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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 胡勇:草原密电之尴尬处境中的抉择

作者:双石 胡勇   来源:红色文化网  

尴尬处境中的抉择

——徐、陈首长改变了态度

 石 胡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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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22时——也就是党中央委婉表达了“拟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北上意图”那份“七人联署电报”签发的同时,在草地另一端的张国焘也签发了一份致徐向前、陈昌浩的“密电”: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1]

考虑到该电签发——编码——排队[2]——发电——收电——译出——签收的时延,徐向前、陈昌浩得悉此电的时间应该是在9月9日凌晨以后——很有可能是9月9日上午。于是,陈昌浩首先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向前“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还到中央驻地去表达了两人的意见[3]。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们为了否定“九九密电”的存在,竟然毫无根据也毫无道理地将党中央决定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时间延后了一天(也就是将“密电事件”的时间延后了一天)——从9月9日晚延后到了9月10日晚!其目的是想将张国焘9月9日24时致徐陈并转中央领导人电报与“九九密电”划上等号!这样的刻意篡改和附会,作为治史者是不可原谅也难以容忍的!这既混淆了史实——与此间所有相关电报和诸多当事人回忆中的日程及时序严重不洽,也损及了回忆录署名者的盛誉清德!

实际上,就在9月9日13时,已经改变了态度的徐、陈首长向红一军团发出了电令:

林、聂:

⑴依目前情况,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

⑵望即补足十天米粮和衣鞋,以便作战。

徐、陈

九日十三时[4]

这是一个“叫停”的电令,其根源就是张国焘日前22时的那份“密电”。

对此,彭德怀曾回忆道: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5]

实际上,就是日前晚上在周恩来驻地召开的那个“非正式会议”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对北上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动摇。对此,毛泽东几天后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曾经言及过: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6]

也就是说,当时徐、陈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只是不愿意回头再过草地,但对北上可能会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的王均、毛炳文部,他们也缺乏战而胜之的信心。两相权衡的结果,还是选择了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王均当是为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为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该两军各辖两师(两旅四团制师),为中央军旁系(半嫡系部队)。两军加起来不到5万人,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时的全部力量有近10万人。

10万红军竟然要躲着5万敌军,这还不算是“逃避斗争”的“逃跑主义”么?

后来的事实是,党中央率领不过七千多人的红一、三军,照样北上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是,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在“北上”与“南下”之争的关键时刻改变了原有的态度,才是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主要原因!那个因找不到原电文稿而让后人们纷争不已的“密电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有了这个“主因”,既或没有这个触发点,党中央恐怕也不得不考虑“单独北上”,只不过不会走得那么匆忙那么急迫而已!而后人放过主因而纠缠于诱因,那是大有“搅浑水”以回避关键问题之嫌的!

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7]

看见没有,“他下面的干部”已经叫出了“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中央还呆得住么?

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会师后任弼时曾向傅钟了解年前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缘由。当时情景,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8]

任弼时当年在中央苏区时,曾积极参加过批判毛泽东。从长征这个历史时期来看,他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任弼时身上却有着一个共产党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坚强的党性!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使他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当然选择!

多年后,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过这样的检点: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9]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道出的。

注释:

[1]《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令(1934年9月8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即按电文紧急和重要程度排出发报的优先次序,如“万万火急”、“十万火急”、“火急”等等。

[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一军应在现地集给整理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9月9日13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彭德怀自传》第208~第20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6]《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何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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