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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迂直(上)·非常轨迹⑸》

作者:双石   来源:红色文化网  

第三章 迂直(上)
  

  起句不佳,开篇文字并不行云流水/出言无忌,“打仗,我们打不好,你也不一定能打好”/不想绕路,林彪建议被赋予积极意义/多看一步,“龙主席”向蒋公奉上锦囊/叙城不克,潘将军步步踩在“朱毛”之先/计划多变,林彪毛头小伙脾气冲上脑门/处处被动,新计划还是没赶上变化/重摆棋盘,刘甫公龙主席果然老辣/集中扎西,林军团长又拧脖子/千钧重负,放下不过四两,毛泽东要挥洒如意大手笔
  


  

  中革军委首长临机措置作出的这个“变化计划”的决定,非常明智。
  虽说“郭莽娃”自己都有“再打半天管叫你我饮弹入地”的后怕,但如果中革军委首长们执意要将青杠坡这场战斗打到底,那就有可能连为自己后怕的机会都不一定能挣到:就算是中央红军主力再鼓一把劲,能在29日那天把郭旅打垮了甚至把“郭莽娃”本人都活捉了或击毙了,那也于大局无补,只会使自己在被动的态势中越陷越深。70年后我们通过玻璃匣子得以透视:中央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时,除了在青杠坡及附近地域的郭旅潘旅廖旅9个团外,在土地附近或已接近土城的川军部队,还有旺隆、复兴方向的章安平、达风冈两旅5个团,官渡方向的徐国瑄团,赤水方向的刘兆藜旅3个团,古蔺方向的范子英旅3个团,松坎、温水方向的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3个团——这还没算上那些战战兢兢的黔军。而且潘文华在28日那天已经确悉:“匪主力确在土城一带”,故“除令廖、郭、潘旅分道猛攻,并令范旅亲率8营,督同退蔺黔军,由古蔺向土城方面迎击阻截外”,还“督达、章两旅及徐支队,向土城猛剿,期于聚歼此匪。(1)”这几路人马距土城少则半天一天的行程,多则两天最多3天的行程。中央红军真要是被粘糊在土城了,那可就不是你去“消灭”人家,而是人家要“消灭”你了!
  况且,就算蒋公是个糊涂蛋,这当口也知道“赣匪”们想干什么了。就在林彪率红一军团从由土城向赤水疾进的那天,蒋公就已经瞅得清楚明白:“朱毛”这是奔长江去的。他当下便急电正忙于“适宜调配”的薛岳:“联合黔军向西北追击”。大概是怕薛岳过于热衷于“黔政”而对“剿共”不够上心,蒋公电示得相当具体:“守备贵阳、贵定,应以疲劳较甚,必须整理之部队任之,应派得力部队,由黔西向古蔺追剿。(2)”这几天,薛岳按蒋公这个机宜,在所部8个师中抽调精壮人马编组为第一、第二两个“追剿队”,开始由乌江边上向仁怀前进,准备向叙(永)古(蔺)一带“追剿”了。
  1月28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首长就“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达成共识的同时,也作出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战事,组织撤退掩护;周恩来负责组织工兵,在29日天亮前架好3座浮桥;陈云则负责组织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笨重物资(3)。当晚,这几位都彻夜未眠,朱、刘继续在前线组织佯攻遮盖主力撤出企图,周恩来连夜组织工兵们在土城浑溪口、蔡家沱两个渡口搭起浮桥,并修复了侯之担部撤出时破坏的另一座浮桥;而陈云则扮演了一回敲碎坛坛罐罐的铁面包公,黑着脸督促各部将印刷机、X光机等各种笨重行李物资及难以携带的山炮、重机枪等折成零碎扔进赤水河,让诸多很“财迷”的官兵们涕泗交流心疼了很长时间。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工兵连也在猿猴(今元厚)的沙陀、川主庙两个渡口架起了浮桥。
  1月29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在通报敌情后宣布了中革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4)”并对行军序列作出调整:林彪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军委第二、三梯队及军委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从猿猴(今元厚)渡河,取道黄泥埂向古蔺以南前进,红九军团为后卫在川风坳向赤水来敌警戒;中革军委首长率军委第一梯队、军委干部团及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至迟于29日12时由土城下游渡口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唐朝坝(今同民)前进;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土城上游渡口过河,取道唐朝坝(今同民),向太平渡方向前进。
  虽然“一渡赤水”是仓促间的临机措置,但中央红军的撤退组织工作应该说相当有序,掩护战也打得有板有眼很是乱真。29日白天,青杠坡一带枪炮轰鸣很是热闹,红军临撤出时,还象模象样打了两次进攻,连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郭旅第七团团长袁治也没有看出“赤匪”这是要撤退。
  朱德等是在所有部队都撤出战斗后,才随后卫部队一起过了赤水河。
  傍晚时分,郭勋祺部进得土城时,红军已了无踪影,浮桥也被破坏。
  郭勋祺在松得一口大气的那当口喜事也临了头,升了官又发了财:刘湘颁布明令,将其由“少将旅长”升任为“本军模范师中将师长”,所部第七团团长袁治也因功递升为“少将旅长”。蒋公犹恩外施恩,传令“赏洋一万,以示嘉许”。刘甫公这人带兵最喜“恩威并重”,有奖当然就得有罚,于是乎同样卖了死力的廖泽便以“贻误戎机”之由,被摘掉了“南岸剿匪总指挥部第三路指挥官”及“模范师副师长”的官帽子。其实认真说起来廖泽这个官司吃得相当冤枉,虽然廖旅在松坎给黔军助阵时被林彪打得很难受,向土城跟追时格外小心了一点,但手下蓝、王两团28日晨及时赶到青杠坡加入郭旅右翼战斗,截住正向郭旅迂回的红军,这也是造成“郭莽娃”逃过一劫反而升官又发财的重要原因之一。况且这一手甚至出乎“朱毛”意料之外,直到撤出战斗那天前线红军战士们还不知道敌人已有7个团参战:“不是说敌人是4个团么,咋就越打越多呢?”
  土城这一仗虽然对“朱毛”来说是个“败仗”,但细算人头账对“郭莽娃”而言也不是一个“胜仗”。“朱毛”坦陈“失利”那是指打了个消耗仗且未达预期目的,甫公自夸“大捷”也仅仅是因为郭旅侥幸躲过一劫没成“朱毛”桌上大餐。而“郭莽娃”经此一战也冷汗淋漓,从此便不再发“”硬充出头椽子,进得土城也不“蹑尾穷追”,而是舔伤裹创与“溃匪”拉开了距离,此后与“朱毛”也基本上再无这般血肉模糊的“亲密接触”。
  中央红军撤出土城的当晚,达凤冈旅进至猿猴(今元厚),章安平旅进至葫市,潘佐旅进至林滩。
  尔后便开始“跟追”——这几位后来才知道,“跟追”就是送行,是个比打仗还苦的差事儿。
  这就是中央红军的“一渡赤水”,被传唱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四渡赤水”战略大机动中的第一渡。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来对“这一渡”作即景观察考量,你肯定看不到任何“用兵如神”的影子,而只会啧啧而言:这不就是一次迫于形势的被动转移么?的确,在撤出战斗及此后的几天里,中央红军不光是被动,甚至还呈现出相当程度的“狼狈”状:仓促由作战转入机动,部队落伍掉队减员很大,转移途中有些部队还多次被敌截断与主力失去联系,重武器和大行李差不多都扔进了赤水河,上上下下牢骚满腹怨气冲天,遵义会议上被批评的几位中还有人出言无忌:“打仗,我们打不好,你也不一定能打好。”……
  这“四渡赤水”的开篇之句,似乎实在不是什么行云流水的精彩文字。
  问题在于,是不是谁都能掂着一个起句不好的开篇,弄出个惊世骇世乃至传世之作来?
  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在还是接着来说道这个起句不怎么好的开篇。
  土城那个碰头会也是个没有留下纪录文字的会议。关于中革军委乃至毛泽东本人在决定“一渡赤水”那当口,对下一步行动是如何考虑的,是准备把“计划”变化成到什么程度,笔者目前尚未查阅到可作为直接证据的原始文字资料(如电报、会议文件等)。但根据中央红军的此后几天里的有关往来电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诸多“事后诸葛亮”有关学术文章,大致还是可以作出与事实能够呼应且大致吻合的研判,中央红军这个“西进”可能企图有二:一是拟在宜宾附近寻机“北渡长江”,二是在此举不成时则迅速通过川滇黔边地区,抢过横江一线,在绥(江)大(关)昭(通)一带抢渡金沙江。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长江过不了,就走金沙江,这好像也是典型的毛氏风格。
  咦,这不就是笔者在前边儿重摆沙盘纸上谈兵的那个虚拟“想定”么?
  天地良心,信不信由你,笔者在划拉前边儿那些事儿的当口,真还就没顾得上详研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那几天的战略意图。不过,在绘制那几天双方态势图的时候(笔者划拉文字时一般要先绘详图再作研判),有一种“事后臭皮匠”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中革军委首长们制定和实施“北渡”计划时,对中央红军左侧翼川滇黔边那一片暂时的空白未予及时关注和利用,颇为可惜。而这当口因“北渡”受挫,作为局中人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们焦灼的目光,势所必然地要扫视到这片此前未被引起足够重视的区域来。“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是遵义会议关于战略方向的重大决议,中共中央决策层绝不会轻言放弃。况且从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而言,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内的任何一位中革军委首长,在这个决议重新付诸政治局讨论之前,都无权予以变更。如此,中央红军此番“西进”意图,就只能是笔者那个迟到了70年的“虚拟”:换个地方“北渡”。
  这几乎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虽然好像晚了一点。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之前,已进至叙永的范子英奉潘文华令,留下教导师第一旅周瑞麟团守备叙永,率教导师第二旅及配属的边防第四路顾家辉团进入古蔺县境,拟增援尚在土城苦战中的郭、潘、廖诸旅,而原拟用于叙(永)古(蔺)“防堵”,而此时已进驻九支富家坳一带准备接应郭、潘、廖诸旅的第一师第三旅刘兆藜部两个团1个警卫大队,也准备开赴叙永附近的天堂镇以填补范部空白。
  29日晚确悉中央红军已渡河西进后,这两路川军都立即投入了对中央红军的堵截和追击。
  然而对于这一片相对空白的区域来说,这7个团的川军似嫌单薄了一点。范子英受命率部到叙(永)古(蔺)“防堵”时,信心并不是很足,立足点也是落在确保叙(永)古(蔺)不失上。中央红军进入遵(义)桐(梓)地区时,范子英的判断是:中央红军倘如要进取叙(永)古(蔺),必由黔境的仁怀、茅台一带渡口西渡赤水河直趋古蔺,或由营盘山方向绕攻,故而在率部进至古蔺时,一边将顾家辉团遣至赤水河土城上游沿线渡口设防,一边以范照远团分驻营盘山,以与叙(永)古(蔺)守军形成犄角之势(5)。
  范子英这个判断和部署很是让人不解,中央红军从遵(义)桐(梓)出发到在赤水、土城战斗打响,前前后后有个把星期时间,他咋就象是没感觉似的呢?土城一打响,潘文华原拟以郭勋祺粘住中央红军主力,以各部川军向土城合击,“聚歼此匪”,又让范子英率其主力“向土城方面迎击阻截”。范的原部署一下子就置于了无用之地,又不得不赶紧把朝向东南的那张脸儿掉个方向转向了东北。
  这张脸儿刚在掉,中央红军却在土城附近西渡赤水穿越官山老林,其中一彪人马已附范旅侧背而来。
  这一路,便是林彪所率中央红军右纵队。
  从中革军委1月29日3时电令可以看出,中央红军原定部署应该是全军左中右3路纵队均进至古蔺以南再转向西进,估计这是拟避开奉潘文华令由叙(永)古(蔺)向土城而来的范子英部“迎击阻截”,尽快通过古蔺东南那片相对空白的地域。但实际上后来但中央红军是从古蔺南北两侧转向西进的:从古蔺以北转向西进的,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二、第三梯队组成的右路纵队,而军委、红军总部及红三、红五军团则是按原定部署在古蔺以南地域转向西进的。
  这个改变来自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建议。
  


  

  转移的头一天,林彪所率右纵队遇上了许多麻烦。
  林彪这次被中革军委寄予很大信托,军委纵队第二、第三梯队都由他指挥的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部队负责掩护。然而转移时虽然已经摔掉了不少坛坛罐罐,但毕竟非战斗人员众多,他们的行进速度并不如意。那时聂荣臻因在湘江战役中负伤在军委纵队休养尚未归来,如此重大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他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也很大。从猿猴(今元厚)渡河后到马鹿坝的这段行程多是崎岖陡峭的山路,要翻越虎头山、望乡台等断崖险道,部队行进速度很受影响,且“两日行军放弃小路爬高山,宿营地粮食均少,群众亦跑光,部队是露营,吃粥亦不得饱(6)”。
  想必很焦灼的林彪30日晚上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龙爪坝后,一连给中革军委发了3封电报(18时到21时30分3个半小时内),报告“道路歧极,运动困难,马匹多跌死”及粮食困难情况,并以“绕道太多”为由,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进路线,不向古蔺以南行进而经古蔺向永宁(叙永)前进。(7)”
  在“副统帅”温都尔汗折戟沉沙那个年头,林彪的这个建议被人翻出并受到了诸多非议,而且被上了很高的纲。时隔多年我们在剥离这些非议中附会“路线斗争”的外衣而细究其内涵时,也的确发现了这些非议中某些不无道理的成份:林彪“少绕路”的结果是右纵队不断遭敌拦截,红二师攻叙永不克红一师部队也几次在敌人拦截阻击中被隔断,而军委纵队和红三、红五军团按中革军委原部署由古蔺西南方向绕路行进,反而受敌袭扰很少运动速度也很快。
  然而就凭这个来给“林总”上路线纲就未免太操切简单了,至少70年前那当口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们就不是这个看法。1月31日凌晨1时,可能是在综合分析敌情且详研林彪建议后,中革军委复电林彪:“同意右纵队改道向西转移,但应在31日全部通过该地区(古蔺以北40公里处)(8)”。而距此4个小时前的1月30日21时,军委刚向各部通报了这样一个敌情:“川敌范子英旅4团1、3两营29日宿箭竹坪,30日可到古蔺外,余全部于29日抵古蔺。(9)”
  将以上两电综合考量不难看出,中革军委首长们已经瞅到了范子英那张脸正从古蔺东南向东北调头,右纵队倘按原计划向古蔺以南前进,则有可能与范子英这张脸来个脸对脸。而在30日白天,范部顾家辉团一部已与红军左纵队一部在洛用附近接触且当晚已占领洛用,“29日宿箭竹坪”的范旅第4团范照远部当日也进至古蔺以东的两路口,并与范旅第6团陈洪畴部配合,于当晚10时开始分左右两路向中央红军左纵队红三军团正在迅速通过的镇龙山地区合击。这说明,从洛用至古蔺一线地域已被范子英部遮断或正在遮断中,如果这时林彪仍按原计划向古蔺以南前进,绕路不说,发生激烈战斗那是免不了的。虽然范子英那几个团未必就能挡得住红一、红九军团这两大主力的急冲猛进,但这肯定不符合中革军委迅速转移的意图,迟滞了时间也有可能陷于追敌与阻敌的合击之中。与其如此还不如采纳林彪建议,右纵队在古蔺以北直接西进也正好附了范子英的侧背,范部几个团既要顾这头又要顾那头肯定也忙活不过来。而且这样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林彪正好乘范部主力皆奔古蔺而叙永空虚之机而一路疾进袭取叙永,于大局来说也可能挣得从宜宾附近再渡长江的先机……
  上面这段分析来自笔者的推测,没有任何当年的原始档案文字依据。但从一天后红二师迅速进逼叙永且开始攻城的情况来看,虽然林彪建议的理由仅仅是“不绕路”,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中革军委首长既然在详考后予以同意也肯定会赋予其更为积极的内涵,不会仅仅因为可以“少绕路”就轻率首肯林彪这个建议。这个“积极的内涵”也应该不会与笔者上述推测相差太远,虽然目前笔者尚未查到红二师攻叙永的最初谋划是出自于林彪还是出自于中革军委,但不管是出自谁,其目的都是要积极去实现遵义会议那个尚未重新动议的第一个决议。
  笔者认为,虽然叙永后来没有打下来,右纵队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彪那个被中革军委首长同意了的“建议”就不存在着比“不绕路”更为积极的意义,从“机动”的意义上来说,附范部侧背直趋叙永虽算不得什么杰作,却也生得并不难看,红军突然兵临叙永城下的确也让刘湘和潘文华很有一阵手忙脚乱。至于攻城不克,其主要原因还是红军缺乏攻坚利器,以及川军第一师第三旅刘光藜部的驰援。至少,范子英那些本可以继续追截军委纵队和红三、红五军团的部队被迫回头紧急驰救叙永,不也是左路行进的军委纵队和红三、红五军团所遇麻烦较小的原因之一么?
  打住,还是再回到那年那月那日吧。
  1月31日,林彪在得到中革军委同意后即率右纵队改道行进,当天便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龙爪坝进至香楠坝。进香楠坝时遇到范旅第五团范子远部一个营的拦截,这点人马当然架不住林彪的打发。同一天,军委和红军总部在中央纵队掩护部队的掩护下,避实就虚,不与敌过多纠缠,迅速由石夹口经鱼岔进至铁厂。而当范子英部两个团于下午17时“合击”到镇龙山时,红三军团部队已全部离开这里进至回龙场,这两个团当然是除了几双破草鞋外什么也没捞着。
  这两天,掩护中央纵队的红五军团也经大村进至铁厂附近,在军委和红军总部后跟进。
  这时,中革军委29日部署中的左中右3路纵队实际上已经重组,红一、红九军团仍为左纵队,而军委、红军总部、军委第一梯队和红三、红五军团则大体上合二为一,变成了右纵队。中革军委当晚获悉:川军郭勋祺、潘佐两旅已分别从土城、林滩渡过赤水河投入追击,刘兆藜旅一部可能由桂花场截击右纵队。即于22时对2月1日行动作出部署:右纵队向叙永、古蔺之两河镇前进,以便与我左纵队会合之目的,统限次日拂晓前通过香楠坝,并须走80里以上路程到达古蔺西北地域再宿营,以便“摆脱北面敌人的侧击和尾追”。军委、红军总部次日行程的目的地则为叙永西南的麻线堡、白沙地域(10)。
  2月1日中午时分,李聚奎、黄甦率红一师进至桂花场,其先头黄永胜、林龙发的红三团没费什么手脚便击溃守军古蔺县保安团的两个营,抓了200多个俘虏;陈光、刘亚楼的红二师则奉林彪命令进抵叙永近郊的三岔河,也是把当地民团打得屁滚尿流,尔后便攻占叙永北门外望城坡等高地,并将叙永西城包围,准备次日破城。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宿营大寨(今丰庆园),跟进之军委第二、第三梯队及后卫红九军团则宿营于大寨(今丰庆园)与香楠坝之间。左纵队之红三军团因没有什么敌情进展甚速,当晚也进至白沙、麻线堡一带,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革军委及红军总部则经90里的急行军,进至赤水河北岸的马蹄滩宿营。
  至此,“朱毛”行进还算顺利,蒋公及麾下川滇两诸侯的精神则渐趋紧张。
  中央红军从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迅速西进,下棋总比人多看一步的蒋公马上就反应过来:“朱毛”肯定在另觅路线要过长江或金沙江。他当天就急电正密切关注“朱毛”动向的“云南王”龙云:“毕节既非扼要,兄部驻毕节主力可速移驻昭通、大关方面,以作向绥江方面出击之准备为盼(11)”。而暂时还是局外人正作壁上观的龙云似乎更为警醒,他早在两日前便预言:中央红军“必由宜宾上游渡河无疑”,甚至比蒋还公多看了一步:“万一于此渡河竟成事实,唯有实行第二步办法,期于相当地域设法歼灭,免贻后患。”这“相当地域”,便是金沙江西、北岸的雷波、马边、屏山地区,此地域“前有大渡河,右界岷江,后限金沙江,左则蛮山绵亘,给养既窘态,四面受敌。此亦天造地设,昔石达开拥众数万,即消灭于此。(12)”
  不光多看,“龙主席”还多走了一步。在作出这番预言的同时,亦令绥江、盐津县长藏匿船只,防守要隘,“清查出入,联络川军,互通消息,以壮声势。(13)”到了蒋公开始紧张着急的这天,“龙主席”毫不费事地又掏出了一个锦囊:为防“万一不幸,该匪渡过大江”,应及时“派员前往联络”雷波当地土司,以为“未雨绸缪,备而不用之计。(14)”这番老成谋国之态想必让蒋公多少有了几分欣慰,次日便回电送上一顶“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官帽,把薛岳手下一干“中央大军”也归入其帐下,还同时奉上了诸多如“吾兄贞干廉明,素所倚重”、“际兹艰难之会,同建绥辑之勋。翘企昆明,伫闻奏凯。”等等动不了人却要催人动的官场粉黛之辞(15)。
  然而笔者却有个感觉,“龙主席”似乎对能否挡住“朱毛”过江一直就不持乐观态度,这当然一是说明了此公老谋深算确有几把刷子,二来也说明了他心中始终有个祈盼:最好将“朱毛”堵在或赶出滇境之外,否则王家烈之前车,就是我龙志舟之覆辙!——“龙主席”年前以为入黔“剿匪”者仅滇军一家,也生出过“解决王家烈部”的念想(16)。现如今好梦破灭,这“唇亡齿寒”的紧迫感当然也就压上了他的心头。
  当天最着急的是刘湘,他一边急令潘文华调集人马驰援叙永,一边开始认认真真地跟“龙主席”打开了商量:请滇军与川军相互配合,在横江至滩头一线阻截“朱毛”,且“各担半程之兵力。(17)”
  而中央红军这边好像仍在埋头致力于继续完成“渡江计划”。2月1日整整一个昼夜,除了中央政治局与中革军委给远在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发过一个《为粉碎湘鄂敌人“围剿”给二、六军团的指示》电外,笔者尚未查到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2月2日行动的部署电或林彪给中革军委的请示或报告电。但根据时任红一军团作战教育科长的彭绍辉将军2月1日日记记载的“接军委电,一军团有攻占永宁(即叙永)之任务”或可判定:攻叙战斗至少是得到了中革军委首肯的(18)。
  那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几位中革军委首长的头脑肯定一直在紧张不停的转悠着,而且其紧张程度绝对要超过蒋公及麾下诸侯。特别是毛泽东,这几天大概也在对再次“北渡”的企图不停地作着种种掂量和研判,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暂时放弃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的念头作为选择方案之一,应该已开始进入了他的思维范畴。
  红二师攻叙永不克,可能更加强化了他的这个念头。

  

  
  2月2日拂晓,红二师包围叙永东城,攻城战斗开始。
  叙永城分为东西两城,东城为商业区,城垣低矮,城外连接丘陵小山;西城为县府及居民区,城垣坚固,周围地形开阔,虽有北门望城坡等高地,但距离在机步枪射程之外。相对而言,西场比东城易守,而且东城城门直接就朝向古蔺方向红军的来路。所以被刘湘委作叙永县长的范子英旅参谋长先智渊判断红军可能会避难就易先取东城,对东城城防当然也就格外上心,特地拆除了千余家民房,在东城垣筑起8座碉堡,还在城外红岩嘴制高点修成两座坚固的石碉,配备机枪火力点,以与东城垣互为犄桷。叙永东西两城城垣外除了护城濠外,还多有鹿砦障碍及供夜战用的照明坑。虽然先智渊手中只有周瑞麟团和范旅两个连的正规军,但此前由县府调集了全县民团,择优编成了5个“义勇大队”,所以他也很有魄力地将周团全部用于东城城防,而他自己在西城只留下了两个连的正规军和那5个“义勇大队”。
  陈光刘亚楼果然就是重点夺取东城,这个先智渊还真是个有点先见之明的“先智渊”。
  2月2日整个白天,叙永东西两城战况相当激烈。红二师分为若干小部队杠着10余架云梯向城垣冲击,守军依托城垣顽强抵抗,红军炮火猛烈,川军火力炽盛,两边打了一个上午,红军还是未能破城。
  午后2时,红二师延伸战线,将叙永东西两城完全隔绝,再度发起冲击,却仍是劳而无功。
  入夜,陈光刘亚楼改变战法,集中兵力火器和爆破器材,将红岩嘴两座石碉夺占,歼守敌两个排,并再次乘势扑城,但东城垣守军火力配系严密,城内炮火向红岩嘴猛烈轰击,并以一连兵力向红军反扑。红军虽然一通猛冲几乎将该连消灭殆尽,把敌连长范永隆急得放声嚎啕,但却无法扩展胜利夺取城垣……
  战至次日,叙城仍在川军手中。
  叙城不克,遵中革军委令正向叙永西南之两河口前进的红一师也在叙永东北的三岔河与川军刘兆藜旅王团突然遭遇,前卫红三团先敌开火,抢占制高点。双方激战两小时后,李聚奎、黄甦率红一师主力继进增援。王团不支,遗尸百余具后退走。红一师主力在红三团掩护下继续西进,王团随后尾追,因大雾弥漫难辩方向,且战且走的红三团与红一师主力一度失去联络。
  这天晚上林彪肯定没睡好觉,笔者甚至已穿过70年的时空遂道看到了他疲惫面孔上那一双充满了血丝的双眼。傍晚17时30分至18时半个小时内,他接连两电中革军委,报告了两个坏消息:红二师叙永攻城不克,三岔河发现敌情,红一师主力被截断。明日该敌有能与正回援叙永的范子英部夹击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二、第三梯队,建议军委“立即派有力部队箝制范旅向永宁之行动,”以便红一、红九军团及军委第二、第三梯队西进。(19)
  中革军委这时已作了叙城克与不克的两种打算。当晚24时,中革军委致电各部部署次日行动:若叙城当日已克,则红二师派出一团“掩护右纵队全部集中永宁(叙永)附近”,若未克,则掩护右纵队在永宁下游渡河(永宁河),转移至老军营附近。而不管叙城克与未克,红九军团“应加强后卫警戒”,红三军团则由麻线堡、白沙一带进至后山坝地域,“向永宁(今叙永)、古宋(今兴文县城所在地中城镇)警戒,并侦察后山坝通古宋(今兴文县城中城镇)、兴文(今兴文县晏阳镇)的交通网。(20)”
  由此可见,周毛朱等中革军委首长们这时对叙城克与不克已不十分在意,而在考虑迅速从叙永西南地域通过,经古宋(今兴文县城中城镇)、兴文(今兴文县晏阳镇)一带直取长宁(今双河镇),并由此北渡长江的可能性。非常巧合也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日午后4时,刘湘的“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就已抢在“朱毛”这番考虑之前,研判出了中央红军“有由叙(永)、(古)宋上犯之样”,并开始紧急调集兵力,一边令范子英、章安平两旅驰援叙永,一边遣达凤冈、刘兆藜两旅在桂花场至江门一线“扼要堵剿”,第五师第十四旅袁如骏部与徐国瑄支队“开赴古宋防守”,正在赤水河边的穆肃中部3个团由“轮运大渡口登岸,直赴兴文(今兴文县晏阳镇)布防”;由土城附近渡河而来的郭、潘、廖3旅,则“向古蔺挺进,在土、蔺、叙大道上,断匪为二股,勿许交通,……”(21)
  咦,这帮“白狗子”,好像事事都算在“朱毛”前头,不象电影上那般窝囊废嘛?
  呵呵,的确如此。可“朱毛红军”的新领导们也与此前不一样了呀!
  2月3日晚22时,已进至川滇黔边石厢子地域的中革军委在详研了白天敌情和战况后,致电各部首长:“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22)”
  周毛朱诸公的战略视野,已经开始向别的地方延展!
  不知这是不是含有军委二局的功劳,反正及时得让70年后的笔者都有点反应不过来。
  当年的林彪好像也没太反应过来,因为3日白天是他所率右纵队遇到麻烦最多的一天。
  这一天,红一军团经历了西渡赤水河以来最为频繁激烈的战斗。
  上午,红二师数度攻城不克,正放缓节奏,拟掩护右纵队主力迅速从永宁河下游通过。孰料川军章安平旅朱果团和刘兆藜旅周成虎大队(刘湘贴身警卫大队,相当于一个团)于午后相继赶至叙城,守敌周瑞麟团乘机出击反守为攻,红二师为掩护右纵队主力全部通过永宁河下游地域,在叙永城郊与各路川军苦战一个下午,至17时始撤出战斗赶赴两河口。与此同时,在灯盏坪一带掩护右纵队的红一师一部也与回援叙永的范子英旅发生激战,在掩护右纵队主力通过后,亦于当晚撤至两河口。
  至中革军委22时向各部部署次日行动时,红一师、红二师仍有部队被敌截断,尚未与主力取得联络,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红四团也于仓促间进至叙永以西60里左右的金鹅池。
  这两天,压力很大的林彪心情肯定是坏透了,攻叙战斗没打好,部队反复被敌截断,几乎是步步被动。这个时候,他的思维绐终还处在为主力渡长江或金沙江夺得先机的状态中。在他看来,红一军团当前正处在“北渡计划”的先锋位置,而“绕路过多”的主力始终吊在自己后边儿跟不上趟,这么着如何是好?由于军团部及红四团很晚才进至金鹅池宿营,红一军团电台未及时开机,中革军委当晚22时电他也没收到,便在“为主力渡长江或金沙江夺得先机”的思维状态下,以应该说值得称许的主动精神和责任心,督令正收拢部队的红二师向金鹅池以西的大坝开进。而中革军委的命令是: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红四团一部于4日拂晓前“通过两河口折向西南,进到黄泥嘴地域,向永宁警戒”,红一师和红二师则“如能于明日拂晓在三军团一个团掩护之下通过站底,或营盘山进至沙坝场地域,如不能则通过站底则改经摩泥经五里铺地域集中。(23)”
  次日清晨7时,他才收到中革军委日前22时的电报,这才知道中革军委又变化了计划。
  而那天白天红一军团军团部处在转移途中,电台未能开机,他也没法向中革军委电告情况,便仍率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红四团于4日进至大坝。到了地方他这一肚子窝囊气也没处撒,激动中更顾不上去细细体味中革军委“变化计划”的真正意图,即于当晚21时30分给中革军委发去了一封情绪很大语气也不太客气的电报:
  
  军委3日23时行动命令,我们7时才收到,其时军队已大部向大坝出动,并已去信要二师到大坝。现军直队及二师一部已到大坝,二师主力大概距此不远。一师及九军团,军委二、三梯队,则仍执行了军委命令,故今日与我们相距甚远。我们昨今两日均在两河口以西宿营,再向军委指定地点行进,则我们需回头向现地域之东南行进。野战军基本意图如何?一军团(缺一师)是否明日仍回头向扎西前进?(24)
  
  中革军委首长们肯定已经透过电文看到了林彪那双焦灼不安的眼睛,但中革军委也没有立即向其解释说明“野战军的基本意图”(估计这个临机措置尚未经中央政治局通过),而是于当晚23时半部署次日行动,再令“一军团以集结扎西之目的,军团直属队及二师之一部应由大坝直开扎西。第二师主力及第三团跟九军团,二、三梯队后,由两河口,经黄泥嘴、分水岭,开往扎西。(25)”
  这个电令可能是根据林彪电报中“二师主力大概距此不远”认定二师仍在路上,所以才让红二师仍执行中革军委3日22时部署。如果红二师主力确实距大坝不远,执行这个命令当然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他们已接近大坝,执行这个命令就要走不少回头路。在没有战斗需要的情况下,这个回头路肯定就是徒费时日的冤枉路,军委这个部署的确有不够机动灵活之嫌。
  28岁的林彪毛头小伙脾气这一下子就顶上了脑门,收到电报即发回一电,口气更冲:“据来电可以看出军委尚未弄清大坝在何方向,盼军委将我们昨今两日电详细研究,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行动命令。明我决在原地待令等二师主力到达。我因接军委电较迟己向两河口以西之大坝。二师6日可到大坝。(26)”
  呵呵,那年那月的林彪,还真是有些可恼又可爱。
  估计周毛朱等收到这封电报时一定会相顾一笑,毛泽东说不定还来了句:“这个林彪,咳……
  林彪发电那会儿可能还未收到中革军委5日凌晨3时的电报,要收到了心态或许会平静些——可能是已得中央政治局认同,这个电报向各部电告了“野战军的基本意图”:“我野战军目前方针是集中全力于长宁(今双河镇)以南及以西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机动。(27)”
  林彪其实应该理解,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诸公,这会儿的心情只会比他更焦灼。
  他们所要面对的严峻,比一个军团长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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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行动要图
(1935年1月30日~193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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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转引自《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24年1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四川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04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2)《蒋中正电令薛部联合黔军速向西北追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65~第36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吕黎平《战土城,一渡赤水》,《红军黔滇驰骋史料风云录》第4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4)《朱德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5)《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四川省政协文史研究会军事史料编写组),《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1月30日18时、19时林彪两次电报军委》,《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1月30日18时、19时林彪两次电报军委》,《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加注。
  (8)《1月31日1时军委复电林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9)《1月30日21时红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1月31日22时军委部署2月1日行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1)《蒋介石饬滇军移驻昭通等地作出击准备》,《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2)《龙云建议于雷波马边屏山间聚歼红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3)《龙云饬绥江盐津县长藏匿船只防守要隘》,《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3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4)《龙云建议与雷波当地土司联络》,《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5)《蒋介石至龙云冬电》、《蒋中正电令龙云为第二路总司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6)孙渡《滇军入黔防堵中央红军长征亲历记》,《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904~第19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7)《刘湘建议横江至滩头防线川滇各担半程兵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8)彭绍辉《彭绍辉日记》第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19)《2月2日17时半至18时林彪两次电告中革军委》,《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0)《2月2日24时军委部署3日行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3~54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加注。
  (21)《2月2日午后4时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作战命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2)《总司令朱德发出关于红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4日战斗部署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7~54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3)《2月2日24时军委部署3日行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43~54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4)《2月4日21时半林彪电告军委》,《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53~第5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5)《2月4日23时半军委5日行动部署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6)《2月5日4时半林彪电告军委》,《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5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7)《2月5日3时军委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55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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