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2月中文版书名译作《西行漫记》）一书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人知。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本。首次向世界宣传红军和长征的纪实作品，当属1936年3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形象。
这本影响深远的“长征故事”最早在国内出版时，正值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其一经面世，便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世人才知晓该书的作者竟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陈云。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着一本1949年6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版本，名为《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1949年6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封面、封底。
“被俘军医”记述随军西行观感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中，陈云假托是一名被红军俘获的国民党军医“廉臣”，随军参加了长征，记述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1934年10月，陈云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5月底，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会议，会上决定派陈云回到上海，以恢复白区工作和接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12日之后，陈云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从灵关殿出发，经天全、雅安、成都到重庆，转乘“民生”号轮船，于6月底到达上海。其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于同年9月上旬抵达苏联莫斯科。
在长征途中，由于红军的发报机等通讯设备在渡江时被丢弃，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当时，国民党和西方媒体的报道充满了对红军的污蔑之辞，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中，常以“土匪”“赤匪”“叛乱者”等词语污蔑共产党。陈云到达莫斯科时，看到共产国际七大展览会展出的一幅宣传画，画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身着破衣烂衫。看到这幅画后，陈云心情沉重地说：“只有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6年春，根据报告部分内容整理成的《英勇的西征》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期、第二期合刊上，第一次纠正了对中共以及红军的不实报道。
为扩大世界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了解，1936年3月，陈云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发表于《全民月刊》上，以亲历者的身份、旁观者的视角，向世界生动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而后在莫斯科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该书传入国内后，最早的版本是民生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的《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紧接着，又先后以《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明月出版社，1938年）、《随军西征记》（生活书店，1938年）、《长征两面写》（大文出版社，1939年）、《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等书名出版。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完整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队这8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1.2万里的长征行程。书中描述了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翻越老山界和大雪山、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兵临贵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飞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陈云以一名虚构的国民党军医身份来描述长征，让这本书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小说式的写作方式更是明智之举，这样一来不但会吸引读者，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正如1939年刊印的《长征两面写》的编者在该书的《卷头小言》中所写的那样：“《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一位被俘的军医，他被迫着随同部队在长途中跋涉，基于私人的观感，把沿途的经历加以描述，加以分析。如小说、如演义，亲切而有味。”
生花妙笔刻画红军真实形象
由于是亲历亲闻，陈云笔下的红军形象饱满而生动，绝非国民党宣传的“溃军”，而是一支英勇顽强、无往不胜的战斗部队。在书中，作者所记述的红军将士有着十分鲜明的特征。
信仰坚定，纪律严明。“廉臣”在文中以军医的旁观者身份记述了红军将士们始终以“抗日救国”“解放工农”为己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极具为了理想与信念同甘共苦的大无畏精神。据“廉臣”统计，当时共产党员及团员在红军中的比重大约占到百分之四五十左右，行军途中但凡发生粮食短缺、宿营地缺乏等困难时，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员的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这些共产党员在红军士兵中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比如，红军在渡过金沙江时，可以凭借“六只破烂之船”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国人未目睹此情形或不信之”。作者分析说，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的原因便是“有极好的组织”，并断定“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中收录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词曲
领袖卓越，干部有为。针对外界对红军的污蔑攻击，“廉臣”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生动的红军形象。他坦言说，毛泽东、朱德这些名闻全国的红军主要领导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在行军过程中，他进一步加深了认识，认为红军中的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作者对毛泽东、朱德的细节勾勒也堪称神来之笔：“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由于朱德所穿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伙夫头”之称。书中这样描述朱德：“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竭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民众拥护，民族团结。在书中，作者说因为自己“系被俘之身”，很多事情无法“自主”，但红军却“有信用”地不仅每月照他原在的国民党59师之月薪给予其工资外，还会每月寄60元的安家费给其母。作者还看到，在湘南等昔日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很多早已参军的同志在途经故里，回家短暂探亲的几个小时内，又带了家乡的农民投奔红军，他记述下了当时大家的真实反映：“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经作者“廉臣”统计，在红军退出江西之前，仅从“五月到九月”的4个月之间，红军就招募了“将近十万”的新兵。红军在过彝民所居地界时，还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红军经过这些地方时，广大民众则牵牛送羊出来欢迎，有的部落民众自愿编为“红军游击支队”，为红军带路；一路上，红军还招抚了附近的10余个部落，并以皮衣、旧枪、盐布回赠当地民众。可见，在长征途中，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已深入人心。
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笔墨来记述红军在抢渡金沙江时的所见所闻。他写道，红军渡河司令部付给当地的船夫“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产党指挥渡河的人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渡过金沙江后，作者又听闻“红军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者”。这说明，红军每到一处都很好地做了动员，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并补充了兵源。作者“廉臣”还感叹道：“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廉臣”还描述了长征队伍中的“娘子军”，那些妇女干部一二百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夫子抬伤病兵”。书中刻画的长征中的女战士形象可谓栩栩如生。
作者“廉臣”指出，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还在于深得民心。比如，红军在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日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正言大义成就中共“红色经典”
陈云借国民党军医之口，传达出来的有关中共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在文末，他为红军正言道：“我三年来在红军中之见闻所及和此次随红军西行入川，我觉到红军及共产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文中大力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写道：“我总觉得无论如何，红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最后，他进一步说道：“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
这篇著作行文老道，文字精练，虚实结合，堪称中共传播史上的“红色经典”。正因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前，这篇著作四次再版，广为传播，让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了我党的政策主张；同时，也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很大的舆论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这本著作时常被编入各类长征回忆录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没有解密作者的真实身份。直到1985年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之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第一次解密“廉臣”即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全文。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了该书的单行本。据长期在陈云身边担任警卫的赵天元回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要是不看前面的编者按，还真以为是一位医生写的呢！”陈云也说过，“当时老太太（陈云的夫人于若木）看了都以为这真是一名医生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从署名“廉臣”发表到公开作者陈云之名发表，时隔近50年，穿越历史风云，该书更显珍贵。它不仅仅是一本“长征故事”，更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上海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