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只是掩护暗战的方式之一，并不是必不可缺的武器，也没有一定之规。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多数卧底为执行潜伏任务而采用了化名，“后三杰”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潜伏期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直至革命胜利、潜伏任务胜利完成后，反倒改了名字，以此开启新的人生阶段。

1949年11月5日，从美国归来半年多的熊向晖，收到了一份请柬：

国历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时半，洁樽候叙

周恩来 谨订

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11月6日，熊向晖应邀参加了这场午宴。席间，周恩来向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当局北平和谈代表公开了熊向晖的中共党员身份，张治中等人无不震惊、叹服。

这段历史广为人知，但其中一个细节却被忽略了。即，请柬外封套上收柬人的名字写的不是“熊向晖”，而是“熊薈(常用‘彚(汇)’字)荃”。一度有文章说，早在1937年打入胡宗南身边时，“熊彚荃”就改名为“熊向晖”，寓意“面对黑暗，心向光明”。心细如发的周恩来，难道在这个细节上疏忽了？

带着疑问，笔者请教了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她确认，1949年11月5日发给父亲的午宴请柬上写的确是“熊薈荃”这个名字，并说：“我父亲在胡宗南那里只用‘熊彚荃’这个名字，‘熊向晖’这个名字是归队以后，组织上让他们三人改名字，说是跟过去作一个切割，我父亲从此改名‘熊向晖’。”

关于归队后改名一事，熊蕾老师惠赐的《一对外交官夫妇的足迹》一书作了更为详细的披露。这本书是“后三杰”之一申健的夫人、熊向晖的姐姐熊汇苓，以笔名“熊真”撰写的回忆录。关于改名一事，书中作了详细说明：“真如同离别多年的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申振民、熊汇苓、熊汇荃和陈忠经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归队了。他们一投入党的温暖怀抱，组织便指示他们改名字。他们服从决定，申振民改名为申建，意思是献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后来，刘少奇主席在一张委任状上给建字加了一个单人旁，从此他便沿用健字，改名为申健。熊汇苓改名为熊友榛，熊汇荃改名为熊向晖。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组织上考虑到，使用原名的他们受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地下工作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这一阶段宣告结束了。今后改用新名字，由党组织委任他们开始担负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或是派往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就个人而言，那个隐匿共产党员真面目，扮演反动角色，忍辱负重，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申振民’已不复存在。从今以后，以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精神焕发地走上党委派的新的工作岗位的‘申健’出生了。”不知何故，陈忠经没有改名，继续使用原名至终。

关于“向晖”的寓意，熊蕾老师坦言：“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含义。我父亲是在国家已经光明，他已经归队之后改的名字，还要什么面对黑暗？都是附会之说。当然，‘晖’这个字比‘辉’要含蓄，经常有人错写成‘辉’，我父亲也很无奈。直到毛主席那一首《七律·答友人》发表，其中结尾一句是：‘芙蓉国里尽朝晖’。我父亲说，毛主席这句诗‘救了’他这个名字。但是还有人写错。‘文革’中，有他们这条线的‘造反派’上书周总理，说父亲如何如何，通篇把他的名字写成‘熊向辉’，总理从头到尾把所有的‘辉’全改成‘晖’，没有一个字批示。父亲觉得总理对他的保护真是绝了。”

熊向晖等“后三杰”，卧底敌营期间没有使用过化名，他们没有隐姓埋名的需要。熊友榛回忆说：“因为申振民、陈忠经、熊汇荃皆是平津地区的大学生，给敌人以左倾的印象。在与胡宗南初相接触时，有点儿左倾的平津学生，反而能得到胡宗南的重视。因为他们有一种看法，认为有点儿左倾的人常是有见识、有能力的青年。”

熊向晖在与胡宗南的初次交谈中就坦言自己曾参加左翼抗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而他的秘密党员身份在党内知情面极小，敌人更是无从知晓，所以没有必要改名更姓，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正因如此，熊向晖自1937年打入胡宗南身边，至1949年回国归队，12年间他一直使用着自己的原名“熊彚荃”。

化名，只有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变，时用，时不用，真亦假，假亦真，让敌人摸不到规律，才能体现出暗战的高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