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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没有出路,躺平躺不出太平!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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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39年,宋秉恒

  山西最北端有个天镇县,在大同东北,清代雍正三年(1725)设县前就是外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叫天镇卫(明代叫“天成卫兼镇虏卫”)。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曾评价这里:

  “卫当东路最冲。”

  天镇正卡在外长城的咽喉位置,除西南接大同外,西北通平地泉(今属内蒙乌兰察布),东北达张家口,位于晋、察(今内蒙东北部和河北西北部)、绥(今内蒙西半部)三省边界交会点。既有传统的官道商道,京绥铁路(北京到绥远,即今内蒙呼和浩特,1923年全线通车,南京民国政府时代改称平绥铁路)修通后,铁路又横穿县境,与三城皆有铁路相通,所以天镇乃兵家必争之地,不但是晋北门户所在,亦为绥远屏障,甚至可算京西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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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筹俎考》所载明代天镇(天成城)与外长城防御体系

  有鉴于此,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派心腹爱将、61军军长兼68师长李服膺率部驻防天镇,天镇境内安排了四个团,国防工事也如火如荼地修筑起来,仅深一丈五尺、宽两丈的战壕,就挖了六里,天镇城外的盘山,作为防御重点,山东就打了二十多个。

  看这架势,群众欢欣鼓舞,说:

  “李服膺所带的六十一军是真正抗战的部队,是要决心守住山西这个门户的。”

  可实际上,李服膺和参谋长刘金声很清楚:

  临近开战,国防工事实际上只完成了40%左右,南京参谋本部城塞组拨发给太原绥靖公署的国防工事费,真正发下去的很少。在一年来的施工中,从太原只领到很少一些试制材料,钢筋、洋灰(水泥)不足计划请准数的1%,土石工具更是寥寥无几,民工工资、兵工津贴被阎长官百般尅扣,用来在全国各商埠大做买卖

  总之,完全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上下都在糊弄,都觉得这仗未必能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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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绥铁路天镇盘山》,民国明信片

  1937年8月下旬,全面抗战爆发不到俩月,汤恩伯军弃守南口,张家口守军刘汝明部亦不战而退,来势汹汹的日军与应援南口的晋绥军李服膺部,在察南万全遭遇,一仗打下来,晋绥军的一个团就被打得损失惨重。晋绥军将士吐槽说:

  “上边决心和企图不明,影响到下边行动迟疑,以致处处吃亏。”

  为什么会有此“怪论”呢?有啥决心和企图不明,打不就是了?不就是把鬼子挡在长城口外,不让鬼子杀进山西,屠戮父老乡亲吗?

  殊不知,阎锡山是有自己小算盘的,为了保有自己的基本盘,多年来他在各方势力的缝隙间求生存,合纵连横。如今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谁都惹不起,谁都不可靠,要想活下去,活得长远,就必须多方博弈,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所以早在1934年春,阎锡山就不断与日方秘密且频繁地走动,喊出的抗战口号也非常灰色,叫“守土抗战”。日本人只要承诺不打我的山西,我就不参与战局,至于你打哪儿,跟我没一分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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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是民国政坛的不倒翁,统治山西38年

  南口失守,蒋介石告诉阎锡山,要派三十万大军入晋,协助晋绥军坚守山西。阎锡山大惊失色,连电拒绝,说还是我调动晋绥军三十万固守大同,保全三晋,拒敌于塞北吧?私底下,跟亲信吐露真言:

  “蒋先生那样的队伍,给山西开来三十万,不用和日本人打仗,就把山西踏成土坪啦!与其那样,还不如当亡国奴省事些。

  都是千年老狐狸,却在这演聊斋,何必呢?前门去虎,后门进狼,蒋介石搞得太多了。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刘湘,都是前车之鉴,阎锡山不得不防。毕竟有地盘才有军队,有军队才有实力,有实力才有一切,民国以来,大大小小军阀的兴衰史莫不如此。

  阎锡山提出的“大同会战”计划非常曼妙,以李服膺的第61军为诱饵,命其于天镇、阳高一线上,依托国防工事,逐步消耗日军,待其师老兵疲芒,将敌引到口袋阵里,挥动左右两翼预伏大军钳击而出,聚歼日军于大同以北地区。

  问题是日军和李服膺,都没有按照“总导演”的剧本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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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华北的日军,“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它们当时的梦呓

  9月3日,日军先头部队发起进攻。尽管基层官兵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不屈的斗志,与兵力、武器优势的日军拼死苦战,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前后打了九昼夜,盘山两天丢了,可天镇却守了七天。

  应该说李服膺也是尽力了,但问题是阎锡山五心不定,李服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毕竟他们阶级属性搁在那里。地方实力派在阶级属性上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抗战时期则更多地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当然这也看情况,不是一成不变,利益驱使会变来变去),也就是具有革命(抗日)与动摇(反共)、妥协(投日)的两面性,自然小算盘打到山响。

  作为阎锡山的别样镜像,当时的记者曾揭露过李服膺:

  “李服膺一夜赌博输了现金十三万。”

  “好色贪财,姬妾不下六人,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大同等处所置房产田产无数,大同较大商店,至少有半数以上属于李。长官如此,部属遂起而效尤,于是各级军官假公济私,无视军法,对军务直等闲视之,直至不闻不问,故晋军中以李部纪律最坏,若与此类军人谈民族危机、国家观念,无异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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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服膺

  天镇失守,李服膺一路南逃,晋军诸将也加入这场“追逐赛”,你追我赶,生怕成了垫背的,伤害自己,便宜别人。什么民族大义,哪叫守土有责,只要不伤害自己的利益,我跟谁合作都无所谓,只要本钱在,谁不得赏碗饭吃?

  与此同时,天镇城内的“体面人”已经跃跃欲试,准备欢迎大日本蝗军进城了。此前,399团苦守期间,县长和公安局长,就曾带着厚礼,到团部慰劳,劝说张敬俊团长:

  “为了老百姓不遭苦难,不要再守了!”

  399团张团长是山东峄县人,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来自冀鲁豫三省,天镇的“体面人”生怕这些彪悍的外地人,惹恼了蝗军,让他们吃瓜捞。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吗?

  如果说李服膺是阎锡山的别样镜像,天镇的“体面人”就是李服膺的别样镜像,同时阎锡山又是蒋介石的别样镜像。这些上上下下的“实力派”,他们的抗日、联共与亲日、反共,实际上都是自身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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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陷忻县(今山西忻州)的日军

  正如阎锡山内部小范围讲话,对多年铁哥们赵戴文(李服膺的义父)、邱仰睿等人所说:

  “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 拥蒋要准备拒蒋, 联共又要准备反共。我们是母理不变子理变,要以万变保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

  果然后来,有了《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晋绥军与日军紧密提携,与南京政权(汪精卫汉奸集团)合作,阎锡山要当日寇在华北的总代理,成为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还有华北政委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日本和南京出钱出枪炮,武装80万晋绥军,消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维持华北全部治安。虽然鬼子后来口惠而实不至(拿不出来钱和枪炮,最后“生意”黄了,抗战胜利后鬼子干脆给阎锡山打工,阎老西有钱),可当时这个香饵抛出去,阎锡山是真的春心荡漾。“啪”地打开大腿,两腿呈75度角,像是一块顶级金枪鱼接受食客的检阅和赞美。

  所以,阎锡山能卖晋,天镇的“体面人”为啥不能卖天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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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晋北防线后,日军向太原进逼

  买办官僚阶级喜欢给帝国主义当代理人,把中国人民的好玩意贱卖给洋大人,好自己吃中间差,那是传统。洗地邀好的文人,里外通吃,多拿几份钱,也是生意,既然都是挣钱嘛,生意,不寒碜!

  9月11日,李服膺给奉命固守天镇城,掩护大部队撤退的399团下了撤退令,当晚该部撤出。撤出前,没有跟群众打招呼,也不可能为了群众利益而组织疏散、撤离,以防鬼子屠城。

  虽说是抗日战争,但国民党军队不是人民军队,军阀作风属胎里带,脱离群众,漠视群众,缺乏群众观点,既不依靠群众,更不组织群众,当然群众也不指望军队保护,能不扰民就是“王师”了。

  一位叫段发仁的天镇城内的小学教师,对晋绥军突然弃城而走,后来提起来就悔恨不已,他回忆说:

  “(沦陷)前4天,盘山打仗,城里的火药味儿呛鼻得浓,我老丈人赶着两头毛驴要接我全家到崔家山避一避。我犟嘴说,有晋绥军399团把守,县城丢不了!老丈人劝我说,管它丢了丢不了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住上一阵子再说。最后我和老丈人各往后退了一步,先把我老婆和两个女儿打发走,留下我爹和我的两个儿子。谁知过了两天,李服膺一下令,晋绥军稀哩哗啦撤出西城门,比兔子跑得还快,一下子全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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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16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听取战况汇报。日军察哈尔兵团由其指挥,故又称“东条兵团”,天镇和晋北的一系列大屠杀都是元凶

  9月12日拂晓,日军用重炮轰击天镇东北角的城墙。老祖宗留下来的真材实料也耐扛,轰到六点左右,才被轰出来个豁口,随后鬼子冲进来,直扑街巷,开始了针对天镇县城和平居民的,三天三夜的血腥大屠杀。天镇群众解放后有人总结,称之为“推磨式”大屠杀,意思是一条街一条街,一户挨一户,每条街道,每个院落,每个房间,只要遇到中国人,就杀!

  当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天镇屠城又被当地群众称为“八八惨案”。

  第一位罹难同胞是人称“刘五”的刘金义,听说昨晚张团撤走了,他一大早就起来,准备早点上城,去搬回保甲长征集走,借给守军修筑掩体用的门板。门板没搬回家,就遭遇了从城豁口冲进来的日军,一个鬼子二话不说,手起刀落,将刘金义的人头砍落城下。

  接着遭殃的是县城东北角的群众,日寇沿门则进,见户则入,逢人即杀,有的还未下炕,全家即被杀绝。这股日寇当场杀死群众一百多人。然后,又驱赶二百多名群众进入北门瓮城,用刺刀挑、手榴弹炸,全部残害。

  上午十点许,日寇又制造了南街马王庙屠杀,三百多名男子和十几个孩子,被日寇分批用刺刀,挑杀于马王庙前的长8.3米,宽、深各5米的大坑前,尸体堆满大坑,又堆满三间房和一口山药窑。后来罹难者亲属来收殓尸体,发现最多有被鬼子捅了32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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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镇失守后,日军骑兵部队侵入大同

  下午一点止,日寇在“马王庙屠杀”中,集体屠杀五百余人。

  日寇在西街制造了“云金店屠杀”,三百余人分十人一批被机枪扫射,连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侯二也不放过,又把四十余人逼入西门瓮城墙洞内,用机枪扫、手榴弹炸死。

  下午三、四点钟,日寇在北门外制造了“霜神庙屠杀”,五百余名成年男子被分批用刀砍杀于庙前,宽约两米、深约一米的水壕边。

  13日上午,日寇又制造“东北街大操场屠杀”,前日幸存的居民和被迫做完苦力的民工,合计五百余人,被押解到东北街大操场防空壕前,十人一批机枪扫杀,无一幸免。尸体填满了深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两米的三条壕沟。

  段发仁老师一家三代四口人,包括老父亲和两个男孩,除自己被压在死尸下,侥幸逃生外,祖孙都死在日军东北街大操场的屠杀中

  14日,日寇杀红了眼,再次搜杀院巷中幸存的男子,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7名日寇当街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东南街一位阎姓姑娘,即将出嫁,却遭轮奸,然后扔进大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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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谁无姐妹谁 无妻子》,1938年,酆中铁

  日军大屠杀结束后的天镇县城,简直就成了佛经中描述的阿鼻地狱。

  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不见活人,白天乌鸦盘旋怪叫,黄昏狼狗当道,吃死人吃得眼睛都发红了。

  大屠杀过后的许多天,日军才允许居民清理死尸,大操场的一口井里,吹鼓手吴八元下去用绳子栓着尸体往上拽。罹难同胞的尸体,大多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已成残肢。只能由亲人,凭衣服布料和从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上辨认。

  可绝户的人家怎么找,谁来找呢?

  死在城里,各处无人认领的尸体,最后拉了七、八辆大车,才运完到城外,挖坑掩埋。有个死人坑,幸存者王家珍数过,里面就有286具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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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日军暴行之一》,1938年,张在民

  在日寇制造的天镇大屠杀中,有批人死得实在“冤枉”,这些人就是由县长、公安局长代表的,劝晋绥军军守城部队赶紧撤走,免得殃及他们这些池鱼的“体面人”。

  日军入城前,城内有所谓“知名士绅即本地“乡贤”,也就是更本土化的地方实力派,不知羞耻地成立了“维持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和各科科长的名单都草拟好了,恭恭敬敬楷书抄录好,就等着“太君”认可,就运作起来了。

  听说张团撤走,蝗军进城了,这些天镇县的“体面人”,一个个喜笑颜开,梳洗打扮,穿上节日盛装,打着早就糊好了的膏药旗,准备欢迎日军进城。好日子可盼来了,铁打的天镇,不变的体面,流水的老爷,日本老爷来了,伺候舒坦了,还能坏规矩?大家一起发财,吃穷鬼就好了!

  想得很曼妙,可日本老爷不是中国老爷,人家要的是亡你国灭你种,管你什么富人穷人,体面不体面,只要是中国人,日寇就要杀,还要杀出快感,杀出乐趣,杀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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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下的“和平”

  首先被日军用刺刀捅死的是一个叫阎义的“知名士绅”,一旁张贴欢迎日军标语的郭举子、张大元也被日军击毙,其他如吴子玉、耿亮南、黄八子等“体面人”,一些士绅、商人和富户,有的张罗着烧茶备饭要好好招待日军,有的在为日寇准备的讲话桌前,恭而敬之地跪迎许久,跪得腰酸背痛腿抽筋,终于等来了蝗军,却被悉数屠杀。随声附和或由“体面人”花钱雇来的四百多名“欢迎”者,也被日寇用刺刀威逼到北城门洞内,用手榴弹和机枪杀死。

  在迎降者中,“业绩”突出的,还有个东北街的街长张国安。听说日军从城墙豁口进来了,他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因为北城门还被麻袋沙土堵着,日军的大部队,坦克、装甲车和汽车等车辆难以进入,如果自己带人主动清理城门,打开进城通道,蝗军会不会必有重谢?

  于是张国安四处敲锣,征集了200多居民,去北门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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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军这样对待中国孩子,你信吗?领外务省津贴的“中国人”,会让你信!

  日军进来后,果有“重谢”,把这200多居民,赶到北门瓮城奶奶庙,悉数屠杀。不但这些普通群众被杀,连奶奶庙里看庙的和尚,也被日军砍了。其中有位叫侯裕的西北街居民,破口大骂鬼子,自古巴掌不打笑脸人,哪有你们这样坏规矩、坏良心的?话音未落,就被一刀将头砍下。

  试图跟侵略者论理的,还有位开诊所的周炳医生。

  有人劝他:

  “鬼子打进城来,见人就杀,赶紧跑吧!”

  周医生却不以为然,自信地说:

  “你们跑呀躲呀,全都对!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医生,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军头儿来,就没个负伤的、得病的?只要有,就得请医生治。只有傻瓜蛋才跟医生过不去。

  所以,日军进城开始大屠杀后,周医生没跑没躲。甚至日军冲进来,抓走周医生的时候,周医生还试图跟日本人论理,说道说道。鬼子一枪托就砸在他的后背!气得周医生一路还在心里愤愤然,想着将来有你给我点头哈腰请我瞧病的时候,看我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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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辱与仇》,1940年,李桦

  直到看到街上死尸成堆,血流遍地,才明白过味儿来:

  “小鬼子逮住人就往死里整,根本就不需要医生。这下可完蛋啦!不审不问,就在这儿送我们上西天了。这回我算明白了,对侵略者、杀人狂,不能心存一丝幻想,烧、杀、奸、掠是侵华日军的常态,可怕呀可怕!

  突然机枪“哒哒哒”响起来,天镇人在哀嚎声中纷纷倒下,周医生被压在死尸堆里,逃过一劫,为我们留下了这段醒悟过程。

  日军在天镇一共杀了多少中国人呢?

  直到八年后,日寇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7日,八路军消灭了守城的伪警、伪保安队,第一次解放天镇县城,成立了人民政府后,开始统计“八八惨案”罹难同胞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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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天镇洋河公园内的“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碑

  1946年6月1日,中共天镇县委、县政府为纪念“八八惨案”的罹难同胞,于县城东门瓮城内建 “蒙难同胞纪念塔”(后又迁移三次,至今在洋河公园内)。在碑文《序》中,提到了统计数字:

  “就我县而言,无辜同胞被屠数字就在二千人以上。据调查已知的一千二百四十八人中,计西街三三二名,东南街三六八名,东北街二五八名,西北街二九〇名,而内中成为绝户者即有三九〇人。”

  但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完整,也是被低估的,当年的“天镇县丁丑八八'惨案筹委会”对此碑文中,也曾慨叹:

  “因经了八年的岁月,并有些无法调查的客籍们,故虽挨户询问,而遗漏者仍不在少数,这是我们在没办法中,得切引为遗憾的。

  解放后,在审讯日本战犯时,王汝文等天镇居民于1954年7月7日提交的控诉书中,进一步揭露了日寇制造天镇大屠杀的血腥罪恶:

  “日寇是八月初八入城,在当天的早8点钟至初九一天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除单枪散杀人民外,还把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集体枪杀。就这样,我们城内的无辜人民,被日寇杀死达2300余人,内有妇女100余人,全城并有33户300多人杀得全家光了。

  其次是放火烧掉铺面44间。更残无人道的是把200多小脚妇女集中在大街上,逼迫妇女脱掉衣服裸体跳舞。强奸妇女,特别是强奸幼女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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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挣扎》,1942年,李少言

  那么问题来了,某些“中国人”会说,这都是你们的一面说辞,人家日本人承认吗?

  正好有太原审判中,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残留日军“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教导二团一营营长岩屋勇(加入阎锡山的国民党军队后,化名“严克勇”)的证言,可供证明:

  “1937年9月初占领了张家口市的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据联队队长奈良大佐的命令,进行了攻击天镇县,这时该县城的居民和日军作了顽强的战斗,由于力量用尽该县城被日军占领之后,第二大队长河野少佐鉴于天镇县城的居民抗日意识坚强,认为若是让其继续活下去,在今后将有趁机前来复仇之虞,因此就命令全部杀害16岁以上的男子;又认为军队受到了他们的苦头,下令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强奸,并关闭了城门,促使一个大队在全城内的每一角落里逮捕所有的男子,背绑其手后拉上在城内游街,或者用刺刀逼赶其行走之后,把其排列在城墙下面已挖好的土壕边沿,在一个大队的士兵以如同树林那样多的刺刀监视之下,以及无法逃跑的情况之下,用10余挺的轻、重机关枪对其进行了扫射。

  当居民们在血海中怨恨日本军,正在呻吟叫苦的时候,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幼小的孩子再也没有那样勇敢地突破了日军警戒线,打算舍身抢救奄奄要死的儿子、丈夫、父亲。这时,河野少佐很生气地下令说:

  ‘一齐杀死!

  这样,总共连妇女、小孩,惨杀了600余人之后,埋人于土壕内,才告结束。

  此后,官兵们不分昼夜,挥动刺刀窜入民房,强奸了失去亲人骨肉,即(及)双亲兄弟丈夫孩子过着饥饿悲伤流泪生活的妇女,或者是进行掠夺了财富,所有的妇女以至于70余岁的老婆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受到强奸。于是该县城就被制造成无男子县城。我认为这是受到极为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给予的灾难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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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山西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当然,还会有自诩熟悉历史的“中国人”又会说,人家日本军队不会无缘无故杀人,是你们反抗了,是蝗军的后勤部队,特别是卫生部队进城后,遭到守军偷袭了,还看了脑袋,挂在城头,日本军队才报复回来的,你们违反了日内瓦战争公约了,杀你们是你们该死!

  可问题是日军是侵略者,中国人民邀请日军来侵略,来屠杀,来显示“武功”了吗?冤有头债有主,你找晋绥军打去,日本侵略军屠杀和平居民,是不是违反日内瓦战争公约,天镇的几千冤魂,乃至全中国14年抗战,上溯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几千万冤魂,是不是该死?

  如果当年这几千万同胞都该死,那么今天为日本法西斯洗地的“中国人”是不是也该死,该幸福地死在日本法西斯的东洋刀下?

  但我想说的是——

  投降没有出路,唯有抗战到底,才能死里求生,因为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不管这个人是个体的洋大人,还是看起来漂亮的洋大人的国,亦或是什么洋大人馈赠的毒品、病毒、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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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机枪阵地,1937年,苏静

  后记

  仅仅十天,弃守天镇到大同沦陷,日军突破晋北第一道防线后,主力板垣师团指向平型关,意图抄雁门关后路,然后夹击太原。至此,阎锡山的大同会战计划破产,更要命的是晋绥军主力在雁门关,平型关一带兵力空虚,太原危如累卵。

  1937年9月25日,距离内长城平型关关口约5公里的乔沟古道峡谷中,骄纵的日军,万万没想到,会被中国军队打了伏击。不过这次的对手,不是晋绥军,也不是中央军,而是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八路军”。

  八路军将士,以简陋的装备和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事实上,此前也有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战绩,但造成日军“全灭”的大型歼灭战,的确是第一次),共计歼敌约1600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闩军近一个旅团的粮秣、食品、衣被等军用物资,使猖狂骄横的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战场上遭到首次惨败,在日本国内军界政界引起了很大震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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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同志在阵地上(一一五师指挥所),1937年, 苏孝顺(苏静)

  关于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后来(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曾讲过:

  “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1937年10月2日,即天镇失守之后不足一月,在全国的压力下,丢失天镇、阳高、大同的李服膺,成了阎锡山的替罪羊,被执行枪决。事后,阎锡山的文宣队赶排了个活报剧,叫《枪毙李服膺》,到处演出。在陈长捷接掌61军后,来演出时,有个自称李服膺老部下,400团排长的倪保田,突然跳上台,扯开上衣,对台上的演员和下面的官兵大喊:

  “你们看,老子们不抗战,这上下四处刀枪伤是怎么来的?是狗咬的吗?仅我们第400团伤亡就是八、九百,那是谁打的?”

  剧团当众道歉,以后阎锡山就再不让演这个戏了。

  那么李服膺该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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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地道的冀中妇女同志,请注意她们背后带错别字的抗日标语,文化程度有限,但群众的抗日决心巨大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正好有段话,谈到了李服膺之死:

  “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李服膺被从太原家中押走的当晚,一位年轻姑娘翻墙出了,头也不回地告别旧家庭。她叫李撷英,是李服膺的“大小姐” ,更是一名“民先队”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当晚她从家里翻出一把驳壳枪,参加同蒲铁路工人游击队(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后来的解放军六十军一七九师“临汾旅”五三七团),改名“李刚”。

  不久,李刚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从事民众动员工作,曾任中共晋冀豫区偏城(今属河北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后担任北京市口腔医院(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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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120师在华北组画 北上抗日》,1940年,李少言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拿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满头银发的李刚同志,回顾自己的的革命生涯时,说: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我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工作了八年。这是我投身党的怀抱,也是我放下思想包袱,艰苦磨炼的八年,更是我与老区人民结下深情厚谊、终生难忘的八年。”

  与人民相结合,与生产、战斗相结合,与最基层、最琐碎、最平凡相结合,就不会投降,就不会躺平,就不会胡思乱想,就不会无所作为,就会有出路,就会有办法,就会有太平,就会有希望。

  最后这句,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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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120师在华北组画 宣传抗日》,1940年,李少言

  又:这就是,针对最近的网络舆情,我特别想讲给大家的第二个故事。

  当然也有人认为投降最好,投降也一样过日子,别人能投降,中国人也一样能投降,凭啥中国人就不能投降作顺民,与之共存呢?

  投降了,真的会好起来吗?躺平真的会躺出来太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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