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了第一次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1938年3月12日,延安陕北公学的会场里挂出了一副对联,由郭化若当众书写,墨迹未干便悬在醒目处。上联写:“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下联对:“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毛泽东同志。那一天,延安各界正在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把孙中山和“共产主义”并置在会场最显眼的位置,在1927年之后的十年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此刻,在陕北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郑重其事地把这面旗子重新举了起来。
几年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口头解释中毫不遮掩地说:“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信仰的党,为什么要去举一面被国民党丢弃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旗帜?这背后是一笔算得很细的政治账,也是一场关于“谁配继承孙中山”的争夺。
国民党“不要”的,究竟是孙中山的什么主张?
要理解“举起”的分量,得先看清“丢弃”的事实。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这三条,给了旧三民主义一副革命的骨架,也让国民党从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变成了有群众基础的运动型政党。毛泽东同志后来也反复地讲: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1927年清共之后,蒋介石在政治上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连根拔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此作了评价,分量极重:“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腰斩”不是夸张的修辞手法,是孙中山的画像仍然挂在国民党机关的墙上,孙中山先生遗嘱仍然在纪念周上被诵读,但那个曾经与共产党携手、依靠工农、联俄反帝的孙中山先生,已经从国民党的政治实践中被抽走了。实际上,国民党背弃新三民主义之后,党员官僚化作风泛滥,整个党日趋腐化。旗子还在他们手里,但旗面上最要紧的那几笔,已经被他们自己涂掉了。
国民党虽还占据着孙中山符号,却在政治上背离了孙中山道路的“实质”。
延安举起了孙中山旗帜的三重实质
中共在延安举起孙中山的旗帜,不是发一篇社论了事,也不是单纯做统战姿态。为了证明谁才是孙中山革命遗产的真正继承人,中国共产党做了三件事:
第一重实质,是政治继承的实质,宣示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的。
1939年3月12日晚,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晚会,把马克思和孙中山放在一起纪念,毛泽东同志出席并发表演说,他开宗明义地讲:“我们不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而且要发展它们”。他还强调:“今天中国的三民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的目标,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毛泽东还引用孙中山遗嘱里“致力革命凡四十年”的总结,点出四十年的经验只有两条,“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恰恰是国民党在1927年之后做得最差、背离最彻底的部分。唤起民众,意味着依靠工农、发动群众,而不是把革命变成少数人的官僚操作;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意味着坚持反帝立场,而不是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毛泽东用孙中山自己的遗嘱,来对照国民党当权的现实,话没有说破,但谁在真正执行这两条,谁才配称为孙中山的继承者。
第二重实质,是理论传承的实质,用新民主主义发展新三民主义。
光宣示还不够,中国共产党还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共产党讲的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进一步解释,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句话的分量在于:中共不是站在孙中山的对面谈革命,而是站在孙中山革命逻辑的延长线上谈革命。国民党把新三民主义丢了,中共把它捡起来,放进新民主主义的框架里继续推进。
1938至1940年间,国共三民主义之争时,我们党通过区分“真假”“新旧”三民主义,完成了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这重实质的要害,是理论上的“对接”与“传承”,举起旗帜,不是把自己变成孙中山的附庸,而是在继承中确立主体性,说明新民主主义才是孙中山革命精神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真正展开。
第三重实质,是实践验证的实质,用边区制度证明“谁在实行孙中山”。
延安最有力的一招,不在说,在做。
1939年12月,解放社出版《陕甘宁边区实录》,毛泽东为该书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这句话的政治含义远比字面复杂。在国民党统治区,孙中山的“民权”落进了国民党专政的笼子里,“民生”在官僚资本的挤压下有口号而无实绩。而在陕甘宁边区,选举、三三制、减租减息,恰恰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孙中山纸面上的民权与民生诉求落实到地面上。
谁抛弃了孙中山的旗帜,谁在实行孙中山的主义,一目了然。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再度合作,但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试图用三民主义的金字招牌来消解共产党的独立政治存在。如果中共对孙中山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就等于把孙中山完全让给了国民党,正中对方下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自觉地高举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的旗帜”,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争取政治历史资源”,为中共的局部执政地位和参与全国政权的权利作“历史论证”。
毛泽东同志自己后来也把这层意思说得非常坦率。他在七大期间说:“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就是把孙中山这面旗子高高举起的战略逻辑所在。
国民党“腰斩”了孙中山,中共就把被腰斩的那一部分重新接上,然后向全党、向边区人民,也向全国中间势力证明:真正在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是延安,不是重庆。
回到1938年那副对联。上联借孙中山的话,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说成“好朋友”;下联用延安的判断,把抗日与妥协的分野摆上台面。这两句话要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谁真正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谁才有资格站在抗日与民主的前列。
那面被原来的主人从旗杆上扯下来的旗子,共产党把它重新升了起来,而且升得比原来的主人更高、更实。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载《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4]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词(1939年12月),解放社1939年。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