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的抉择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细节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作战训练参谋刘善本，驾驶530号美制B-24重型轰炸机从成都新津机场升空，起飞后不久即掉转航向，飞越秦岭，冒雨降落在延安。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第一人，刘善本这一义举在国共两党均引起巨大震动。

然而，这场“空中起义”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筹划？长久以来，受限于史料，外界对刘善本起义前十天的真实心路历程知之甚少。直到一份尘封半个多世纪、长达38页的未刊口述手稿重见天日，这段隐秘历史拼图才得以完整。

作家牧野批注的刘善本口述笔录

这份珍贵的史料，正是刘善本在1958年留下的口述笔录，由中共党员、编剧、作家牧野(厉歌天)等人于1958年5月15日整理完成。1960年8月28日，牧野批注此底稿，并据此完成电影剧本创作。1968年3月10日刘善本遭迫害后，牧野遂将手稿托付友人刘坤伦秘藏。2010年，刘坤伦将其赠予笔者(同村亲戚)保存至今。依据这份独家手稿，从6月17日接到飞行运输命令到26日成功降落延安这10天间，刘善本完整而曲折的筹划历程才得以首次披露。

01

从“航空救国”到梦碎

刘善本，1915年生于山东安丘泊庄(今属潍坊市昌乐县)，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1943年，他被选派赴美受训，以优异成绩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B-24重型轰炸机驾驶技术。所谓“天之骄子”，绝非虚言——在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内部，飞行员享受着极高的薪饷与超然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和老百姓相比，算是一个有钱有势的特殊阶级”。

刘善本原以为，凭借自己精湛的飞行技术，一定能实现“航空救国”的夙愿。然而，现实却一次次将他的理想击碎。1945年，他驾驶着美制B-24重型轰炸机，途经印度卡拉奇时却被强令原地待命，直到日本投降才回到上海。他本以为和平建国的曙光就在眼前，可等待他的，却是国民党高官训话“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内战叫嚣。即将接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的他丝毫不觉荣耀，相反，耳闻目睹的种种，日渐令他内心不安。

美国空军顾问爱伏罗原本是中校，调来之后被临时破格提升为上校，凌驾于国民党空军人员之上。此人拿着高额薪金，经常带女伴驾驶运输机从上海飞香港走私货物，甚至在回程途中把飞机交给这位女伴驾驶，在上海大场机场撞毁了一架停在地面的B-24重型轰炸机。据刘善本口述回忆：

这架飞机以及被他肆意损毁的另一架飞机，要花费多少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被蒋介石聘请的上校顾问随便糟蹋了！

1945年秋，第八大队自印度返回上海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政治部主任简朴来到第八大队发表内部讲话。周至柔说：蒋介石是为了“统一中国”，停战协定“是一种策略”，“我们有四十个美械化师，有八百架飞机，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刘善本回忆时说：

我留在这个反动集团里将要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呢？做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轰炸自己的同胞？轰炸老百姓爱戴的八路军？这样我还算不算一个中国人？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从那时起，刘善本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面目，决心飞往延安。但他明白，这件事不能靠一时冲动——自己需要等待一个既能驾机升空又能驶向延安的机会。这一等，便是从1月等到6月。等待期间，他曾尝试寻找同行者：

我就准备约几个同伴一道飞走，因为在两年前，我曾经和几个比较有正义感的人谈过，为了要揭发蒋政府的丑恶，大家驾飞机到延安。于是，我就个别地去进行。结果，这些所谓“知心朋友”变了，主要原因是用飞机来来往往偷运私货，赚得了很多钱；也有刚刚娶了妻子的，因此就鼓不起勇气了。好吧，即使如此，我一个人也要干！

1946年5月，刘善本被派往东京，成为中日谈判代表的专机驾驶员兼英语翻译。谈判中，麦克阿瑟手下一名少将参谋公然宣称要保留日本工业化，让中国继续“搞农业”，“将来日本的工业产品可以到中国换取原料”。刘善本说：“这算什么话！美国人把战败的日本和胜利的中国同等相看了！”

而国民党代表团“卑躬屈节、唯唯诺诺”，更让刘善本感到“辱国丧权”。这次经历，让他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

回到上海驻地没几天，机会终于来了。

02

接到命令，开始筹划

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给驻上海的第八大队发来一道紧急命令：限6月23日前，将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美制军用无线电器材全部空运至成都。刘善本此时代理第三课课长，利用职务之便先借口天气不佳拖延期限，又把自己编进了执行任务的七架运输机之中。

离开上海之前，刘善本做的第一件事是还清所有欠款。他回忆说：“我还欠了几个人的钱！无论如何，我必须通通还清，免得我走后给他们留下一个‘话柄’：我飞延安是革命，自己为革命还没尽到一点贡献呢，反而给革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然后，他去书店买了《群众》《民主》《文萃》《世界知识》各一本。他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任何渠道，这几本进步刊物，就成了他心目中的“介绍人”。他说：“我拿着《群众》的时候，颇为得意地想：‘请它做我的介绍人吧！’”他还买了一双结实合脚的球鞋，“准备用来爬山路”。

最难的是面对家人。刘善本回忆说：

母亲、妻子、女儿和兄弟，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走，根本没有上飞机的可能；可是一旦我飞到延安，势必要给他们带来灾难。这种矛盾与痛苦日夜都在折磨着我。

为避免家人受到牵连，刘善本忍着痛狠下心，对家人只字不提起义计划。出发前离开家门时，他心里有多少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他走到母亲身前站了站，在妻子旁边坐了一会儿，只含糊地说“出差到云南”。他抱起不满4岁的女儿兰平，舍不得放下，连叫几声：“兰平，兰平！”孩子天真地要求他回来时带一双皮鞋，他听到这句话，心里一阵酸楚。他回忆说：

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还需要从昆明带皮鞋回来吗？孩子的心灵多可爱啊！马上，我把自己的感情提高一步：这次飞延安的意义，其中也包括着为了更多人家的孩子将来获得幸福。

刘善本放下女儿，拎起那双球鞋，带上两支手枪，转身离开了家。

03

昆明装货，首次起义失败

6月23日，七架B-24从上海起飞，飞机没有编队，各自朝着昆明飞去。每架飞机都塞满了走私的香烟。到昆明后，机组人员立即“开会”决定“送礼打点”，拿到“放行条”后，十几辆汽车满载香烟驶出机场，开往昆明市区。

刘善本的那架飞机装的是超短波天线。他在昆明机场看到木箱上的英文标识，先是一阵失望：“光是些超短波天线，我运到解放区有什么用呢？”但转念一想：“我这一飞机超短波天线给他们带去，国民党这边就会有很多军用天线架设不起来。”他问场务负责人每架飞机装多少，回答是6000磅。他回忆说：“我跟他们说，‘这架飞机可以装8000磅，你们再加上2000磅吧。我负责，我是这架飞机的机长！’我说着，故意装得很神气。”场务负责人犹疑了一下，好像怕机长的面子上过不去，就让场兵动手再装上2000磅。

物资装完后，刘善本又想到这次起义必须排除一个最大的麻烦，那就是领航员李某(刘善本称他“鬼样子”)。据刘善本回忆：“此人思想落后、势利眼，像一只苍蝇一样叫我讨厌，一周后还要回上海完婚。”此人夹带私货最多，但昆明香烟行情暴跌，其货款一时难以收回。刘善本顺势劝他留在昆明催款，待收回货款后购买银子带回上海再赚一笔，飞行领航由自己代劳，声称飞成都已是老熟路了。李某被个人利益打动，同意了。刘善本心里如同去掉了一块心病。

然而，6月24日清晨，刘善本在机场看到天气图——陕西、山西、绥远一带全是大雨，心里正在犹豫。李某却气喘吁吁跑回来了：“我怕出娄子！”刘善本在口述中直言，他对李某十分厌恶。但已经来不及了。

飞机升空脱离编队后，刘善本原本计划在贵州上空宣布起义，为此在飞行途中他暗中卸下大家的手枪弹匣，装进自己的裤袋。但到了贵州空域，俯瞰地面崇山峻岭、峡谷幽深、人烟稀少——如果机组人员拒绝起义选择跳伞，在深山里绝无生还的可能，于是他临时决定等到重庆上空再宣布起义。他让李某把航向调到重庆方向。李某反问：“为什么不到成都新津？”刘善本说新津归航台信号弱，不料话音刚落，通信员唐玉文就接通了新津归航台。机组一阵哄笑：“昨天你还说昆明到成都是老熟路，今天怎么害怕了？”刘善本只得恢复航向，降落在成都新津机场。落地后，他找机会把弹匣悄悄还了回去。第一次起义就这样未能如愿。

躺在新津机场宿舍的床上，刘善本反复推演着每一个环节，反思自己：“脑筋这么简单，怎么干革命呢？心里烦闷极了。”

04

周密谋划，最终成功

挫折并未让刘善本动摇，反而促使他更周密地谋划。第二天，他在报摊上买到一份《华新晚报》，看到“下关惨案”的详细报道，他越看越是愤懑，飞延安的决心更加坚定。此时，成都无线电修造厂陈副厂长因私事想搭刘善本的飞机去昆明，他敏锐地意识到：“此人并非机组人员，好极了，像获得了胜利的消息似的，我简直压制不住我的激动。”他满口答应，甚至表现得格外热情。

刘善本很快又接到飞行指令，要求6月26日再次飞昆明运回第二批军用无线电器材。起飞前，他走进新津机场气象台，气象台一片混乱，满屋灰尘、废纸散落，三个工作人员无精打采。刘善本借口看天气，趁他们不注意，从一堆凌乱的航空地图中翻出几份西北地区的航图，揣进怀里。

6月26日清晨，雨停天阴。气象台工作人员告知昆明天气已放晴，可以起飞。这时场站负责人临时安排几名刚毕业的通信学校学员搭机去昆明报到。陈副厂长和几名稚气未脱的青年学员上了后舱，刘善本心中暗喜。

飞机升空后，朝着昆明方向飞去，刘善本让副驾驶张受益操控飞机。他走到后舱，看到那几名青年学员已在机舱地板上昏昏欲睡，就对旁边的陈副厂长说：“老陈，我们几个人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是反对内战，我们要飞到延安去！”陈副厂长脸色惨白，恳求道：“老刘，你知道我刚结婚，家里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请你借给我一份保险伞(降落伞)，让我跳下去吧！”刘善本告诉他，现在云层下面是山是水都不知道，跳下去必死无疑，“到了延安，你如果不愿意留在那里，我保证把你送回来”，这才稳住了陈副厂长的情绪。

回到前舱，刘善本先要了通信员唐玉文的手枪。唐没多想，顺手抽出手枪递了过去。刘善本又将副驾驶张受益放在座椅中间的手枪踢到自己座椅底下，然后故作惊慌地喊道：“糟了！糟了！后舱那几个人全是共产党！又是手榴弹又是手枪，逼我送他们去延安，不然就要和我们同归于尽！”前舱顿时一片骚乱。此时，李某、空勤机械师唐世耀和唐玉文也都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混乱中，刘善本悄悄把李某和唐世耀的弹匣也卸了——飞机上所有武器尽归他掌握。

过了一会儿，张受益突然一拍大腿：“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地！”李某却说没带西北航图，刘善本说：“你看我提包里有没有？”——那份航图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李某看到西北航图后，只好同意掉转航向。

飞越秦岭天险时遭遇猛烈雷雨云，浓黑的云层夹着倾盆大雨，正如刘善本回忆所说：“击打玻璃罩上的雨水，已经分不清雨点了，简直像泼来的水。”机舱内氧气稀薄，张受益面色紧张，刘善本的手却异常沉稳。他知道，上方是数千米的缺氧高空，下方是秦岭近乎垂直的山脊线。面对前方秦岭主峰，他凭借过硬的飞行技术，硬将飞行高度从3700米拉升到4300米，几乎是贴着山尖惊险掠过。

李某又接连出了三个损主意：爬高缺氧窒息后舱人员、剧烈颠簸制造混乱、机组跳伞弃机。刘善本抓住他胆小怕事的弱点痛斥一顿：“你不要耍小聪明！共产党在上海到处都有秘密联系的……你不要家了！你不要命了！我还要呢！”李某这才安生了。

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刘善本看到一座青砖瓦房和山坡上的窑洞——他在进步刊物上读过，延安老城被日军炸毁后人们在土坡挖窑洞居住，由此断定这里就是延安。他辨认出简陋的机场跑道，在细雨中安全落地。两名身穿灰军装、持枪的战士从深草中走来，警惕地盯着这架涂着国民党党徽的飞机。刘善本看到战士领口的红布领章，心跳加速——真的到延安了。

刘善本首先跳下飞机，上缴全部武器。后舱几名学员趴在窗口问：“这是到什么地方啦？”刘善本喊：“延安到了！”一名学员因口音差异误把“延安”听成四川“雅安”，诧异道：“飞这么久才到雅安？”这一下，前舱机组全明白了：后舱根本没有什么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刘善本一个人策划的。张受益瞪大双眼望着他，刘善本走过去拍拍他：“小受，对不起，这件事没有事先告诉你。”

这些细微甚至有些鲜活的片段，或许正是起义最真实的一面。正如刘善本在这份口述笔录末尾所说：“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我们能够从国民党反动集团里逃出来，投身到革命的队伍里，在我的这一生中，是多么有意义、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本文选自《纵横》2026年第10期，作者系江苏省句容市收藏家协会会员，红色史料收藏者、研究者；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