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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无罪 是整个日本民族缺乏负罪感的根源

作者:杨曦阳 白纯   来源: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尽管东京审判惩处了若干战争罪犯,却因开脱了日本天皇,导致日本整个民族缺乏负罪感,难以在良心和道义上作深刻的反省和认罪。 

  抗日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发起了对战败国日本的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不仅认定了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南亚各国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东京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东京审判,又不难发现,它是一场不彻底的审判。审判不彻底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它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美国认为,若对天皇提起诉讼,不利于其对日本的占领

  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关东京审判的研究热点。很多学者认为,这次审判是一次正义的胜利,但也存在局限性,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虽然在东京审判期间,各主要战犯都极力将裕仁天皇与战争撇清关系,但是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必然知晓战争发起的每个细节,并且拥有最后决定权,单凭这一点就确定了他负有战争责任。有学者指出,对于日本天皇的责任承担,如果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话,那天皇就是“甲A”战犯。 

  东京审判发生在1946~1948年,战争时期较为稳固的美苏同盟关系已经濒临瓦解,美国急于寻求战后对抗苏联的亚洲阵地。而在中国战场上,一向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已是苟延残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一路势如破竹,取代蒋介石政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无疑,美苏关系与中国局势的发展,使美国难以安然地进行东京审判,而当时同苏联与中国素有矛盾的日本“当仁不让”地成为美国选择的头号目标。 

  经过权衡,占领军司令、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作出决定,对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不予审判。他认为,天皇是日本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大部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审判日本天皇的罪责对于美国仅存在道义上的主动,实质上并不能使美国得利,可能还会引起日本国内的动荡,最终引起美军在日本的统治不稳。 

  实现对日统治,并且将其建成美国在东亚的“桥头堡”,才是美国考虑的首要问题。正因如此,裕仁天皇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成功逃脱了其应受的历史惩罚。 

  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战役中,由于日军方面的顽强抵抗而遭受了惨重损失。日本战败前,本土尚未受到大规模进攻,仍拥有100多万军队,后来还制定了“玉碎计划”,欲与美军决一死战。 

  尽管舆论和盟国不乏惩罚裕仁天皇的要求,但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随着美军占领日本,审判裕仁将引起民众反抗的担忧成为日益加重的砝码。 

  减少美军伤亡与保留天皇制度是美国与日本不谋而合的意愿——倘若美军要登陆日本本土作战,据美国军方估计,大概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代价,并须推迟到1946年秋冬才能进行。 

  此时美国已决定将天皇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上勾销,并急于借助天皇之力顺利完成对日本的战后占领,用麦克阿瑟的话讲,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成功,“有赖于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力之处甚多”。

  日本战犯的律师及天皇的近臣用卑劣手段为天皇进行“无罪”辩护

  东京审判期间,审判法庭允许战犯使用日本本国律师作为其辩护人,这些律师身上肩负着日本国家的重任,提出了大量的“证据”,甚至颠倒黑白,用假象和谎言为日本的国家和军队行为,以及个人罪行进行“无罪”辩护,妄图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日军侵华的罪责,掩饰日军在华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当时日本律师团的首要原则就是辩护天皇“无罪”,律师团做的所有努力和寻找的所有“证据”都在为这一目的服务。裕仁天皇在长达8个小时的《独白录》中,没有一处是对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他反复强调的只是作为立宪君主天皇的无权无力,没有能力阻止主张战争的军人们开战。 

  在东京审判期间,各主要战犯也都力陈天皇完全不知道发动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极力否认天皇拥有战争的最终决定权,企图将天皇与战争撇清关系。

  中国国民党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

  日本天皇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脱不了关系,这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东京审判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方面的原因外,中国国民党政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东京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审判很不彻底,在长达1500页的判决书中,对日本天皇的罪行以及日军发动的化学战、细菌战等竟然只字未提。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国民党政府表现得相当沉默。 

  事实上,1946年2月,中国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陪席检察官向哲浚到达东京后,向国际检察局提交了中国政府列出的第一批12人战犯名单;同年3月,中国政府又通过美国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出了第二批21人的战犯名单,两批共计33人,其中包括后来被法庭确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33人的战犯名单中没有出现天皇裕仁的名字。 

  当时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追究天皇责任,中国国内要求审判裕仁的呼声也很高,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实际行动是压制舆论和政府内的反对意见,没有将天皇列入战犯名单提起诉讼。

   1946年4月3日,在美国主导下的盟国对日管理机构“远东委员会”决定接受美国关于不起诉天皇的决定,国民党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行动。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至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其侵略罪行罄竹难书,但日本侵略者恶意销毁证据,在东京审判之前的短时间内难以充分搜集日本战犯的所有罪证。 

  美国强势主导东京审判,再加上当时国际法尚不完善,因此难以保证审判的彻底性。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东京审判不彻底的重要表现。审判的不彻底,也导致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 

  我们既要肯定东京审判的成果,也要反思其遗留的问题。一再声称以严惩日本的战争元凶为宗旨的东京审判,却因美国转换对日政策和远东战略的需要,对握有宣战和停战裁断大权的天皇作了网开一面的处理。 

  东京审判宣告日本天皇“无罪”,由此推理,既然天皇无罪,那么积极效忠于天皇的日本广大臣民也应无罪。因此,尽管东京审判惩处了若干战争罪犯,却因开脱了日本天皇,导致日本整个民族缺乏负罪感,难以在良心和道义上作深刻的反省和认罪。审判的不彻底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根除。 

  而且,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罪责没有彻底追究,只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除了少数被处决以外,其余人员后来均被减刑释放或者无罪释放,重新返回日本社会,并且在社会各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吉田茂内阁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到1958年4月7日,所有刑期未满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特赦。这些战争罪犯的逃脱,为之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埋下了伏笔。 

  战后70年来,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采取含糊其辞甚至公开否定的态度,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这大大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 

  日本国内接连发生篡改历史、否定侵华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及政府要人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日本侵华战争虽然过去了70年,但它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痛,我们不应该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逐渐走向强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充分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严重危险,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作者: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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