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提要

1931年11月4日，江桥抗战打响，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畔奋起抵抗。这位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此后在西安事变、延安之行、北平和平解放等历史关口，与共产党人多有交往。从江桥抗战到晚年遗嘱，一段与中共逐渐相知、同道的历程，留在历史深处。

▲马占山

祖父马占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中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犯黑龙江省。祖父马占山于危难之中受命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他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在嫩江桥畔，奋起杀敌，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武装抗日第一枪，史称“江桥抗战”。

马占山的戎马一生中与共产党人有着密切来往，在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中，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大道同行。

东北抗战时期

江桥抗战打响后，红军即致电马占山表示支援。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爱国人士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奔赴前线慰问将士，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中共满洲安达站支部下属反帝同盟的两名成员以及团结红枪会员集体参加了马占山部队。哈尔滨、安达的学生也掀起支援江桥抗战的热潮。绥棱抗日群众在党和抗日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援马团，奔赴齐齐哈尔，给前线将士送去大量粮食、衣物、药品以及其他急需物资。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指出，要在当时进行抗日的军队中发起拒绝向日军缴械、反对长官动摇、反对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斗争，要求利用可能的机会发动反日军队与工农的斗争相配合，反抗日本进攻，进行游击战争。根据中央指示，中共各级党组织派出干部、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抗日队伍中去，坚持抗日救国，推动抗日斗争。遵照党的安排，时任黑龙江民族日报社长的共产党员王复生积极宣传抗日，慰问抗日战士，组织募捐等。在马占山粮食弹药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王复生从苏联筹措到军粮供应军队，并征得苏联同意，将1930年“中东路战争”中苏联缴获的东北军梁中甲旅的大批武器装备交还给马占山部队使用。这批武器装备帮马占山部队摆脱了困境，在江桥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前往黑龙江省参加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员李继渊、宁匡烈等人。李继渊，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宣传部部长。1932年4月，李继渊化名李通遥、李熙尧，经马占山的参议韩述彭少将介绍，参加了马占山的部队，被任命为少校秘书，后升为中校。江桥抗战后期，李继渊随马占山部队转战兰西、海伦一带。1932年7月，马占山部队在庆城县被千余日军包围。7月22日，部队分两路突围，马占山与军长邰斌山、参谋处长容聿群以及随从卫队42人向东突围，韩述彭、连长于俊海带官兵百余人向北突围，吸引敌人掩护马占山，马占山得以突出重围。韩述彭、于俊海等牺牲。突围时，李继渊随卫队战士在掩护马占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宁匡烈，辽宁沈阳人。他先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学习，为继续深造，1929年赴德国西门子化学工厂勤工俭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决心回国抗日。先在北平参加抗日救国会，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派秘密出关，到黑龙江省参加了马占山的抗日军队，被任命为司令部秘书。王复生、李继渊、宁匡烈等中共党员以及广大爱国民众倾其全力，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为支持抗战作出贡献。

海外、上海、天津闲居时期

祖父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日壮举得到全国民众及海外侨胞的声援和支持。但他多次电请南京政府支援，却得不到一兵一卒、一枪一弹。1932年12月，在他率领的义勇军抗战进入绝境的情况下，马占山与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人进入苏联，随后聚集在苏联远东城市托木斯克。1933年4月16日，由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陪同，马占山、苏炳文等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马占山一行受到热情接待，接受了各国记者的采访，还瞻仰了红场，游览了市容。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给马占山留下良好的印象。马占山了解到苏联是支持中国抗日的，并且有能力支持中国抗战。马占山在莫斯科给《良友画报》及朋友寄出的照片、明信片上写道“愿以身殉国”，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马占山等将领从苏联回国途中经过柏林时，中共党员于炳然前往柏林，一同做各位将领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共抗日。在柏林的十几天里，马占山与于炳然相处较好，这些都加深了他对共产党人的认识，也坚定了他进一步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

1933年6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员会议决定，特任马占山、苏炳文为军事委员会上将委员。这个任命实际上是对马占山统率东北义勇军继续抗日的要求置之不理。马占山在南京、上海作短期逗留后，愤然来到天津休养。在上海、天津休养期间，马占山与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中共党员)、栗又文(中共党员)等交往甚密，经常相聚讨论时局，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通过杜重远的介绍，马占山认识了共产党人孙达生，经过交往，加深了对中共及其抗日爱国主张的认识。马占山承诺孙达生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马占山在武汉见到张学良时，对张学良说：“不该听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丢掉了东北，不该参加剿共打内战”“参加剿共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他还说：“必须保持一点老本，争取打回东北老家去。”几句话反映了马占山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强烈不满和希望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西安事变时期

1936年，华北局势危急，日军步步紧逼，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计划亲赴陕西督阵“剿共”。

12月初，马占山忽然接到蒋介石从洛阳发来的电令，让他到洛阳待命。6日，马占山一行到了洛阳，没见到蒋介石，说是已飞往西安。两天后，马占山到达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212房，与蒋介石的军政大员比邻。

此时的西安，城内涌动着抗日浪潮，城外大军集结。12月12日夜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随行而来的军政要员。随后，张学良召集马占山等东北军各路将领通报，宣布事变经过，声明这次兵谏，目的是要求蒋介石领导抗日。马占山知晓这次兵谏是为了抗日，他内心是赞许的。但从局势看，东北军加西北军与中央军对比，力量悬殊。在私下与张学良交谈时，劝其行事要三思，以稳妥为主。

事变当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即对外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八项主张。马占山与东北军将领都在通电上签名支持八项主张。

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16日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公馆金家巷。

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谈，与宋美龄、宋子文谈，与张、杨谈，达成六项主张的共识。接着因为蒋介石不签字，只是以人格担保，出现扣蒋与放蒋之争，25日下午，张学良执意放蒋并亲自护送。随后张学良被扣南京，紧接着，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了王以哲，战争一触即发。这一切马占山都亲身经历了，他看到周恩来为了说服各方，每天会见西北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陈述共产党人的观点以及各方团结的重要性。在会见社会各界人士时，周恩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谈判是有诚意的，是为了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

当时，中共代表团成为各方纷争调解的主心骨，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切，加深了马占山对周恩来的认识，尤其是周恩来在混乱局面中处惊不乱、依旧真诚待友的态度，这是马占山第一次面对面见识中共领导人的才干与能力，对中共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马占山在榆林府谷抗战，接纳不少共产党人到其部队任职，并始终信任有加。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也加深了马占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晋绥地区抗战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祖父马占山前往南京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8月21日，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理东北四省招抚事宜。马占山受命后，即带领副官杜海山及两名随从赴大同筹备组建挺进军司令部的工作，并欲聘请东北人士协助工作。不久，杜重远偕同栗又文、徐寿轩、周云庭等中共党员并带一部电台加入挺进军。中共党组织又介绍邹大鹏、李士廉、邰中复到挺进军。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协助下，挺进军日益壮大，不断有力地打击敌人。

1937年11月16日，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为了联合内蒙古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要向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及沙漠以南地区派出联络人员。毛泽东等在电报中还向高岗指示：“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马占山率领的东北挺进军在八路军的密切协同与配合下，与日伪军多次激战，有力地保卫了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的安全。

1938年，马占山奉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他率挺进军司令部转移至陕西府谷县哈拉寨，继续进行抗日活动。马占山的作战宗旨是拒北和南。把敌人挡在黄河以北，保障大西北不受日寇侵扰，这是拒北。和南，就是和延安的共产党合作，和平相处，团结御敌。当时虽然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可自1940年开始，国共摩擦接连不断。

1939年5月，马占山赴重庆述职，报告晋绥抗战形势，解决武器补给，受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晋升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7月，由重庆返防时，马占山想到挺进军的作战和辎重运输等方面曾多次得到延安方面的援助，因而决定途经延安，拜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致谢意。马占山走访延安，是他一生中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一次行动。

当他们行至距延安50里的稻草铺附近时，马占山见路旁有许多山鸡被车队惊起，兴致顿起，拿出猎枪射击。哪知卫士把药装重，枪响同时一个枪筒炸裂，马占山的左手手心炸开，拇指、中指和食指被炸断。随从人员立即将马占山送往延安求医。萧劲光当时是延安警备负责人，对马占山特别关照，立即组织抢救。不几天，毛泽东知道了情况，专程前往看望，安慰他说：“我看你的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势。”接着毛主席又风趣地说：“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上知名人士，万一你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做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马占山笑着说：“不要紧，我死不了。”毛主席又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部队到处挨打，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洲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没有损失，免不了在满洲地区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给搭个过渡桥。”“毛先生的部队一旦挺进东北，我马占山当然会热诚欢迎，一定尽力相助。” 马占山热情地答应。

马占山伤势好转以后，延安军民召开欢迎大会，毛主席致辞：“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将军及其他诸位先生。我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更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八年之前红军已与马将军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妥协，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我们真诚地欢迎那些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我们就欢迎到底。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的最前线与敌人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马占山即席讲话，对延安各界表示谢意，他说：“我此次在延安小住，观此间艰苦奋斗之精神，实是钦佩。今天我们以打日本至上，不管什么人，只要他真正抗战，一心打日本，我们就跟他一起干。等把日本打垮之后，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自会把军衣一脱，做一个平平安安的中国老百姓。”

不久，马占山伤势见好，自己已能活动。在延安几位大夫、护士的护卫下，经榆林回到前方防地府谷县哈拉寨。为了答谢在延安时各位首长的关怀，分别写了感谢信。此次延安之行和与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使马占山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了解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对他以后政治态度的进一步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延安回来后，马占山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健全组织，坚持抗日斗争。挺进军总司令部设立有八个处和一个特务营。在人事安排上，马占山把共产党员放在了重要岗位上，徐寿轩任少将秘书长，栗又文任总部上校秘书主任兼机要秘书，周云庭任电台台长等等。从人事安排上看，马占山执行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政策。这些党员们在部队开展了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北平和平解放时期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军节节胜利，到了1948年11月，被国民党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北平也危在旦夕。蒋介石自知北平难保，极力拉拢傅作义为其卖命，并准备派飞机来接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等人去南京，但遭到马占山等人的拒绝。12月13日，解放大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共产党将如何解放北平?是和平解放，还是武力攻占。傅作义顾虑重重，他左思右想，下不了最后的决心。马占山此时也在忧虑北平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在我家客居的祖父老友蔡运升介绍华北文法学院俄罗斯语文系教授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王之相与祖父相识。一天，王之相受党的委托来到我家与祖父对当前时局和北平的出路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共产党对和平解放北平的决策和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并且提出请马占山利用和傅作义的结义关系，劝说其起义，使北平以和平解放，此举对国家和他个人都是有益无害的。

马占山与王之相交谈后，即与傅作义见了面，谈了王之相来访的情况。傅作义对马占山说：“您是旁观者清，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马占山说：“我是东北军，你是西北军，蒋介石根本就不得意咱们，你一个光杆司令到蒋介石那里能领到什么奖赏?！北平是古都，有数不尽的珍贵文物，不能打，不能当千古罪人，还是跟共产党谈判为上策。”看傅作义在屋里来回踱步，举棋不定。马占山又说：“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帮你分担点，他的主意多，早跟共产党有接触，比咱俩谁出面都好。眼下，我没权，你正打着，你我都出不了头。”此前，傅作义已派人出城与人民解放军接洽和谈，因所派的人地位不高，代表性不够，谈判进展迟缓，傅作义已感焦虑，所以马占山一提出接邓宝珊的建议，傅作义欣然同意，当天就派飞机把邓宝珊接来。后来邓宝珊出城与解放军首长接上了头，代表傅作义完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任务。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6月初，祖父接到中央政府邀请他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电话，当时祖父身患重病，行动困难，至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毛主席办公室还来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祖父对我姑妈说：“明天试试看，如果吃上药能挺两个钟头就去参加会，你陪着我。”结果这次会议祖父没能出席，他深感遗憾。

11月，祖父的病情日益恶化，弥留之际，他给子女留下遗嘱：“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胜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理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因病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此嘱。”这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表达了祖父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和拥护和对新中国的诞生所充满的喜悦之情。

1950年11月29日，祖父去世，终年65岁。

来源：《团结报》2021年7月15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