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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在巴中讲一个圆满的红色故事

作者:文扬   来源:观察者网  

 核心提示:红色政权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继承者们可以欣然面对当年的红军标语而无需回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穷苦人原本是毫无希望的,当年的“发财人”和国民党不能带给他们好日子,只有红色政权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终于降临,尽管晚了很多年,但总算来了,穷苦人当年支援红军,并没有白白牺牲;正是红色政权保障了国家的人民性质,人民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贫弱社会,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7月,从贵阳出发一路北上,过乌江、赤水、娄山关,再过长江进四川,转入千里大巴山。

    这是一条经典的“红色线路”,当年红军依托这一带的林密山高水险躲过围剿,成功保存了实力,而后逐渐发展壮大,十几年之后打下了整个江山。

    早期的红军,就是强烈反抗意志与简单红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佛头山,政府修建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里面收集了上千幅遍布川陕山区且遗迹犹存的石刻红军标语。“苏维埃政府是穷人把发财人推翻了,自己选代表建立起来的保护工农利益的政权!”“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参加红军好分田!”“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国民党是刮民党!”等等,就代表了当时的观念水平。

大巴山区新农村建设

    大巴山区新农村建设中修建的民宅

    除非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否则今天的人们会大惑不解:如果继承红军的理想,我们今天要推翻所有“发财人”吗?要继续输出革命、实现“赤化全球”的目标吗?

    如果所有这些口号都不再算数,而且还要颠倒过来——不仅不能推翻“发财人”,还要保护、扶持、鼓励现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新富人投资兴业;不仅不能再咒骂国民党,还要和当下的台湾蓝营握手言欢探讨合作和共赢;不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还要动员今天的农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参与土地流转——那么,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甚至继续宣扬呢?

    八十年多前这些充满煽动性的、激进的左翼运动口号,在当今世上任何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国家里,都不会公开展示,更不会被执政党当作光荣传统加以纪念,即使是左翼政党如工党和社民党也不会,更不用说国家党和保守党,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这样做?

    当年红色政权代表了民间对国家的反抗,而在红色政权成为国家政权之后,又转为维护国家政权,代表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同一个政党,覆盖了从左到右、从红到蓝各个政治光谱,为什么中国民间社会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路线大掉头、政策大转向呢?怎么会当年全力支持斗争,现在又同意各项新政策呢?

    由于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中国,在现代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寻找答案。大巴山区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巴中,自古以来因兵家必争群雄逐鹿而得名,从未以丰饶富庶民众安康而著称。此地山区农民的贫穷和苦难,幸得当代油画家、现任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1980年创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亲》记录了下来,画作中的人物原型邓开选,就是巴中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

油画《父亲》

油画《父亲》的人物原型邓开选,是巴中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

    千千万万的“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穷苦人的化身,他们深重的贫苦,无言地挑战着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当年红军许下的承诺显然没有兑现,在社会被国家所整合并为国家做出牺牲之后,边缘人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父亲”的形象,就反映了他们在生存线上自生自灭的惨况。

    但同时,《父亲》画作的获奖,也代表了红色政权反省自身问题的开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就是首先启动了对于沿海等地“强大”社会的大解放,随后又开始了国家对于老少边穷“弱小”社会的大救助。

    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几年落实的。政府提供了从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户的安置动员、五花八门的惠农补贴等等一整套的“新农村建设”措施,将原本散落在山腰沟底的千百家小农户,集中到了一个个现代化的新村当中,又通过各种形式的“打造”,将新村变成集旅游观光和现代农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体。

    由于力度极大,一个村就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规模,这些经过“打造”的新村,个个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别墅,村头像花园,农业成休闲。在平昌县驷马镇一个叫元峰村的新村里,参观者见到了连城里的公园都自叹不如的园林化布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条精致豪华的“文化长廊”。据村长介绍说,一家农户靠提供“农家乐”餐饮住宿挣到的钱,仅一个节假日短短几天就相当于在外打工两年。

    在这种救助中,红色政权的确是以“穷人救星”的身份出现的,它在规划设计中代表了科学技术水平,在安置整顿中代表了组织动员能力,在项目引进中代表了信息获取和资源整合手段。所有这些,都是刚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贫弱社会完全不具备的,除非依靠政府,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同时集中调动所有这些资源,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提升改造。

    在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很忙,要做的事情极多。红军在八十年前许下的承诺,现在正由他们逐一兑现,而且超额兑现。在这里,大政府几乎是必需的,其发展模式就是国进带动民进,没有国进就没有民进。对于这一点,政府是这样宣讲的,农民也是这么理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对抗,只有携手合作。

    当然,红色政权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继承者们可以欣然面对当年的红军标语而无需回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穷苦人原本是毫无希望的,当年的“发财人”和国民党不能带给他们好日子,只有红色政权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终于降临,尽管晚了很多年,但总算来了,穷苦人当年支援红军,并没有白白牺牲;正是红色政权保障了国家的人民性质,人民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贫弱社会,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在巴中这样的地区,八十年来的红色故事说圆了,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完成了自洽。

    当然,这只是对老少边穷等地的贫弱社会而言,以中国幅员之大、差异之大,不可能是同一个历史逻辑。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富裕地区,中国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又是什么,容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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