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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300亿的项目要下马?陈云:反对!这关系到国格

作者:黄金平   来源:党史镜报  

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建设建成投产。

 

建设宝钢,是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2月间,投资最多、难度最大的工程建设项目,最终能够顺利建成投产,离不开党中央与上海市委的一系列调查研究。

反复调研选址上海长江口

上海是我国重要钢材生产基地之一,钢产量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但上海生铁产量却仅有100万吨。1977年,当得知国家冶金工业部有从日本引进钢铁设备、建设钢铁基地的消息后,上海市委认为这是难得机遇,积极争取将项目放在上海。

建设这个钢铁工业基地,最少要花300亿元。中国当年财政收入才800亿元。为慎重起见,中央决定全国范围内筛选,前提是仿照日本新日铁,建在沿海,吃进口矿。

调查组走访连云港、天津、镇海、大连等10多个城市,这些地方突出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难以支撑庞大的现代化钢铁基地。上海的缺陷有两个:一是长江口水深不够,进口矿要建港转驳;二是地基松软,需打桩加固,其结果是成本加大。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现代化钢铁基地。兜了一圈,又回到上海。

专家开始提出建在金山卫,当地航道水深,滩涂闲置,可以少征农田。但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专家否定这个方案。原因是金山卫濒临杭州湾,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风急浪高,海潮、流速大起大落,矿石船停泊时不易停靠码头,而且远离上海钢厂,铁水运送难以解决。

于是,专家把目光投向了长江口。在长江口,还有东、西两个方案:西方案是石洞口以西的盛桥、罗泾一带;东方案在石洞口以东,离县城较近,且规划区中间有一个滑翔学校可直接作为施工基地。

日本专家组和上海市领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到现场踏勘。最后选定东方案。陈锦华说,上海南有金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北有宝山(宝山钢铁厂),遥相呼应,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就这样,宝钢以宝山而得名。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两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相关副总理批准报告书。

1978年1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日本新日铁公司在上海锦江饭店签订《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

1978年5月,上海市“革委会”、冶金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日本新日铁公司《关于认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及高炉、焦炉、转炉三个成套设备的合同,在锦江小礼堂举行签字仪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天,宝钢正式动工兴建。

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调查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在“调整”声中坚持干到底

1979年初宝钢建设刚起步时,就遇到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期。国内投资最大、引进技术装备最多、主要依赖进口矿石的宝钢工程,成为争议最大项目。由于国家建设资金紧张,宝钢与外商签订的购买设备合同难以兑现,建设一度停了下来。

就在宝钢究竟要不要下马的关键时刻,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4月底开始,陈云对宝钢建设进行约一个半月的专项调查研究。5月底至6上旬,他赴上海考察调研,听取各方意见,了解当前工程进展。

陈云认为,宝钢上马是仓促了,考虑有不充分的地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但宝钢生产的钢材,质量、规格、品种,国家都是非常需要的,因此这个钢厂非常重要。

陈云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签字,关系到国格。关于宝钢的工期问题。陈云建议宝钢一、二期工程,距离能否拉开一些。关于宝钢的配套问题、设备制造问题,陈云指出,宝钢建设有个大配套的问题。宝钢这一套设备还是立足国外,全套技术资料一定要买下来,将来自己搞。他还指出,立足国内的方向是对的。对国内机械工业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只要决心搞、专心搞、认真搞,是可以搞好的。宝钢工程决不能“下马”。

陈云回京后,三次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宝钢工程问题。在6月16日会上,陈云和李先念分别作了讲话。陈云强调,对这个工程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要做出榜样来。”

李先念指出:“想把国家搞得好一些,搞点实力起来,你弱了,人家不理你那一套!”他要求全国“各条战线都要支持宝钢”。

7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在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表示:“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干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同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预言。

9月,中央批准国务院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的肯定性意见。宝钢在一片“调整”声中得以继续建设。

建设中的宝钢一期工程。宝钢一号高炉在吊装

在“调整、退够”中再“上马”

1980年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进入第二年,为了加大调整力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原先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宝钢建设问题,又一次成为焦点。原因是,宝钢在建设过程中,产生基础桩位位移的问题。

1980年夏季,正在打桩的宝钢初轧工地发生桩基位移。社会上议论再起:“宝钢地基松软,今后可能滑进长江。”尽管专家经过现场踏勘,认为“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但桩基位移以及其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又引发关注。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的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在全国省(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上,提出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11月4日至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决定:宝钢工程一号高炉系统(一期工程建设)推迟到1984年建成,二期工程全部停、缓建。而在当时,国外供应的设备和原材料正源源不断运来,6万多施工队伍正在工地奋战。

12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讨论宝钢工程调整问题,决定:宝钢二期工程停建。关于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采纳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建议,组织专家论证;同时,要求宝钢工程现场保持稳定,做好停、缓建工作。会议提出,宝钢工程建设要“调整、退够、下好。”

“下马,损失太大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锦华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宝钢。12月30日,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的陈锦华向国务院领导写信,陈述对宝钢工程调整问题的意见。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陈锦华建议“不作下马处理,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论证会于1981年1月7日至11日在北京、12日至31日移至宝钢现场举行。中央17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和教授200多人参加论证。同年2月,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宝钢论证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宝钢自备电厂继续建设。8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宝钢一期改列为续建项目。宝钢一期建设得以重新上马。此后,宝钢一期工程进展顺利。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听取宝钢负责人关于一期工程进展、二期工程设想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为宝钢职工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图为邓小平在为宝钢职工题词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

视察宝钢后,邓小平对宝钢二期工程逐年需用的投资心中有了底,针对宝钢二期要不要上、何时上的问题,他指出:“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邓小平的决策,把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建设建成投产。

弹指一挥间,经过40多年的发展,宝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16年12月,宝钢与武汉钢铁公司合并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如今,中国宝武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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