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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六次向党中央建言,本可挽救几万红军生命

作者:刘秉光   来源:祥说近代史  

毛泽东六次向党中央建言,本可挽救几万红军生命

刘秉光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的排挤,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被剥夺,其正确的军事路线也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对此,失权后的毛泽东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积极地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安危存亡,六次向中央建言献策,表现出了一位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坦荡胸襟。

赣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赣州打不得,打不得呀!这是一座弃甲丢兵都可固守一时的坚固城市。我们决不能盲目攻打,否则红军一定要吃大亏!”毛泽东说这话并非消极怠战,而是他对赣州地理位置、军事防备的一次理性评估。但由于“左倾”中央已经决定攻城,周恩来也无法阻止,结果红三军团苦战半个月,攻城无效,牺牲颇多。毛泽东见状,又对其他军委领导说:“我们家底太薄,这么一折腾,红军损失太大,我的意见立即停止攻城,不然的话,红军拼光了,这不是什么右倾、左倾的问题,那时恐怕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秋收起义了!”然而,中央代表团重要成员顾作霖却未加理睬,执意攻城。赣州战役前后共打了一个多月,损失数千人,不少红军干部身负重伤,三军团上下怨声载道。

赣州战役失利后,红军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分析当前形势后向中央代表团建议:“红军主力应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向赣东北发展,与那里的方志敏领导的苏区连成一片。”顾作霖却坚持继续执行中央攻打城市命令,沿赣江向北,一直打到南昌。周恩来在决断时沉思良久,最后决定尊重中央的意见。无奈之下,毛泽东说服了林彪、聂荣臻,明确提出:“向赣江以北走,弊大于利,红军经不起再次折腾,时下福建敌人较弱,可否进军闽西南,伺机破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后来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于是红一军团入闽作战,一路告捷,接连攻克龙岩、漳州,并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可是“左倾”中央却说毛泽东没有北上是“右倾”,并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他刚刚恢复不久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调往后方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鉴于红军内线作战已无法取胜,郑重地建议中央派出一部分兵力走出闽浙,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毛泽东对博古说:“我们应该运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内部去解决。具体说,可乘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机,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博古和李德听后,坚决反对此计,顽固地坚持修建堡垒、分兵把守、短促出击的错误军事政策,致使红军战绩每况愈下。事后,周恩来一脸惋惜地说:“可惜我们没有听毛泽东的战略转移建议,一味固守苏区,现在被动了啊!”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毛泽东建议:“红军虽已不能出浙江,但可从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当然还不是经湖南去贵州,而是利用何键与蒋介石的某些矛盾,在湖南中部待机破敌,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来消灭之。”然而,躲在瑞金“独立房子”内的李德深感无力回天,自己既想不出良谋,更不愿考虑毛泽东的建议,最后只得召集“三人团”碰头会,并向共产国际电告失利战局,以求助良策。共产国际的回电与毛泽东的建议基本一致:“苏区并未枯竭,要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主力红军应退出苏区。”而此时,时间已经拖了两个月。

如何退出苏区为此,毛泽东以请病假为名,悄悄到会昌前线,与原井冈山的老部下、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共同研究,剖析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性格特点与军事动向。通过谍报得知,陈济棠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为保存粤军实力,不愿与红军发生磨擦。于是,毛泽东故意避开博古、李德,直接向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建议:“鉴于陈济棠与蒋介石有派系矛盾,我们不妨建立统一战线,与陈济棠交友。实行和平突围。我的意见派何长工与潘汉年去跟粤军谈判。须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中还可以试探虚实。”周、朱决定采纳此计。事后,经过多次联络,何、潘二人化装成富商,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经过协商,陈济棠同意红军主力在通过他们的防区内,秘密突围过去。这样,红军才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计划渡过湘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料,这一秘密情报被敌人截获。于是,蒋介石在湘江设置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派大批飞机每天在湘江上空盘旋。然而,李德却执意强渡湘江,实现会合。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叶剑英说:“敌人已布下天罗地网,湘江是鬼门关,是恶战、血战,飞机大炮左右夹击,我们去了是自投罗网,蒋介石正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去呢!现在江西的敌军主力已被我们调出来了,根据这种新变化,我以普通党员的名义,建议红军停止西行,退回赣江去,收复中央苏区失地。”叶剑英深表赞同,并急忙向李德、博古转告毛泽东建议。不料,李德态度非常强硬,拒不听劝,反而说毛泽东眼光短浅,胆小怕事。博古甚至警告叶剑英要站稳立场。李德、博古的一意孤行,最终导致湘江战役惨败,五万多红军将士成为长征路上的冤魂。

湘江战役后,大家纷纷责骂李德、博古瞎指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因此更加敬佩和怀念毛泽东。不久,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一度中断的情况下,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军队中的毒害,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战略主张。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有能力总会被承认的。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干,固然是促成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先决条件,而他在失权后继续为对党和红军呕心沥血、建言献策的积极心态,更值得世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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