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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为何被称为“我们党内的母亲”

作者:刘明钢   来源:党史博采  

任弼时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40年初到1947年初,他在延安工作、生活了七年时间。在这段时期,任弼时襄助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负责调整机构,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筹备与主持党的七大,指导重建青年团,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调整机构,建立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

1940326日,任弼时和周恩来一起乘飞机飞越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李富春、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欢迎大会。

任弼时1938年春被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在莫斯科工作的两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战友。如今,他终于踏上了朝思暮想的黄土地,看到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感到分外兴奋。自16岁参加革命以来,任弼时长期浪迹天涯,四海为家,这次回到延安,才开始了真正的定居生活。

◆19403月,任弼时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与周恩来等一起回到延安。延安各界举行欢迎大会。大会主席台左起:蔡畅、任弼时、周恩来、毛泽东、李富春。

回国不久,任弼时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任弼时之所以被委以重任,胡乔木是这样分析的:一是资历老。早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就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是老资格的中央领导人;二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代表着一个方面;三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除了这三点外,胡还写道: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对于这些微妙的关系,胡解释是:任弼时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

194010月,任弼时与张闻天等搬到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便于直接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张闻天还是中央负总责,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三年多,但各个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地整合,中央直属机关,如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均在兰家坪,由中央负责人一人管一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互不统一。中央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须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于这种无章可循、无人负责的局面,任弼时很不习惯。刚搬到杨家岭时,就碰上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军委的一名秘书派警卫员送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弼时同志,听说英文打字机在你那儿,请速送来。这种情况在苏联是决不可想象的。他的秘书师哲一看条子就火了:此人真不知天高地厚!”任弼时则说:不理他,过几天他自己会来拿的。

◆1941年,任弼时在延安留影。

任弼时上任伊始,就把调整机构、理顺关系、干部定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首先建立起党中央的办公机构——中央办公厅,自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李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是任弼时的左膀右臂。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行政、警卫三个处,各处职责明确。接着,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制定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不过从没有发过)

任弼时注重制度建设,讲究效率。他经常告诫办公厅的同志:要提高工作效率,没有一套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一定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建立一套有利于我们工作开展的规章制度。

中央办公机构工作走上正轨后,任弼时继而整顿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将中央直属机关集中到杨家岭办公,使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

任弼时还帮助整顿西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过去,陕甘宁边区有个边区党委,还有个和边区党委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机构重叠,不利于工作开展。任弼时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经中央研究决定由他负责领导,将这两个平行的机构合并为中央西北局。

任弼时任中央秘书长时的工作笔记。

任弼时的这些具有开拓性的建树,确保了党中央工作正常、科学、高效地运转。师哲如此评价:工作正规化,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沓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和赞赏。

在中直机关正规化的影响下,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萧劲光负责的留守兵团,贺龙领导的联防司令部,高岗、贾拓夫领导的西北局,以及林伯渠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也都逐渐走上正轨。

这段时间,任弼时的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实则是摸索与建立我党在农村部分地区执政的管理体制,并为尔后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基础。

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在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任弼时总是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

整风运动开展后,任弼时及时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提供学习材料,收集各地情况和交流经验。他协助毛泽东研究改造中央党校、《解放日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他还先后向干部大会作《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为什么要增强党性》等讲演,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各单位整风学习硕果累累的情况下,西北局召开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从19421019日,一直开到1943114日,共计88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议,仅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三百余人参加,而且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这也是规格很高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讲话。

◆1943年,任弼时与叶子龙在延安合影。

为了贯彻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会上任弼时支持西北局,批评了某些同志。他说: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么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

任弼时和林伯渠一起找留守兵团司令员谈话,指出要讲团结,首先要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任弼时强调,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任弼时强调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140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任弼时的这一讲话,为推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顺利地战胜经济方面的重重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西北高干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的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会议开得很成功,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开始审查干部。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为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出现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抢救运动中,康生更是得离奇,在杨家岭大礼堂,他亲自主持召开连续10天的大会,对那些被审查的青年干部大搞逼、供、信。会议的第三天,任弼时闻讯赶来,看到乱斗乱批的情况,非常震惊,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把有关同志找来,逐一询问挨斗的干部有什么问题,越听越觉得问题严重。他皱着眉头说:怎么?连同特务坐过火车也要算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任弼时又去看望那些被关起来受审查的同志,一个个地询问情况,安慰他们不要着急,问题总会搞清楚的。随后,他立即赶到枣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十分重视他的意见,下令取消原定10天的大会,决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八字方针,恢复了那些挨批斗的青年干部的自由,随后中央又制定了九条,使审干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任弼时党性极强,坚持原则,正直公道,不徇私情,一身正气。在他面前,不正派的人,不懂事理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胡作非为。而干部与群众却都乐于接近任弼时,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把自己的心里话,甚至不便向人透露的内容,也都会尽情地向他倾吐出来,所以大家称任弼时是我们党内的母亲”!

筹备党的七大

到延安后,任弼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党的七大。他为筹备七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首先是选择会址。任弼时亲自实地勘察。最先考虑在安塞的真武洞,后来考虑在枣园后沟,并在那里打了窑洞,盖了礼堂。后沟保密条件好,但是地方较小,条件较差,也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连水也不够用。最终会址被定在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中央大礼堂。因为保密的原因,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大兴土木。有些人还因此给任弼时提意见,认为是铺张浪费。直到七大召开前,大家才明白。

任弼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代表资格。审查代表资格是一项既严肃又复杂的工作。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隔17年之久,至1940年正式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也有12年之久。七大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区,有的来自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敌占区,其中有的同志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情况异常复杂,而且信息闭塞,这都为资格审查工作增加了困难。本着对党负责与对个人负责一致性的原则,任弼时认真听取委员的工作汇报,仔细分析现有资料,并设法寻找充分旁证;可能的话,直接与本人交谈,力求准确掌握被审查人的全面情况,作出正确的结论。

◆19454月,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长主持开幕式。

一次,审查一位在白区担任省委书记的代表,任弼时让师哲一同参加谈话。在谈话中,师哲发现这位同志在撒谎,就有些着急,而任弼时却不慌不忙地耐心听着。因为当时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后,为核实他是否曾经被捕过,任弼时又和陈云、王鹤寿一起找到与之有过工作关系的同志调查,再找本人谈话,终于把问题搞清楚了。对于任弼时这种极端认真、极端负责的工作精神,师哲非常钦佩,他说: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决不随便抛弃他们、决不一棍子打死。许多干部,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干部,遇到困难、陷于窘境的干部,往往都愿意找任弼时谈,并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他对这类问题,不论是排解、调停,不论是批评、纠正,也不论是给予某种处分,总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一句话,是归他处理、解决过的问题,人们一般都会欣然接受、心悦诚服。

任弼时还负责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他草拟了《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一立论奠定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调,为全党思想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任弼时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介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19454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说: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了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在宣布这一结果时,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全党爱戴的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

那一年,任弼时41岁。

指导重建青年团

由于日夜操劳,任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1945年苏联医生给中央的主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任弼时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医生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认为任弼时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是,任弼时没有丝毫懈怠,仍然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叶剑英曾经这样赞颂任弼时: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1946年的春天,中共华东局领导同志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几位山东青年工作负责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46年,任弼时在延安留影。

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任弼时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1925年至1927年,他一直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其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得到空前的发展,团员数量增长十几倍,团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大步前进,使共青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到枣园向任弼时汇报。每次汇报,总感到十分亲切。青委的同志在汇报中也谈到自己的苦闷: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青年工作曾有过光辉的过去,青年作用曾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1942年中央批评青年的一些失误之后,出现了松懈无力,缺乏领导的新情况,有些地区的青年组织已经是名存实亡,处于取消或半取消状态。经过多年来党的领导和教育,革命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这些人的要求,同一般青年人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工作没有明确的任务;青年工作干部弄不清该干什么,因而普遍不安心。所以说,要么,干脆明令取消现有的青年组织,以便使这些同志去做其他工作;要么,就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加强青年工作。

在青委同志长长的陈述过程中,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终于形成了意见。他缓缓地平静地说道: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七大的时候,冯文彬、李昌他们曾提议要重新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任弼时的意见高屋建瓴,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向,使参加讨论的同志异常兴奋。多年后,他们这样描绘自己的感触: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真可以比作一声春雷。我们所有的青委工作人员和山东来的同志,为青年工作的现状焦虑不安,却谁也不曾想到过建团的事。原先,大家对青年工作只感到面前仿佛有重重浓雾,想求得一个新的出路,而苦于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话,像拨亮了我们心中的一盏灯,一下子,眼前豁然开朗。真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后,任弼时又具体地指导青年团的重建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青年团的最初蓝图设计,到试点、扩建,直至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召开,始终是任弼时的心血浇灌而成。

1947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在历时7天的保卫战后,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延安。任弼时深情地望着巍巍宝塔山,充满信心地说: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我们不久就会回来的。不久,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从此三人一起栉风沐雨,转战于陕北的山山水水,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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