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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也:苏联解体是因为经济原因吗?

作者:马也   来源:马也博客  

  “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

  ——苏联解体和意识操纵(6)

  “通常认为苏联垮台是经济原因,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改革派意识形态专家们作为在增加享乐的道路上胜利挺进的典范,把西方当作光明的神话提供给苏联人民。改革进程灌输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厌恶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梦寐以求。从80年代末起,时髦把“别人的家园”理想化、把自己的家园看得一钱不值。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灾难。

  女院士T·扎斯拉夫斯卡娅断言,“苏联满负荷工作人数在经济状况差的部门占17%,强的部门占32%”。这两个数字郑重其事地反复出现在学术刊物上。这种武断说法,充满对劳动群众的轻蔑鄙夷。那种“半遮半掩地认为苏联人大都是懒汉”、“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干得太少”的意识形态谎言,深入苏联上层社会的精英阶层。

  为放弃苏联模式,曾经起劲地宣传私有化。

  从1991年起,大力宣传私有化是美好理想的神话。理由是,“必须对工业实行私有化,因为国家没有能力维持亏损企业。由于工业亏损,我们已经出现巨额预算赤字”。实际上,1990年,苏联不盈利工业企业亏损总额仅仅25亿卢布,而1991年上半年,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城市公共事业却亏损55亿卢布,整个预算赤字高达10000亿卢布。

  同时制造了两个经济神话。

  一个是关于钢铁的神话。为了说明“计划经济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计划本身”,一个十分荒唐的论点流传开来;“苏联生产的钢远比美国多”。美国压缩钢的产量,是因为美国战后年代生产的钢几乎比苏联多10亿吨,可以从第三世界得到钢材,而且大部分材料已由新的合成材料、塑料等代替。它已经完成大量使用钢材的建设项目,投入的钢是苏联的2.5倍。我们的经济迫切需要钢。凭什么把美国作为我们的决策标准?

  一个是关于拖拉机的神话。1989年,阿甘别吉扬院士在翻译为各种文字、西方广泛引用的《经济改革》中宣扬,苏联拖拉机过多,现存拖拉机数量是农业实际需要的3-4倍。欧洲定额1000公顷土地需要120台拖拉机,日本440台,苏联1988年只有德国的1/10、日本的1/40、波兰的1/7。俄罗斯国内购买拖拉机的数字是,1991年21.6万台,1992年15.7万台,1993年11.4万台,1994年3.8万台,1995年2.5万台,1996年2.5万台。改革以来,对农业技术设备的需求下降90%。

  戈尔巴乔夫改革惯用的关键词,是苏联时代“由于短缺而窒息”。“短缺”,在常规的语言中,意思是不足。到西方访问的苏联人遇到西方女性的提问:苏联有针织品吗?苏联缺这少那,简直成为不可动摇的看法。一位西方大学教授用图表曲线解释苏联类型的经济布局,结论是“苏联根本没有农业”。电视里还出现“苏联没有性生活”的说法。

  改革使生产降低一半。即使从纯粹“市场”的角度看,改革也造成了苏联商业史无前例的达到危险程度的短缺。苏联时代规定,商业货物和食品储备量必须足够80天正常零售,如果低于这个水准就是非常事态。在改革进程中,商品储备量却降低到只够20-30天。1998年10月1日这天,圣彼得堡各仓库仅有够14天零售的食品和其它货物。这种势态,只能以不付工资和退休养老金来调控。借助于一套改革新词语,这种危险的短缺,被说成富足有余。

  2002年2月举行俄罗斯延期偿还伦敦俱乐部债务的谈判,电视大喊大叫“苏联债务”、“苏联债务”。其实苏联模式经济条件下并无债务,而是它的友好国家欠它800亿左右美元的债务。它的黄金储备曾经达到2000吨。债务是改革以来的事情,由反苏的经济改革造成。要说债务,是反苏改革欠下的债务。

  俄罗斯联邦总统直辖分析中心主任M·乌尔诺夫发表电视讲话:“到1917年的时候,俄国已经是一个兴旺繁荣的农业国,但是共产党人却把农工综合体搞得像如今这样破败。”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1909-1913年全俄粮食平均总产量7200万吨。1976-1980年,全苏粮食平均总产量达到20500万吨。十月革命前总粮食平均单产7-8公担/公顷,从事农业劳动总人口5000万,效益相当低下。苏维埃时代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翻了两番,农业劳动力却减少一半,效率提高8倍或者说翻了三番,农村提供的资金不仅保障了苏联的工业化,而且支持了战争。

  1917年以前,自己不够吃,却要出口,农村全部剩余产品被残酷地征收。多少发达一些的国家,人均生产粮食在500公斤以下者,都进口俄国粮食。俄罗斯在创纪录的1913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过471公斤,当然压缩国内消费出口粮食。正常年景,官方规定“生活最低限度”为每年12普特粮食加土豆,仍然出口粮食。俄罗斯走向饥荒,革命在逼近。

  苏联改革掀起宣传家庭农场、挤垮农村苏维埃制度的运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说是“一块坠在国家脖子上的石头”。一般说来,知识分子赞成家庭农场而反对集体农庄,相信集体农庄全部亏损,支持扼杀集体农庄。

  从集体农庄强行划走910万公顷土地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7.2%,转让给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农牧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牛奶1.6%,肉类1.8%,土豆1%,粮食6.2%,自己吃掉全部产品,甚至无力保障牲畜的饲料。只有靠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尚能惨淡经营。公有成分被斩尽杀绝之日,就是家庭农场寿终正寝之时。这种“石器时代的水平”,肯定破产拉倒。

  集体农庄情况怎样呢?1989年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个中常年份——全苏集体农庄24720家,亏损275家,占1%;亏损额4900万卢布,相当于盈利总额的0.2%;集体农庄总体盈利率38.7%。我国的院士和记者撒谎,谈论苏联农业的巨额亏损和补贴。恰恰是在西方,农业不是一个市场化的部门,而是一个靠国家补贴维持的财政预算资助部门。24个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平均财政补贴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50%。其中日本和芬兰达到80%。每个农场主的年均补贴大约3万美元。美国1986年给农业的财政补贴预算拨款587亿美元,而且在不断增加。和西方情况相反,苏联农村补贴城市。1999年,全俄农村得到的国家财政预算补贴规定25亿卢布,相当于1亿美元——这只是预算,实际上给的没有这么多。

  戈尔巴乔夫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时代上台。在1988-1989年激进改革之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3.5%,生产投资额巨大,而且投资额一直在增长。这些数据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90年关于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中得到证实。甚至1989年,90%以上的苏联公民,都没有预感到国家将出现任何经济困难。

  苏联时代,每个孩子餐桌上都有奶油和满满的砂糖罐,居民占全球6%却生产全球16%的食品。人均年消费肉类75公斤,其中2公斤进口,同时出口10公斤鱼类。人均年消费奶类和奶制品341公斤(美国为260公斤),在反苏意识操纵中进行调查,还有40%的人说牛奶消费不足。亚美尼亚1989年牛奶人均消费480公斤,62%的人不满牛奶供应情况。苏联人均年消费砂糖47.2公斤(美国28公斤),但是52%的人认为砂糖太少,格鲁吉亚不满的人达到67%。1989年,苏联人均每天蛋白质摄取量98克。1996年,俄罗斯人均每天蛋白质下降到55克。

  改革带给人民什么呢?俄罗斯当局《关于1992年俄罗斯联邦国民身体健康状况的国情报告》承认:“饮食质量主要由于动物食品消费量下降而大为恶化”。1992年鱼类购买量只有1987年的30%,肉类禽类、奶酪、鲱鱼、糖购买量只有50%-53%。20%接受调查的10岁和15岁两个年龄段的儿童,食物蛋白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水平。接受调查的妇女的50%以上,蛋白质消费量低于成年人安全的消费水准。

  面对这样的事实,《消息报》还在鼓噪父辈祖辈的“虚无缥缈”和“无论多么沮丧沉痛,在看得见到将来我们还是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

  苏联工人一天工资6-7卢布,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饮食、住房、交通)方面,和西方工人(小时工资8-10美元)大致相当。70年代,一个在苏联工厂工作的人1小时的收入,平均可以买35个大面包,或者60公升93号汽油。今天俄罗斯工人1小时的收入,平均不到半个美元,相当于两个大面包或者两公升汽油。住房是苏联体制免费提供的主要福利,并在宪法中规定下来。90%的苏联工人家庭有单独的住房。由于苏联是住宅建设最多的国家,工人住房条件在稳步改善。医疗也是这样。

  但是意识操纵却产生这样的现象——在改革取消免费住房和医疗的福利的时候,工人要么没有反对,要么答应了;拥有150万熟练工人和工程师的城市新西伯利亚,竟然两次投票赞成叶利钦!

  完全就业,是苏维埃制度的不争的基本社会福利。连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联永远不会有失业。改革的1987年,《新世界》杂志声称,苏联非有失业不可。1988年,这种论调充斥苏联新闻界,而且宣传运动由苏共的党报党刊进行。《文学报》刊登尼·阿莫索夫宣传失业的文章,拒绝刊登对此进行批评的文章。工会也来宣传失业有理。1991年3月,苏联的工会出版社推出一部大经济学家领衔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择定》,公开鼓吹失业。这是一种具有极权主义特色的宣传运动。

  1990年,苏联当局的幕僚称,仅物质生产领域,就要有1500万到2000万人下岗。苏联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刊出《苏联最佳水平的失业率》,宣布这个“最佳”的失业率为13%。在拥有1.5亿劳动力的苏联,这个13%,就是2000万!

  苏联科学院刊物登载这样的文章,成为苏联人文知识分子道德退化的明证。失业是一种社会病证。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就会带动凶杀案增长5.7%,自杀者、囚犯、精神病患者分别增长4.1%、4%、3.5%。在苏联主张失业,意味着什么呢?这就仿佛在完全根绝结核病的国家,主张扩散科赫式杆菌,并且创造出结核病发病率13%、也就是让它殃及2000万人的灾难!

  “当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迫说出关于失业的全部不道德的言论。”雅科夫列夫坦就说,“所有关于自由、道德和公民社会等等,全都是胡诌瞎说,人对人是狼——这就是我们的真理!拼命地捞吧,伙计们,今朝有酒今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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