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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也:毛泽东与“帝王思想”---请教谢泳教授

作者:马也   来源:红色文化网  

  毛泽东与“帝王思想”

  ——就《沁园春·雪》请教谢泳教授

  马也

  一

  美国折腾苏联,永恒的主题,是摧毁苏联人的“列宁情结”。为此专有“哈佛计划”。不知道属于这计划的一个部分,或者姊妹篇呢,还是另起炉灶,中国出来一派人,挖空心思的事业,是摁倒毛泽东。

  这事业近些年的承续,是说好端端一个中国,让毛泽东闹得死人几千万,遍地简陋的地震棚,穷到没有美元,去支付副总理往联合国开会时候吃饭住店的经费,“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因此,立志“删除1949”。

  人们便茫然,待到想要信以为真,忽然发现,自己生活的起点,其实处处刻着“毛泽东”。——一个抹不黑、压不垮、砸不扁、拆不散的党,一支1840年以来唯一地击败所有帝国主义侵略者却孝敬百姓如父母的军队,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种正义、真诚、平等、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道德和民族精神,一种世界各国敬重的国际地位,一种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制度建设。凡此种种,没有一项,可以离开毛泽东。

  以权谋私、涂脂抹粉、胡扯海吹的时候,也就罢了;天灾人祸一到,山崩地裂,国家和民族即便为着生存,还是想起毛泽东、搬出毛泽东。那真有一想就灵、一搬就灵的神力。连说句有点份量的话,也还要背诵毛泽东。

  在百姓的心里 ,毛泽东从来就是不落的太阳。

  没有大事,就找点小事。小事也找不到,就编造点什么事。摁倒家的文章,渐渐做到毛泽东“身边的女人”,和他侵吞自己的稿费。先生之志可谓大矣,却实在已经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捏造得不着边际、无影无踪,终于求荣取辱,徒然展出的,只剩了自己的下作和无能。

  二

  这一回,挂了“五四”传统的好招牌,算得上雅,算得上理性,何况有曲曲折折、闪烁其词编织的麒麟皮。

  文出于还有点名气的谢泳。题目是《关于〈沁园春·雪〉的两则史料》。首发于2008年5月7日《南方周末》。一周以后,5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头版头条转载,题目变为《知识分子与帝王思想》。

  两则史料,一则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说王芸生把《沁园春·雪》抄给傅斯年,写了这样一封信:“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

  另一则,摘自《新文学史料》新刊经人整理的吴组缃日记:“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

  谢泳的评论是:

  吴组缃早岁出身清华,受过自由民主的教育。作为“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

  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五四”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年闻一

  多、金岳霖等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就是看到《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精神挑战,在思想上产

  生了对蒋介石的反感。闻一多曾说过,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公开向“五四”挑战。“五四”精神到

  底是什么?也许可以作为学术对象争论下去,但科学与民主精神确实对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

  巨大影响,那种影响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有时候是类似于宗教的一种情感。一切反

  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难引起共鸣。有时候对一首词的传播经历和评价中,

  可以看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可惜这个感受到了后来无法表达了。

  因特网传有谢泳署名之《重谈沈崇案》,不知道可是眼前这位谢泳。治学为文,遣词造句,如出一辙,演示的是揭开“沈崇案之谜”的新的“历史视角”——美国兵强奸沈崇,是共产党策划的“政治阴谋”,那女学生是奉命色诱美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共有意识地参与和利用了沈崇案”。这又是来自哪个地沟里的史料,或者是谢某形象思维的产品,且存以备考。

  辨析关于《沁园春·雪》的两则史料和谢某摆弄这史料的用心,要费些笔墨。

  三

  毛泽东《沁园春·雪》“传播经历和评价”的史料,堆积如山。谢某一律视若罔闻,偏偏劳神费力,独独从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记里,选出这里的两则。

  比如与毛泽东和诗的柳亚子,称“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又比如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编发《沁园春·雪》的吴祖光,认为“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还比如袁水拍,在重庆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了歌颂毛泽东的诗《口渴的要喝到泉水》,作曲家马思聪谱曲,得以广泛传唱。——这史料也见于《新文学史料》。

  再比如毛泽东本人,1958年12月21日,曾经为《沁园春》批注并点明主题:“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这相关的几位,都是《沁园春·雪》最初发表的当事人。他们中的哪一位,不属于谢教授所说“‘五四’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五四’的影响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一切反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很难引起共鸣”呢?谢某为什么不一并引出,再来发议论,以示他的全面、客观、公正呢?

  傅斯年拥蒋反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自称“彻头彻尾新闻人”,因为被蒋介石请去庐山讲课,对蒋曾有“虚怀、热诚、苦干”的评价。他的私人信件,把《沁园春·雪》列入“笑话”,对毛语带讥诮。谢泳文章援引的吴组缃日记,指毛“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为此而“极感不快”;他的不快,仿佛尤在毛之自不量力,竟然与“蒋先生”争雄,当时在毛、蒋之间的褒贬取舍,也是清楚的。

  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世界观、政治选择、情趣爱好,而且一生中会发生变化,实不足怪。傅斯年终老于台北。毛泽东在重庆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单独交谈,后《大公报》回请,还题词“为人民服务”相赠。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毛泽东曾点名,请王参加这种重要的外事活动。吴组缃建国以后则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

  王芸生、吴组缃两位,都有大量公开发表的文字留存。他们各有自己的成就,属于为中国文化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物。离开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和国共两党斗争的总体认识,离开他们对毛泽东、共产党事业的总体评价,从私人信件和私人日记里摘出的只言片语,既不能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对《沁园春·雪》的基本看法,也不能反映王芸生、吴组缃两位对这首词的看法的全部。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如赴鸿门宴。当时重庆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国共两党逐鹿中国,天下未定。王芸生本来有多次机会,向毛面陈对《沁园春·雪》的意见。吴组缃也完全可以写文章批评毛。他们都有公开发出声音的舞台。然而前者回请毛泽东,接受“为人民服务”的赠词,却在私人信件里指毛“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后者则在自己日记里“极感不快”。其间或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未可尽述。半个世纪之后,谢泳挖出他们各自一则只言片语,意在贬毛而无损毛之分毫,似为抬王、吴却分明在涂黑这两位的人格。对毛的仇恨溢于言表,又苛求于两位已故的文化人,使出告密、上纲、离间的手段,真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肝。

  然而谢泳又有伏笔:“可惜这个感受到了后来无法表达了”。从四十年代以来,王、吴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继续生活、工作几十年。前者以全国政协常委、后者以《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的身份,终老于共产党治下的大陆。谢某连只言片语也举不出,无一字史料依据,从哪里知道王、吴二位,“后来”有符合他的心愿的什么“感受”,而且“无法表达”呢?

  谢泳论沈崇,新的“历史视角”,就是捏造,而后小题大做、指桑骂槐、夹枪带棒。这次有了史料,视角却没有超出老套路。

  他由吴组缃指毛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引申,说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帝王思想极其敏感”,又举出当时西南联大闻一多、金岳霖,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精神挑战,在思想上产生对蒋介石的反感”。于是毛泽东、蒋介石、帝王思想、向“五四”精神挑战,就被糊里糊涂地连成一气。

  四

  关于“五四”精神,存在两种解释。

  “五四”首先是一场反帝、爱国、民主的运动。主旨在摆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运动不朽的主题。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永远是不朽的主题。

  前赴后继,屡败屡起,不屈不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得到战败国待遇,而有“五四”运动。青年学生首当其中,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启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随后就是共产党的出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反帝、爱国、民主的传统,集中于共产党,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奋斗而存在、延续和丰富。

  文不过千字,先赞赏吴组缃对毛的“极感不快”,又推崇闻一多、金岳霖“对蒋介石的反感”。前言不搭后语,不顾字面的衔接也就罢了,可怎么向新上台的台湾总统交待呢?不要忘记,从蒋介石开始,国民党的后面,从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

  如今是美国霸权天下的全球化时代,是美国当局出钱、出计谋,豢养中国精英,对中国来一番“颜色革命”,以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终结中国人民“毛泽东情结”的时代。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支持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势力。新近的例子,一个是在尼泊尔,国务卿和司令们轮番亲临指导,给钱、给枪炮、派出军事顾问,支持君主制,参与剿灭共产党(毛);这个党被它列为“恐怖组织”,罪在把国家从封建王国改革为共和国。直到人家在全国大选中取得绝对多数,美国照旧指其为“恐怖主义”。另一个是在中国的西藏,长期支持、豢养、训练代表和复辟奴隶制的分裂势力,今年3月间,则煽风点火,策划和纵容这帮人打砸抢烧,为中国举办奥运会设置阻力。

  美国没有经历完整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然而不仅它的种族歧视,就是奴隶制残余,而且封建起来,也着实令世界瞠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一再把危机的原因,归之于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其实它自己,就生活在涂满垄断资本色彩的裙带之中。国家最高权力,始终在几个家族内部进行分配和传承。东拉西扯的裙带,遍及政界、商界和主流媒体。即以最近的总统大选论,三个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就“存在非同寻常的亲戚关系”。[1]

  要做文章,这可是现成的好材料。然而据说对科学与民主精神有宗教般感情的谢泳们,何曾对美国支持腐朽落后势力的行径,对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封建性的裙带风,以一词一矢相谴责,来一点“反感”和“极感不快”呢?

  这个帮派对 “五四”运动的解释,是说运动的主旨是“启蒙”,万万动不得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只消鹦鹉学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就凯旋大吉、天下太平。

  然而共产党用“救亡”压倒了他们的“启蒙”,闹丢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闹出一个独立、主权的新中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概被划入“愚昧”和“人间悲剧”。历史已经只剩一片垃圾、废墟和共产党的罪恶。因此今天还要继续“启蒙”。和谢泳文章相呼应,也已经“启蒙”到发出“把毛泽东架上历史的审判台”和“处理中共历史的罪债问题”的磨刀霍霍的叫嚣。

  毛泽东自有他的局限和错误。但是他的局限和错误,却偏偏扯不上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毛泽东是最少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的国家领导人,是最彻底地铲除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包括其经济、政治、思想影响的领导人,是扫荡与消灭封建主义和帝王思想的第一功臣,是“五四”精神最杰出的继承者和捍卫者。毛泽东思想,就包含着和升华着“五四”精神。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贯穿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的一生的红线,就是一句话: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如一家新加坡报纸文章所说:

  毛泽东的气质、精神和哲学,在冥冥之中,似乎仍在为追求发展复兴的当代中国指点迷津。因为毛泽东的精神,就是独立自主、不畏挑战、敢于竞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毛泽东的气质,就是大国之魂,是压倒一切对手,号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气质。毛泽东哲学的精髓,就是其源于人民的智慧和实事求是,整合古老文化深刻思想,推出充满活力的思辨与创造。

  也就是说,透过历史功过局限和政治是非的迷雾,人们豁然发现,毛泽东作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震撼世界的英雄代表,其实仍然耸立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为正在努力奋斗的新一代中华儿女提供者巨大的激励、启迪和力量。[2]

  五

  毛泽东有《选集》4卷、《文集》8卷、《建国以来文稿》13卷,还有关于经济、军事、外交的专门文集多卷。谢某为什么不从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找一找,有多少则关于作者帝王思想的史料,又有多少则反对帝王思想的史料呢?

  毛泽东的诗词中,除了谢某的想象力,没有谁会把“六亿神州尽舜尧”,解释为“六亿神州尽泽东”,把“遍地英雄下夕烟”解释为“遍地泽东下夕烟”。就《沁园春》而言,谁能想象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等同于宣布“数风流人物,唯我泽东”或“还看泽东”呢?毛泽东是人民领袖,诗中流露出毛泽东的英雄之志、个人豪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用了放大镜,这也实在与什么“帝王思想”风马牛不相及。

  谢泳所引史料中,无论傅斯年,或是王芸生和吴组缃、闻一多和金岳霖,都没有“帝王思想”一词。谢文“帝王思想”赫然在目,是他自己的发明。这自然用了一番心计。到转载谢文的《报刊文摘》,索性就把标题改为《知识分子与帝王思想》。这画龙点睛,又用了一番心计。

  按照谢泳的思维水平,毛泽东有微词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蒋介石逐鹿,叫做“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乃至“帝王思想”。那么,有微辞于毛泽东的王芸生、吴组缃和谢某人,是不是志在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而对蒋介石反感的闻一多和金岳霖,是不是想当国民党总裁,在下不敢恭维谢某与上海《报刊文摘》对《沁园春·雪》和毛泽东的议论,是不是存了加入他们摁倒一派和编编《报刊文摘》的野心呢?

  文化人从故纸堆里讨生活,抄几则史料,凑篇把文章,出一点小名,捞几文稿费,本属正常。便是见仁见智到不问姓社姓资,或者一门心思去社而就资,只要言而有据,都不必苛求。然而无论做什么,总要讲点职业道德。“盗亦有道”,何况做文章、当教授、编报纸。这就一要诚实,不可凭想象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二要善良,不可用自己好恶污人清白、存用刀杀人的恶意。

  从谢泳到上海的《报刊文摘》,如此行文,如此为人,实足让人为中国的教育、文化研究和新闻,大大捏一把汗。

  200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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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联社波士顿2008年3月25日电。

  [2] 《毛泽东是终点还是起点》,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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