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作战区域横跨河南、江苏、安徽三省，既有老解放区(以下简称“老区”)，也有新解放区(即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权的空白区，以下简称“新区”)。征粮对象，主要是老区或解放后又被敌占领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群众了解我党政策，经历过减租减息和土改，得到过实实在在的利益。随着战线的不断推进，随军支前民工队伍跟不上部队前进速度，就需要在新区“征借”军粮以解决供应的时效矛盾。由于新区群众不了解我党一贯作风，为照顾群众的实际情况，我党在新区采取以征为主、以借为辅的政策。因此，在新区征借公粮，就不仅是单纯地满足军事斗争需要，更是一场争取民心的政治斗争。在渡江战役前的后勤会议上，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将“征借”军粮比喻为“和老百姓见面的第一块敲门砖，是敲得人家喜欢，还是敲得人家头破血流”。
国民党政权在其统治区的征粮
“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粮政会议上说：“粮食乃国家民族存亡之系，尤为战时为统筹粮源分配供应，乃戡乱成败之关键。”毛泽东与总前委、华野、华东局在谋划第二阶段作战问题时，着重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可见，在决定未来中国前途命运大决战之际，国共双方都将目光集中在粮食问题上。
保甲制是国民党政权压榨农民的基层组织制度。国民党在农村要款、征收公粮、抓壮丁、派夫支差所依仗的都是保甲长。1948年春，河南滑县、长垣相继解放，相邻的封丘县等地是敌我都能到达的游击区。国民党“自卫团”(地方武装)、土匪窜入原阳县境内“借粮”，把征粮任务硬性摊派到保甲长身上，一个月之内总数已达200余万斤。滑县民众自卫总队在芥街、刘候、福宁集乡用插香“借粮”(即点燃一炷香，着完之际须粮款交齐)的办法派饷要丁，既无公文，又不给借据，还鞭打保甲长和民众；郝董村的保甲长因催不出粮款，全被扣押，直到各地自卫团派人逐户搜查后确定搜不到粮食才将他们释放。其中也有保甲长因完不成任务而逃亡、自杀，如原阳县大吴庄的保甲长因收不上粮款而全体逃亡。老百姓没吃没喝，拿不出国民党多如牛毛的粮款，于是卖地者有之、卖儿卖女者有之，还有的不得不沿街乞讨流落他乡。中小地主也在国民党政权敲骨吸髓式的暴政下无法生存，如原阳县穴寨村地主张希因拿不出捐饷，自缢身死。
“土顽”(即国民党非正规军)在豫皖苏解放区颍上县国民党统治区抢粮、要款、要丁(又吃又拿，群众叫他们“吃拿队”，讽其既强征粮饷又劫掠财物)，纪律败坏，与土匪一样绑架、勒索百姓。于是，群众自己拉起红枪会、杆子队看家(反抢、不反征)。“土顽”下乡，群众就三五成群地手持红缨枪对着干。颍上县，就有部分保甲长直接领导“红枪会”与“吃拿队”进行流血斗争。可见，国民党政权刮地皮式的“征粮”，将本是维护其统治的保甲长逼到了对立面，这也为我党、我军利用保甲长在新区“征借”粮食打开突破口。
共产党对保甲长的攻心战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后，11月7日黄百韬军团沿陇海线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各部队向西轻装追击，一夜行进130里，但随军支前民工推着二三百斤的小车难以跟上部队速度。1948年11月9日，华野后勤部紧急向黑石埠、徐塘调粮10万斤。大部队却接着又向西南追击并很快已到达宿迁，运输粮食的支前民工队伍仍在新安镇。11月14日起，围歼黄百韬兵团南线阻击战最激烈时，我军在运河北岸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却因运河缺桥梁无法被赶运至运河南岸，致使华野东兵团报告渡河部队无饭吃，个别部队每天仅供应一顿或两顿菜煮稀饭。
劳动妇女磨面支援前线
在新区征借粮已迫在眉睫。然而，我军在新区征借军粮还面临很大困难，主要是缺少可信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淮海战役开始后，铜山县(今徐州市铜山区)新成立的毛寨区有7.4万余人，我党干部仅有两位。此外，新区干部普遍缺乏解决困难的信心，对上级安排的征借军粮的任务片面强调“时间紧、任务重、干部少”。针对这些问题，华野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严格按照党中央、华东局淮海战役前制定的方针政策布置任务，命令：“向群众筹粮要付足粮草票，留下证明信。每人平均土地在一市亩以下者，不借粮。每市亩借粮最多不能超过十斤。个别地主、富农存粮多者，可以多借。”针对干部少的问题，命令：“就地支拨，区、乡以下可以临时利用蒋伪人员。”
保甲长历经北洋、日伪、国民党统治时代，长期在农村从事征粮、支差等工作，身上既有腐化贪婪的一面，也有熟悉农村事务性工作的一面。通过他们为我方征借粮食，弥补我党在新区干部不足的劣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战争的胜利。铜山县因煤矿停工，矿工失业，国民党散兵游勇和部分潜藏的特务趁机乱抢(1948年11月10日—12日最为严重)，暗杀我党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一度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于是，铜山县委组建铜北工作队发动政治攻势，贴出布告禁止抢劫，号召国民党敌特人员限期登记，以求自新。地主蒋立姜曾当过伪乡长，自卫战争后，我党撤出邳睢铜，他杀害过解放军军属；淮海战役打响之后，蒋匪军迅速西撤，蒋立姜通过关系了解到我党政策，扛了一挺机枪、5支步枪前来请求宽大处理。为稳定社会秩序，铜北工作队本着宽大精神，允许他为人民立功赎罪。蒋立姜随后搞到40支步枪和一挺机枪，全部上缴。其他逃跑的国民党工作人员、地主等看没有生命危险，也敢回家了。铜北工作队接着在各区召开保甲长会议，先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讲战争形势，讲明政策和法令，指出他们的罪恶，号召他们立功赎罪。保甲长们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宽大政策，会后一般都能痛快地接受任务。不久，没参会的保长也主动与铜山县政府接触，以求自新。
翻身农民丈量土地
进步保甲长成为征借军粮主力
华东野战军三纵进入萧宿县新区(萧宿县既有老区也有新区)，为消除群众担心解放军“打完就走”的顾虑，向群众宣传：“这次不走了，我们要打徐州！”并积极组建政权，以“稳定民心”。华野三纵任命民教科科长为区长，将在萧宿县新区战斗的永埠的某同志任命为乡长，让留在当地工作的游击队队员负责办公。新当选的这些干部很快就向群众宣布征借军粮标准，然后摆个账桌立刻开始办公，当天就在一个保筹集了5000斤面。
部队要完成作战任务，筹集军粮也限于驻地附近。然而，华野三纵与支前民工合计3万人，人均3斤粮，一天就需要9万斤粮食，附近乡村无法负担供应多天的粮食。萧宿县既有老区也有新区，华野三纵先到达新区，不久萧宿县干部到达新区。萧宿县老区为淮海战役准备了20多万斤粮食，但供给一个纵队也仅够维持两天，因此供应问题仍需要在新区平均负担、统筹征收就地解决的方案。于是，我党开始普遍建立乡政权，这成为推行党的支前政策和命令的主要手段。萧宿县新区保长中没人敢出头，萧宿县采取和铜山县类似的办法，召开保长会，宣布纪律和政策。保长会上，由参会的保甲长选出“保长头”。萧宿县党委一开始没有让之前当过国民党乡长的人来任这一职务，但保长当选了“旧乡长”。于是萧宿县干部向群众调查了解，对于没有做过坏事的保长，经谈话后，任命为乡长。这种情况在冒山乡就出现了6例。
萧宿县在淮海战役中新成立的两个区，仅3天时间就建立了13个乡(镇)政权，并立即开始办公。新区有了基本政权组织体系，人民政府发布筹粮支前布告，宣布征借军粮办法，印制统一票证，很快就利用国民党政权保甲系统征借粮食。有的保甲长很积极，请出贫苦知识分子(私塾先生)管账，几个跑腿的维持秩序，确定办公地点，建立办公处。保甲长先号召军烈属、积极分子，自报数目，带头出粮，群众见状才把自己为数不多的粮食拿出来供应前线。雪枫县(今永城市)顺和区贫农马刚彦家境极为贫困，本来不用摊公粮，但还是拿出全部粮食支援前线。保甲长还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征借粮食标准，进行支前动员，向群众宣传“借粮一定还”，然后具体布置预借粮柴问题，分配各家任务。依靠这套临时组建的组织体系，萧宿县新区五六天之内就筹集军粮五六万斤。
某地农民缴纳公粮支援战争
事实上，新区群众从前没得到过我党实行减租减息和土改带来的利益，对于“借粮一定还”颇有疑虑。杜聿明部由徐州窜至永城被我主力包围后，豫皖苏三分区下属的萧县各处因战情发展太迅速而未及时建立粮站。面对远处粮食不能运来的情况，自12月3日到17日，保甲长在借粮工作中向群众说明保证补还，群众开始不大相信，后来看到商丘至砀山、济南至徐州铁路运输的军粮源源不断运来，才渐渐有了信心，很快就完成了豫皖苏三分区布置的500万斤借粮任务的大部分。萧县支前过程中部分保甲长表现非常好，王老庄的保长为我军筹柴粮、借东西、带路，而且是在接近火线进行支前工作，群众都称他为“老伙计”，足见保长也有很进步的。
军事上的胜利带来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而我党工作人员少，对于新区力有不逮，使用原国民党政权下层工作人员包括保甲长征借军粮，是人民政权尚未建立的不得已行为，但唯有如此才能解决大军给养。而从保甲长的立场看来，一方面感到筹措军需的任务实属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出于保障自身安全考量，又必须承担。随着工作时间一长，保甲长对我党宽大政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开始的不安全感逐渐被打消。
淮海战役期间我党在新区使用保甲长协助征借军粮满足了部队需要，对战争的胜利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保甲长征借粮食、组织人力、实行合理负担，让不了解我党政策的群众体会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不同，初步发动了群众，改造了群众某些落后意识，提高了群众觉悟，同时也为新区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淮海战役结束后，在支前中得到群众信任的部分原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保甲长得以留任。但更多的是在支前过程中表现积极、敢于负责并得到群众认可的贫雇农登上了村庄的政治舞台，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建设打下了政权组织基础。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