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济南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下令徐州“剿总”部队沿陇海路、津浦路、平汉路两侧进行部署，摆出两条长蛇阵，妄图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西进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会合。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极有利于我军下一步作战，尤其是东段，兵力薄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更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黄百韬兵团被定为我军的首歼目标，淮海战役由此拉开序幕。
郭汝瑰
1948年11月4日，国防部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中共地下党员郭汝瑰陪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由南京飞抵徐州。
郭汝瑰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而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1945年秋，中共南方局委派任廉儒秘密联系早已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和内战政策深感不满的郭汝瑰。郭汝瑰对与党失去联系深感愧悔，表达了希望尽快恢复党籍的热切愿望。任廉儒向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汇报后，中共南方局委员、统战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亲自会见了郭汝瑰，决定让他留在国民党上层，秘密为党工作。
郭汝瑰于1946年10月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办公厅副厅长，不久改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改任第三厅也就是作战厅的厅长，在这个核心军事机密单位主管整个国民党军的作战事务。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从重庆迁到南京后，任廉儒也随周恩来、董必武到了南京。党组织让他以“上海川盐银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始终与郭汝瑰保持着秘密联系，并负责转递郭提供的机密情报。
1948年11月5日上午，徐州“剿总”召开绝密军事会议。首先由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郭汝瑰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接着，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前国共两军兵力和部署情况。他说：据情报，“共匪”刘伯承、邓小平等主力东移，前锋已越过郑州，向开封、兰封、太康地区集结;菏泽、巨野有其两个纵队的兵力。陈毅、粟裕部主力由鲁中南下，前锋已到临沂、泗水地区;在苏北的两个纵队已向徐州会合，有在徐、蚌地区进行决战的可能。
李树正还未讲完，邱清泉就站起来反驳说：“据我们侦察，共军陈毅部的五个纵队先头已抵曹县、成武、砀山(均在徐州以西)。你说敌有两个纵队在菏泽、巨野集结，与事实不符！”
邱清泉话音刚落，黄百韬也站起来反驳邱清泉说：“据我们侦察，陈毅、粟裕部主力确实已在鲁南集结，已向郯城方向活动，而不是在鲁西(曹县、成武等地)集结。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祖籍广东的黄百韬并非蒋系嫡系，但因其富有作战经验，且一直忠心耿耿，于是蒋介石在1948年夏季下令将整编二十五师、交警第二总队，另加三个快速纵队组成一个新的兵团，任命黄百韬为兵团司令，驰援当时处于困境中的区寿年第七兵团。后来又直接将第七兵团的番号给了黄百韬。
邱清泉是个性急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他听了黄百韬的话后，马上“顶”了回去，说：“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说得对。”两位兵团司令官各执己见争论不下，谁也没有正确判明我军真正的战略意图，也弄不清对手主力之所在。此时，离淮海战役发起只有一天，我各路大军正在向黄百韬兵团疾进，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来源却依然混乱不堪，显然尚未侦悉对手的作战计划。而黄百韬本人虽富有作战经验，预感到华野即将对他下手，但也不甚了了。
黄百韬垂死挣扎，哀叹：“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
驱车返回新安镇后，11月6日晚，黄百韬与蒋介石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后任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进行了一次长谈。黄百韬说：“陈毅的部署是想先打第七兵团，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军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第六十三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围，陷全局于不利。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1]是夜11时左右，黄百韬又找到李以和李延年，谈了几十分钟。关于战场局势，他认为今日国共之争，类似于历史上的楚汉相争，论调悲观。
李以回到屋里刚睡下，黄百韬又让卫士请他出来。时已午夜，黄对李说了如下几件事：据情报，陈毅主力10多个纵队均南下，先头已到郯城、邳县、费县地区集结，南下时分无数纵队疾行，由此判断，敌人不让我兵团西撤集结，先打我兵团是肯定了。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等人做出这样的计划来，使人伤心。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吗？我兵团兵力十几万人，陈毅主力达30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我兵团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稳，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刘峙)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黄百韬最后又说了一句：“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7日黎明，黄百韬匆匆忙忙率兵团部开始行动。他没有料到此时华东野战军一纵、六纵、八纵、四纵、九纵等主力纵队已从北面向他的七兵团逼近，抢占了运河上唯一的大铁桥，使该部遭受了重大伤亡。到9日上午他才好不容易过了运河，到达碾庄。刚刚安顿下来，又接到报告，说共军有三四万主力正从位于碾庄西北不远处的宿羊山直奔而来。另有共军一二万人，正从铁路南面向碾庄疾进。黄百韬闻报后，大惊失色，进退犹疑。
中午时分，徐州“剿总”刘峙给黄百韬发来蒋介石急电：“着该兵团在碾庄圩地区准备决战，又已令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邱、李两兵团东援。”惊魂未定间，黄百韬又得到报告，第三绥靖区冯治安所部两个军，已于11月8日夜突然“叛变投共”，运河、不老河防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对手三个主力纵队已抢占了大许家、八义集，截断了陇海路，封闭了他撤向徐州的通道。
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策动投诚
我军于11月11日将黄兵团包围在十余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造成了“关门打狗”的态势。但该兵团毕竟有五个军，十几万人马，武器装备精良。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即将覆灭的最后时刻必然要做困兽之斗，因此战斗打得很艰苦，逐个村落，甚至逐房逐屋地进行争夺。我军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南京的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严命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兵团务必解救黄百韬兵团。杜聿明亲自上阵督战，出动了飞机、坦克，各级指挥官层层督战，迫使部队强攻，每一村落据点进行反复争夺，但很少进展。
战至14日，我军的打援部队不仅越打越强大，而且抓住国民党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国民党军。如邱清泉兵团右翼张楼附近之七十军，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阵地一度被突破。邱指责空军不支援，使步兵遭受意外损失。双方互相指责以至叫骂，闹得互不协同。这一天邱兵团距黄百韬兵团仅20公里，仍难越雷池一步。
国民党空军将陆空矛盾互不协同的情况向蒋介石反映，向蒋报告邱清泉保持实力按兵不动，蒋介石一面电斥邱，一面派顾祝同、郭汝瑰等于15日到徐州督战。
11月13日下午，我军对黄百韬兵团所属四十四军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四十四军是四川部队，被人称为川军，列入“杂牌军”行列。该军下辖一五〇师和一六二师。一五〇师是主力师，其中四四九团又是该师的主力。该团上校团长萧德宣，是四川达县人，深受军长王泽浚的器重。
14日下午，我军将敌一五〇师四五〇团予以全歼，团长杨南以下官兵均被生俘，除被击毙者外仅有四十余人逃脱。
14日黄昏，我军又向敌一五〇师四四八团驻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人疯狂挣扎，双方展开激战，形成拉锯。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对敌人碉堡逐一炸毁，战斗至15日拂晓前，敌四四八团败退至车站附近，团长何亚颜负了伤。
一五〇师少将师长赵璧光命令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立即派一个营占领铁路一线，伺机出击，保住军、师的指挥所。他对这位团长的指挥能力，一直非常赏识。
然而，萧德宣肩上挂的虽然是国民党上校军衔，但他其实是长期潜伏在敌营的中共特别党员。早在1939年，当时名叫萧仲勋的他已是中共地下党员。5月10日，根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处长张体学的指示，萧仲勋在河南内乡发动该团三百多人举行了反内战武装起义。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急调重兵“围剿”。众寡悬殊，起义宣告失败，萧仲勋负伤后率通讯员李荣生(中共党员)、王明肃坠崖逃脱。李先念、朱理治、张体学等领导人指示萧仲勋回四川老家去开展革命活动。
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委派萧仲勋任新编第四旅第八团中校副团长。1940年3月开往前方——湖北大洪山途中，巧妙地对付了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这一来，他受到了王泽浚的赏识，被调到主力部队六十七军任副团长。由于该团驻防地区紧靠新四军第五师，萧仲勋又和张体学恢复了秘密联系。从此，萧仲勋开始在第二十九集团军中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后萧仲勋改名萧德宣，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始前，他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及联络部副部长徐宗田取得了秘密联系，从而在他们的指导下更有成效地开展地下工作。
11月15日拂晓，萧德宣听到马达的轰鸣声自远而近。透过浓雾，他影影绰绰看到三辆坦克开到了团的阵地前约30米处。坦克顶部有人探出身来高声喊道：“我们是第二兵团的，来和黄司令官联络，你们兵团团部在哪个村庄？你们是哪个部队？”其实，这三辆坦克是人民解放军华野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师长梁金华亲自指挥，到敌前沿进行侦察的。
萧德宣一听，心想糟了，难道邱清泉兵团的援兵真的开过来了？果真如此，对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将是非常不利的。这时只听得阵地前沿的张启汉营长高声命令部队：“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讲话！进入阵地！”那三辆坦克见此情景，打了几炮后开进到一处旷地呈三角配备停了下来，正好隔断了一五〇师和军部及友邻一六二师的联系。
萧德宣立即抓住这一时机，邀请师长赵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到本团指挥所，共同商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萧德宣的意图很明显：敦促全师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事前，萧德宣向全团连以上军官讲了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路，并进行了相应的部署。还指定搜索连连长郑多裕和特务排排长彭汉光，站在团指挥所门口以应对突发事件。
赵璧光、何亚颜来到四四九团指挥所后，萧德宣先讲了当前的战况，然后单刀直入，问道：“师长、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退到兵团阵地上去？”赵璧光与何亚颜低头不语，空气好似凝固了。见赵璧光、何亚颜不开口表态，萧团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要打，叫师长、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哭起来可怜！”
赵璧光看了看萧德宣，说：“现在就只你们团是完整的了，仲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赵璧光毕竟是萧的老上级，他一直称呼他过去的名字萧仲勋。川军中的地域观念极强，义气观念很重，这也使得萧德宣这个中共特别党员能长期潜伏而没有暴露。萧德宣听赵璧光如此尊重自己，也就说：“孟刚兄的话很对。不过最后还是请师长和亚颜兄决定。”赵璧光说：“不打了，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萧德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
后来，赵璧光投诚后撰文说，当时他看到解放军火力猛烈，炮火连天，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火势熊熊，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通信设备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讯联络中断，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他感到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决心听从萧德宣的劝告投诚，以求得人民的宽大对待，但无奈找不到机会，心里也存在正统观念，感到这样做对不起军长王泽浚。
师长表了态，萧德宣的策反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效。于是他叫营长余孟刚带四连连长陈华，手持他本人写的一张纸条，去解放军阵地接洽部队投诚事宜。他交代说：“你拿我的纸条，找到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政治机关都行。”为了怕赵璧光、何亚颜临时变卦，萧德宣布置专人看管，不让他们离开。
萧德宣立即要求师直、四四八团和本团所属部队全体集合清点人数。经查，师直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计200余人，四四八团就剩下团长何亚颜一人，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逃往兵团部。萧团人数最多。总计这次投诚人数共约2560人，此外还有他们所携的全部武器装备。
不一会儿，华野第六纵队派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待投诚部队，并很快接管了该师阵地。他们紧紧握着萧德宣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这时，天空嗡嗡作响，突然飞来两架国民党飞机。萧德宣命令部队扯起对空联络信号。飞机两次俯冲，大概飞行员看到陆空联络符号均正确无误，遂拉起机头飞走了。
随后，敌人还是觉察到了一五○师的投诚行动，开始向阵地开炮。很快，解放军炮兵向敌人发动了猛烈轰击，接着步兵发起冲锋。敌四十四军和一六二师不久后被歼灭，军长王泽浚等人被俘。
就这样，萧德宣在我党我军的指导下，在黄百韬兵团正在苦苦挣扎的关键时刻，于1948年11月17日和18日策反了主力师师长投诚。随着四十四军的被歼灭，黄百韬兵团失去了西面的屏障，加速了灭亡的进程。后来，赵璧光这个名字和刚刚投诚的孙良诚的名字被一起写进了毛泽东起草的历史文献《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秘密斗争载入了史册。
黄百韬
黄百韬化装逃跑，被我军击毙
在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打援部队拼全力阻挡住了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而围攻黄百韬的部队则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激战至17日，将碾庄圩外围据点大部攻克。19日晚上，华野集中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困守碾庄及其附近村庄的敌八个团进行了最后的总攻。激战至22日上午，碾庄被攻克。
黄百韬率少数随从逃到了六十四军军部，与其军长刘镇湘见面后，神情沮丧，脸色蜡黄，十分狼狈，坐了很久说不出话来。11月22日下午，黄百韬率刘镇湘等人向西逃命，来到六十四军一五六师指挥所驻地吴庄。4点钟左右，我军对吴庄发起猛攻，激战至黄昏，全歼吴庄守敌，生俘六十四军少将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
刘镇湘跟随着黄百韬和少数残余部队，从吴庄向西北方向狂跑，企图逃到20公里外的塔山与李弥兵团会合，最终未能逃出包围圈，在途中被活捉。
几天后，杜聿明见到了从碾庄包围圈里化装逃脱的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
杜聿明问杨：“你知道黄(百韬)司令官的下落吗？”
杨廷宴说：“当时黄百韬、陈士章、刘镇湘等见情势危急，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黄死后，我正在哭，解放军来盘问我，我说自己是伙夫，死了的是伙夫头，是我的哥哥。解放军未再追究。我将黄掩埋后，钻空子跑了出来。”杨廷宴又说：“陈士章不知下落，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敌人冲锋死了。”
当时杜聿明听杨说得似乎非常真实生动，可是1956年刘镇湘从济南调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聿明一起学习改造。杜聿明此时才知道，杨廷宴当时那“真实生动”的报告并不是真实的。刘镇湘没有死。
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化装成伤兵，逃出了包围圈。蒋介石又任命他为重建后的二十五军军长，直至1949年8月在福州战役中被俘。1956年，陈士章也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和杜聿明一起学习改造。
和杨廷宴同时突围的有黄百韬、刘镇湘、陈士章等人。三个人活着逃出了包围圈，难道只有黄百韬死了吗？
碾庄被攻占后，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康矛召亲笔写了一张条子，命令侦察员飞马送到前线，找到记者黎明，要他“迅速查清黄百韬的下落”。战争年代，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战后都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黄百韬既不见其人，又不见他的尸体，怎么办？
黎明和两个侦察员一起，整整花了一夜的工夫，问遍了大院上村子里的所有俘虏，寻遍了所有工事和残存的房屋，仍未找到黄百韬的踪迹。
后来有人说，黄百韬逃到小黄庄东北的旷野上，撕碎了蒋介石最后空投给他的“坚守待援”的亲笔信，开枪自杀了;也有人说他逃到一条小河被我军打死了。
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说：“……黄百韬逃至大院上，继续指挥残部作垂死挣扎。我军组织连续突击，至22日黄昏歼灭残敌，击毙黄百韬。”
注释：
[1]李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