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而不击”这四个字，是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明的一顶帽子，大意是说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在敌后“游来游去”、保存实力，并不真打。这个说法流传了八十多年，至今仍有人拿它做文章。

判断一支军队打没打仗，最笨也最可靠的办法，是看数字。而数字的来源，最好既看自己怎么说，也看敌人怎么说。

先看咱们自己这边。

朱德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给出的统计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七年半中，对敌大小战斗共计十一万五千余次。到抗战结束时，这个数字更新为十二万五千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平均下来，全面抗战的八年里每天有四十次以上的战斗发生在敌后战场。这说明，游击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打，都在消灭敌人。

但自己统计的数据，总有人不服，那就看日军的档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是站在侵略者立场写成的战史，里面收录的是日军自己的作战记录。书中记载，华北方面军第一一〇师团报告：1938年8月到1939年10月，“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一个师团，平均每天就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交火5次，那全体侵华日军呢？1941年1月，日军搞“冬季肃正作战”，仅一个月内就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交战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同年全年，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各部与八路军17198次。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给中国派遣军的一份报告，原文被朱德引用在七大报告中：“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如果中共“游而不击”，日军在华北的交战对象七成半是鬼吗？

日军不仅记录了交战频率，还记录了他们对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判断。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在情报负责人会议上说得非常直白：“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战史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并惊呼“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那么，为什么“游而不击”的说法还能骗人？

因为它故意混淆了一个前提：敌后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本来就是“小仗天天有”的游击战，而不是正面战场的大兵团会战。用“有没有打过大型战役”去衡量游击战争，等于用尺子去量温度，工具本身就用错了。

游击战的战略逻辑，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得很清楚：敌以少兵临大国，占领区必然空虚，游击战争正是在这个空隙里生根、缠斗、消耗敌人。这种打法不追求一仗歼敌几个师团，追求的是让侵略者每一分钟都为占领付出代价。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平均每天五次的交火，就是这种“代价”的日常刻度。

况且，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并非“只游不击”。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主动发起百团大战，参战兵力达105个团约27万人，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这场战役在战略上策应了正面战场，日军不得不从正面抽调兵力回防，客观上缓解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百团大战的官方定论说得很明白：它以“实际行动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如果“游而不击”成立，八路军有什么必要、又有什么能力发动一场二十七万人规模的进攻战役？

最后，还要算一笔“游而不击”论者永远绕不开的账：伤亡。

“游而不击”的潜台词是“避战保命”，但敌后战场的代价恰恰是极其惨重的。1942年5月，日军三万余人在太行“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时中弹殉国，年仅37岁。一支军队的副参谋长死在反“扫荡”的突围路上，这叫“避战”吗？1941年秋，七万余日伪军对晋察冀发动空前规模的“扫荡”，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将敌人引上绝路，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跳崖。晋察冀军区当年的反“扫荡”战斗详报、战报中对这些战斗均有明确记载，聂荣臻等军区首长还联署颁布了学习训令。如果一支军队“不击”，它的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去牺牲自己、保存主力？

敌后战场在最残酷的岁月里，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到1945年，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抗战初期的九万余人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260余万人，收复国土约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亿。这些数字不是“游”出来的，而是一场一场打出来的。

“游而不击”这句话，从它被发明的那天起，就不是在描述事实，而是在做政治文章。它的真正功能，就是别有用心地否定敌后战场的价值，进而否定谁在真正支撑持久抗战。

谎言可以流传很久，但它在铁一般的史料面前，从来站不住脚。

参考资料：

[1]朱德：《论解放区战场》(1945年4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148页。

[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156页、第278页;下册第17页。

[3]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9页。

[4]新华社：《从这些数据，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2025年9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50903/a298b0d10ec74904a4cc96021fe4f7f6/c.html

[5]刘子君：《百团大战：抗日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旗帜》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