下党甚至在集市上专门设了个武器交易点，什么样的武器可以交易、多少武器换多少吃食，甚至都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驻河北冀县的一股倭军，本想打劫当地的维持会长，“吃吃大户”。没承想因体力不支，反被维持会长的手下堵在院子里，抡起棍子好一顿胖揍。最终，涉事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了用1挺重机枪换1顿猪肉水饺的协议。交易完成，两拨人各自欢天喜地回家。
这西瓜肯定也是抢来的
曾经不可一世、四处劫掠如家常便饭的侵华倭军，最后在敌后战场上混成了这光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造成侵华倭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加速了其由强转弱的衰败进程。
当然，连打劫的都成了这样，曾经被打劫的中国百姓度日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一点，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付出的牺牲无法统计，自当永远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