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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严酷的狱中,“江姐”这声称呼是怎么叫响的?

作者:戚志雯   来源:钧正平工作室  

“我姓江,江雪琴……我的岁数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江姐吧。”这是《红岩》里江姐出场时的介绍。

“江姐”,难道只是一个源自年纪的客气称呼吗?

在相关档案和亲历者的记录里,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其实是一位身高不到1.5米,身形娇小的年轻女性。

那么,是什么让这个娇小的女子,成为几代人心中沉静有担当的 “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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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回到1948年。

这一年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遭遇严重破坏,几位担负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相继叛变。他们掌握核心情报,熟悉联络网络,大批同志因此暴露被捕,地下党员们人心浮动,思想很不稳定。

端午过后,国民党特务顺着叛徒供出的线索展开大规模搜捕,133人被捕,江竹筠就在其中。因为长期负责联络,掌握不少人员名单,她一入狱,就成了特务重点审讯的对象。

每当特务把江竹筠带去审讯,难友们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她扛得住酷刑吗?会不会和先前叛变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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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滓洞审讯室内景

事实证明大家多虑了。

即便遭受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等等刑罚,多次昏死过去,江竹筠依旧没有对党组织的消息透露半分。连特务们都不由得感慨:“真是硬得很,就是不开腔。”

看到遍体鳞伤的江竹筠被特务架回牢房,熟识她的年轻同志,情不自禁喊出一声:“江姐!”从这儿以后,大家都这样称呼她,无关年龄辈分的客套,无关职务身份的高低。

江竹筠此前的经历,难友们多有所闻,也因此就更加敬佩她的坚韧:幼子不满两岁,她的丈夫便在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了。人前,她冷静善后,有条不紊地完成工作交接,只有在深夜独处时才敢卸下坚强,抱着幼子痛哭。

悲伤没有绊住她前行的脚步。她曾问朋友:“两岁的孩子能记得父母吗?”这句话里既有一位母亲最深的不舍,也藏着一名革命者清醒的觉悟。她毅然接过丈夫未竟的革命事业,继续奔走在最危险的地下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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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和丈夫彭咏梧(左)、儿子彭云(中)的合影

后来不幸被捕入狱,江竹筠心里挂念的依旧是党的事业。

1949年初,她在各个牢室传递一句号召:“加强学习,迎接胜利。”敌人严防一切革命读物,但锁得住书本纸张,却锁不住人的记忆。有理论基础的同志凭着记忆梳理提纲,大家一同研读讨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新民主主义论》等内容。没有纸笔,就烧烂棉絮调墨水,削细竹筷做笔,撕碎衬衣、床单当作草纸。

在集体研讨之中,她也带着难友梳理组织遭破坏的经过,复盘之前的工作,总结遇险暴露的问题与应对得失。这些在绝境里沉淀下来的思考,为后来的“狱中八条”埋下了重要根基。

在日复一日、彼此支撑、一同求索的日子里,她的风骨深深打动了身边的战友。同狱的革命者在诗中赞她: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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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难友赞美江竹筠的诗《灵魂颂》

纵使身陷绝境、前路未卜,江竹筠始终对革命形势充满乐观——坚信胜利终将到来。遗憾的是,她却等不到了。

11月14日,江竹筠把狱中众人凭记忆整理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难友,脱下囚衣,换上被捕那天穿的蓝旗袍,坦然走向刑场,年仅29岁。

开头那个问题,到这里可以回答了。

这一声“江姐”,敬的不是年龄,不是身份,是她在酷刑面前挺立的傲骨,是她在痛失丈夫后接过遗志的坚韧,是她在狱中仍为同伴整理学习材料、托付未竟事业的担当。一个身高不到1.5米、身形娇小的女子,用柔弱身躯撑起了“姐”字里那份可依靠、可信赖的分量。

今天,我们重温江姐的故事,收获的不应只是感动。感动过后更要追问:如果身处她的境地,我们能否做出同样的选择?

她在最深的黑暗里为光明到来做好准备。这份把苦难化为力量的坚定,依旧是和平年代的我们需要读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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