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苏联专家援华是从1950年开始的，历经十年，到1960年因中苏关系破裂，戛然而止。其实，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第二年刘少奇秘密访苏后，又带回一批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可以说，正是苏联专家援华，为新中国初期建设开启了方便之门。

毛泽东亲自出访“请专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外国政府。

此时新中国面临的问题，已不是战争年代可比。新获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从事的是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其主体是苦大仇深闹革命、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工农大众，对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管理城市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尚无经验，缺少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1949年10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就对苏联大使罗申坦言，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而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更是接近零。

不仅缺技术人员，没文化也是中共执政的困难所在。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向他通报中共干部情况：以华北为例，当时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一半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

有鉴于此，尽管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赴苏联访问时，已经带回苏联专家220人，但是1950年1月，尚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紧急电召周恩来赶赴莫斯科，会同他一起同苏联政府谈判。谈判中，毛泽东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最缺的是治国经验和专家人才。他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苏联“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请求，并特意为中国选派了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阿尔希波夫为苏联专家组总顾问。

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工作的大门就此打开。到1951年夏，苏联已派出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帮助大规模工业建设。而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顾问则有403人，他们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门，从军事、情报，到体育、卫生，无所不在。

周恩来挂帅成立苏联专家指导小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双方都很重视派遣专家援华，可是，最初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是在国家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的，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也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所以，派遣专家的工作一开始相当混乱。

比如苏联方面，派遣专家的问题最初是由联共(布)中央直接负责的，但具体负责人关注的只是专家的政治背景，而对于专家如何在中国开展工作，却没有任何足够的准备。因此，大多数受聘者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当前形势竟然一无所知。

双方的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欠缺。如1954年12月，9名苏联女教师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中方却一直未得到通知；两位国家安全机关的专家已经到达北京，中国有关方面竟无人知道此事。还有，计划专家班高夫刚刚派到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工作不足一个月，苏联总顾问便通知将其调赴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工作，既没有同专家本人商量，也没有征求中央财经委计划局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1950年，在周恩来领导下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杨放之主持。从1953年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又逐步建立健全了专家工作的组织机构。到1954年，正式成立了外国专家工作局，杨放之任局长，进一步加强了对苏联来华专家工作的管理和制度。

自此，财经、文教、政法等所有系统聘请外国专家的批准权限均在政务院，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同时规定，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

在双方的努力下，苏联援华专家的工作和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赫鲁晓夫献礼“156项工程”

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也迎来了苏联专家更大规模来华工作的高潮，苏联顾问、专家几乎遍及中国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

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新中国5周年的礼物，在1952年2月中苏两国确定的141项工程的基础上再增加15项工程，并提升技术含量。当时，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但赫鲁晓夫则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这就是新中国著名的“156项工程”的来龙去脉。

赫鲁晓夫认为，支援中国就是加强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他首次来华时便坦率地对毛泽东说：“我们的帮助不是无私的，因为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也是对苏联的极大帮助。”因此，他倾力支援中国建设，加强中苏两国实力和两国的关系，使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掀起了新高潮。

正是“156项工程”，成就了新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坚实的第一步。它在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电及国防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点建设，其中涉及的企业有近1/3属军工企业，包括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等。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也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如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然而，1958年之后，中苏两国的领导人分歧日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愤而斩断两国友谊关系。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宣布到当年9月1日前，分批撤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

尽管措手不及，但中国政府还是感谢苏联人民和苏联专家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8月底，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苏方专家组组长阿尔希波夫的时候，亲手授予他友谊纪念章。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隆重的欢送仪式，举行盛大晚宴，即将作为最后一批离开中国的全体苏联专家及家属出席。

事实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在华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对苏联政府突然将其召回的决定看法不一，个别人临行前还秘密为中方留下资料，帮了中国一把。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西北戈壁滩，名为看望大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宴会上，大将突然指着苏联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基地司令员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当晚11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国防部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正确的。应当说，正是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苏联专家的离开和西方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封锁，使中国之后的建设经历了重重困难，“156项目”直至1969年才全部完成，但1950年至1960年，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业化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将被历史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