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两次公开提醒全党同志警惕“何鸣危险”。一次是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政策时，点名批评部分党员干部对国民党反共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特别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何鸣危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3-394页)另一次是1945年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前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所以决不要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公开出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何鸣危险”。那么，所谓“何鸣危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准备谈判 危机初现

何鸣，原名何君熙，1903年出生于广东万宁(今属海南省)，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农民暴动，后因遭国民党通缉，经党组织安排赴南洋开展活动。1930年初回国，在厦门从事地下斗争。1931年5月，奉调到漳州，在南、北乡开展农民运动。1932年4月2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胜利攻占漳州。5月下旬，中央红军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之前，派出尹林平、张长水等20多名红军连、排骨干，并拨出200多支枪，在闽南地方武装基础上组建了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3团(简称红3团)，冯翼飞任团长，王占春任政治委员。全团下辖5个连，共有指战员700余人，何鸣任红3团4连指导员。

1933年6月起，何鸣任红3团团长兼政委。8月，中共闽粤边特委成立，下辖靖和浦县委、饶和浦诏县委、潮澄饶县委和漳州工委，黄会聪任特委书记，何鸣等为特委委员。在闽粤边特委领导下，红3团在这一地区开展了大范围的游击活动，打土豪，分米谷，镇压反动分子，建立红色政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红3团指战员继续坚持斗争，在极其艰苦的战斗岁月里成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使得闽粤边这块红色的土地同闽西、闽东等根据地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14个革命根据地之一。

“漳浦事件”后，粤军157师把何鸣、吴金扣押于471旅旅部，其余指战员暂时监禁在漳浦县城关孔庙。图为漳浦县城关孔庙。

1936年10月，因黄会聪病重，何鸣奉命代理闽粤边特委书记一职，他由此成为闽粤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何鸣等率领红3团分散转战于闽粤边广大山区。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打退敌人军事攻击上百次，摧毁敌人堡垒150余座，歼敌数千人，缴获各种枪1200多支(挺)。这期间，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2400余人，其中地方红军主力800余人，还有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7000余人，是一支不容小觑的革命武装力量。

为了镇压闽粤边这支革命武装，1936年11月1日，蒋介石调派粤军157师(师长黄涛)，由粤东进驻闽南，伺机“围剿”闽粤边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157师师部设在漳州，下辖469、471两个旅，旅部分别设于龙岩、漳浦。入驻闽南后，黄涛召集手下确定了“剿抚兼施”的计策，157师开始残酷“围剿”闽粤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拉开了帷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闽粤边区各阶层群众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浪潮之中，抗日救亡的呼声遍及各城镇和乡村，157师一部分中下层官兵的抗日热情也被激发起来。根据从报纸上得知的党中央有关政策精神，何鸣担任代理书记的闽粤边特委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准备以此与闽南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争取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可是，敌人对此置之不理，反而愈加频繁地进攻红军游击队，妄图一举消灭闽粤边革命武装。

为了击退敌人的猖狂进攻，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37年1月间，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地方农民武装的配合下，突袭157师驻漳浦等地的部队及地方保安队，歼灭反动武装数百人，缴获大量物资，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闽粤边特委高举抗日旗帜，公开揭露国民党蓄意破坏抗日的阴谋行径，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爱国群众的斗争情绪。

妥协让步 埋下祸根

1937年3月5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指示闽粤边特委更快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促使“红军与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闽南”(《中共南委给闽粤边区特委的指示信》(1937年3月5日)，载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龙岩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福建军事斗争史料选编(1934.10-1938.2)》，1983年，第438页)，并给出了具体的谈判内容。4月上旬，闽粤边特委全体扩大会议在平和县苏区召开，公开呼吁157师与红军方面互派代表选择合适时机在安全地点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战的谈判，同时还将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1、3支队。

在闽粤边抗日救亡运动快速发展造成的压力下，1937年4月中旬，157师不得不派出一个姓伍的连长前往红军游击队驻地平和县板仔高坑村，与红军代表卢叨(化名王祥)进行首次谈判。

谈判中，红军方面提出：国共双方应停止军事攻击；国民党政府停止污蔑和封锁苏区；红军停止打土豪，释放被捕土豪，国民党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政府负责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全部军费开支；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军事上受157师指挥，但政治上保持独立。苏区根据地仍由我党管理，但行政上接受国民党政府的领导。这些都是符合情理的要求。

157师方面则提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保安队，并撤离山区根据地，开到附近城市集中驻扎。国共双方对此意见不一，争执不下，没能达成任何协议，第一次谈判无果而终。157师继续向红军游击队驻地疯狂进攻。

在这次谈判期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曾给闽粤边特委来信，要求后者在与157师谈判中注意提高警惕，保持自身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红军游击队未得上级指示许可，不能擅自离开根据地。闽粤边特委综合各方面情况，并集体讨论后决定，派何鸣与157师继续谈判。但敌人此时仍未放弃彻底消灭红军的企图。

1937年5月初，为躲避国民党军的袭扰，何鸣带领闽粤边特委机关部分同志向大芹山转移。途中，何鸣麻痹大意，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在平和县白沙潭宿营时遭到敌人围捕。被押解至漳州157师师部后，何鸣严词斥责157师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并大力宣传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政策。他的这些言论对157师部分中下层官兵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毛泽东为妥善解决“漳浦事件”发出的一系列指示。

得知何鸣等被捕后，闽粤边特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决定由时任云和诏中心县委书记张敏暂时代理特委书记，负责处理特委日常工作，另一方面通电抗议国民党方面破坏国共和谈的无耻行径，公开宣布何鸣为闽粤边特委谈判代表，是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过程中无故被捕的，要求157师无条件释放何鸣等被捕同志。同时，还派尹林平专程赴香港向南临委汇报闽粤边敌我态势。一个星期后，在社会各界一致谴责和声讨压力下，157师被迫释放了何鸣等被捕人员。

返回根据地后，何鸣向闽粤边特委其他负责同志介绍了自己被捕后与157师接触的情况，以及157师师长黄涛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红军按指定地点集中训练，归157师统一指挥”等谈判条件。特委专门开会研究后，及时向南临委作了汇报。南临委回复同意闽粤边特委与157师继续进行谈判，红军游击队可以接受国民党改编，但必须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红军游击队改编后驻地不变，还在原来的根据地内。

5月下旬，根据南临委的指示，何鸣和闽粤边特委委员吴金、卢叨等正式作为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的全权代表，赴漳州与157师方面进行谈判。会谈开始前，何鸣受邀致辞，他明确指出：国难当头，国共双方再也不能打内战了，而是应当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共同争取抗日斗争的早日胜利。其间，157师曾在著名的九龙饭店设宴款待何鸣一行，还组织他们参观漳州城内若干景点。

1937年6月26日，国共双方代表就闽南合作抗日问题达成了协议，确定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独立保安大队，下设5个连又一个手枪排，总计900余人，何鸣任大队长，卢胜任副大队长。国民党方面还指定红军部队集中后驻扎在平和县小溪，可是没等红军方面研究答复，就又提出要红军改驻漳浦县城。对于改变红军驻地、撤离地形有利的游击区这一重要问题，当时红军领导层内部看法很不一致。何鸣高估了157师的反日情绪，对国民党反共本质认识不足，麻痹轻敌，丧失应有的革命警惕性。在未得到南临委新的指示，也未经特委集体开会讨论的情况下，他就擅自决定无条件接受国民党方面随意更换红军驻地的无理要求。

阴谋缴械 血案爆发

“六二六”协议签订后，闽粤边特委扩大会议在红军游击队驻地高坑村召开。会议鉴于何鸣在与国民党157师谈判中犯有擅自答应敌人无理要求的错误，决定撤销何鸣代理特委书记职务，改由张敏担任。另外，会议还围绕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驻地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何鸣认为，红军继续在山区根据地打游击，无法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把红军部队开到城市去，既可体现我党团结抗战的诚意，同时也可提升红军履行协定的政治信誉。红军其他负责同志和朱曼平、彭德清等多数地方党组织领导同志不同意何鸣的观点，反对把红军撤离地形条件较为有利的山区根据地。对此，何鸣以如果不听从国民党方面的“命令”，就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威胁，强迫与会同志同意他的主张；吴金则大吵大闹，强调必须按何鸣的意见办。

在关键的时刻，接替何鸣担任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的张敏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他迁就何鸣的错误主张，决定仍由何鸣担任红3团团长兼政委，继续领导红军军事行动，并且同意将红军部队撤离山区根据地，开到漳浦县城集中。这次特委扩大会议没能集中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为后来“漳浦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在当时南方14个革命根据地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是最早与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并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这受到闽粤两省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欢迎，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闽粤边红军游击区距离厦门、香港都不算甚远，虽然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可以通过厦门、香港的报纸了解全国时局的变动情况。闽粤边特委领导人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发出的《抗日救国宣言》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外形势已经随着日本扩大侵华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果断地决定转变战略重心，公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种革命主动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正因为最早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因而导致后来上当受骗。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157师借口沿海局势紧张，“漳浦已成海防前线”，红军须尽快前往漳浦县城集中受训。何鸣对此失去了应有的警觉，未与大家商议，就独自决定遵照157师旨意，将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移驻漳浦县城。行军途中，南临委特派员姚铎奉命赶来传达最新指示：红军部队应驻扎在革命根据地内，不能开到城市去。南临委的这一指示是明确的，但何鸣却借口“南临委不了解情况”，拒不执行。姚铎见何鸣固执己见，既不极力坚持南临委的正确指示，又不及时向广大红军指战员通报情况，反而径自离开了。结果，何鸣继续带领部队向漳浦方向开进，并于7月13日抵达漳浦县城关孔庙。

7月14日，朱曼平和彭德清各自从不同渠道得到157师准备对红军“动手”的情报，他们第一时间通知了何鸣。面对如此重要的情报，何鸣却置之不理。他过分相信国民党的“承诺”，不但不立即将最新情报通报给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其他负责同志，反而当其他领导同志询问有无异常情况时，只说一切正常，根本未采取任何保护部队的有效措施，致使又一次失去了避免“漳浦事件”发生的机会。

7月15日，彭德清得知157师已经把一个机枪连部署在红军驻地城关孔庙附近的漳浦石榴坂，随时准备袭击红军后，立即派漳浦县工委一位工作人员化装进城，向何鸣报告这一重要情报，提醒后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敌人的阴谋诡计。但何鸣听取汇报后，却对敌人的阴谋视若无睹，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危险一步步逼近红军，彭德清等知情的同志忧心如焚，却无能为力。

7月16日上午8时，157师以点名发饷和整训为由，要求红军指战员到漳浦县体育场集中。在前往体育场的路上，红军战士发觉情况不对，立即报告何鸣。何鸣却说：“用不着这样紧张，本大队长自有办法。”(尹林平、朱曼平、卢胜：《漳浦事变前后》，载宋之的等著：《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红军指战员全部进入体育场后，157师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武器，你们都把枪放下。红军战士听后顿时感到事态不对，立即拉开枪机，推上子弹，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陈英杰见势不妙，立刻撕掉伪善的面孔，指着预先埋伏在体育场四周的火力点，恶狠狠地说：你们看，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要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考虑！红军指战员见此情景，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卢胜

在这个关键时刻，红3团副团长卢胜、团参谋长王胜坚决主张武力反击，先冲出敌人包围圈再说。但何鸣出于保全全体指战员生命安全的考虑，要求大家服从他的命令，“暂时先放下枪，等候党中央处理”。他首先把手枪解下来扔在地上，红军指战员见状，只好悲愤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在场的近千名红军指战员被国民党157师不费一枪一弹全部缴械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

历史审判 教训深刻

“漳浦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国民党当局还制造了“月港事件”。当天，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在诏安县月港主持召开县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抗日精神并布置今后工作。国民党保安队沈东海部一个连突袭月港，张敏等十多位与会同志遭到逮捕。不久，他们全部被敌人杀害在良峰山麓的虎咬巷。

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吓不倒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7月16日晚上，副团长卢胜、团参谋长王胜即组织20多名军事骨干冲破敌人包围，潜出城外。接着，又有不少同志趁敌人看守不严之机，跑了出来。遵照党的指示，100多名红军指战员在漳浦清泉岩重新组建了红3团，朱曼平代表闽粤边特委任命卢胜为团长兼政委，王胜为参谋长。他们将部队整编为一个连，集中进行整训。其间，卢胜等审时度势，首先出动部队镇压了漳浦下楼村反动保长蔡共海，接着又兵分几路，配合地下党同志，发动群众，筹集武器、物资，解决给养问题，有效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王胜

“漳浦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即派正在南方为组建新四军奔走的张云逸向国民党福建省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归还人枪，又要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向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退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云逸等：“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7页)同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也与国民党汀漳师管区进行了多轮交涉。1938年初，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交还300多件武器，放回部分被关押的红军指战员。

1937年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带领一个排兵力前往闽粤边，帮助恢复和巩固党组织，并指导红3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在闽粤边停留了一个多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闽粤边的党组织进一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队也得到了较大恢复，人数达到300多人，武装斗争的局面再次打开了，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旗帜又重新飘扬在闽粤边大地上空。

1938年1月，闽江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图为第二支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1937年10月2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除琼崖根据地外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北伐名将叶挺担任军长。1938年1月，红3团奉命整编为三个战斗连。不久，又改编为新四军2支队4团1营。卢胜被任命为4团团长，叶道志为副团长，王胜为参谋长。2月，4团1营开到龙岩县白土镇和闽西红军游击队会合，闽西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4团2营。4月，4团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镇，浙南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4团3营。至此，4团三个营的编制正式确立。

“漳浦事件”发生后，何鸣、吴金被扣押在157师驻漳浦的471旅旅部。因敌人看管很严，他们一直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期间，何鸣虽然极力抗议和谴责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但仍幻想对方最终会自行“纠错”。后来，何鸣被157师委任为政训处中校附员，后又任157师侦缉队长。半年后，何鸣终于和中共闽粤赣省委派来寻找他的谢育才取得了联系。得知红3团已经重建，且正准备赴皖北上抗日后，何鸣即设法脱离157师控制，辗转返回闽西红军部队。

“漳浦事件”是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过程中，受到国民党顽固派暗算的最早一起恶性事件，也是党领导的闽粤边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它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缘由。由于闽粤边党组织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加上自身理论水平有限，以及主要负责人何鸣对党中央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解上有偏差，对国民党当局抱有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过于相信一纸协议，致使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被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包围缴械，给闽粤边的革命斗争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造成“漳浦事件”不幸发生的主要原因。1939年6月上旬，新四军军分会认为何鸣对“漳浦事件”负有完全责任，下令逮捕何鸣，交由军部军法处开庭审讯。何鸣对自己的错误并不推诿、争辩，均一一承认。法庭在核定全部事实后，判处何鸣死刑，并于次日执行。

值得肯定的是，何鸣对党的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对抗日救亡工作是热心赤诚的。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他与敌人阴谋勾结、叛变革命的证据。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对提到“何鸣危险”的地方专门作了注释，依然称何鸣为“同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69页)60年代初期，陈毅在谈到新四军军部决定处决何鸣的情况时说：“杀了是当时特定情况，一般就不杀。从现在来说，好同志犯错误，杀就错了。”(政协福建省漳浦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漳浦文史资料》第4辑，1984年，第22页)但何鸣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与国民党谈判的经验，对国共两党谈判斗争中的复杂性缺乏充分认识，没有认清国民党反共的本质不会改变，政治上不成熟，思想上放松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行动上缺乏应有的防范，致使上了敌人的大当，受了骗，连带党组织和红军吃了大亏，给革命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自身也落得一个十分悲惨的结局。(柯志达：《回忆张云逸、张鼎丞等同志谈何鸣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35页)这种种教训都是后来的革命者应该认真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