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解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不同观点的商榷
——以李述森有关著述文献为例
丁堡骏 王博雅
摘要：《资本论》以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典型为人类社会揭示了奠定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西欧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是反映马克思晚年成熟思想的重要文本。这两封书信作为对《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的文本，揭示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尚未走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升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界，另一方面更精辟地论证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它是对唯物史观和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任何以版本差异等为借口来否定《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方法论的一贯性、任何将《致信》和《复信》说成马克思没有表明自己观点而是持不明确观点的中性意见的说法，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伟大丰碑，十月革命的胜利将俄国推向世界社会主义前列，为东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历史先河。无论在革命之初、革命过程还是革命胜利之后，十月革命及其背后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不同观点思想交锋的重要场域。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集中体现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下简称为《致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这封书信起草时的四份草稿，以下统一简称为《复信》)两份重要文献之中。能否正确解读这两份经典文献直接关涉如何论证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二十世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期，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以后，西方学者不断质疑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围绕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提出“单线论”“多线论”“先单线后多线”等论争性观点，亟需我们加以回应。(1)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揭示了一条人类社会从落后到繁荣的跨越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的第一代领导人正是以苏为鉴才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曲折。我们要总结其经验教训，但是不能彻底否定十月革命道路。从一定意义来说，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路。
新时代呼吁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升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研究必将面临新发展。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讲清楚二十世纪苏东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失败，能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性、建设特点和未来光辉的发展前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课题。要完成这样的关键课题，没有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没有对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正确解读，还是很难做到的。为了更好地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踔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思想理论界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不同学术观点展开争鸣，以期使真理愈辩愈明。李述森教授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否定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道路问题有明确意见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本文试图对李述森关于两封书信解读的不同理论观点进行商榷，欢迎李述森教授和学术界的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一、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还是拓展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路径？
学界众多学者都因为马克思晚年所撰写的《致信》和《复信》具有支持俄国民粹派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观点的思想倾向，而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又带有明显的空想性特征，所以不敢承认两封书信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众多学者都认同上述思想逻辑，但是他们都没有在自己的有关论著中明确地表达这一观点。李述森教授在《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发表的题为《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的文章中第一次以确凿文字表述了这一观点。该文首先提出这样的疑问：“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终生为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俄国民粹派是农村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奉者，极力主张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晚年真的会放弃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而认同俄国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吗？”(2)李述森在这里讲的第一句话，主要是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贡献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纯洁性的坚守。第二句话则讲的是，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带有严重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民粹派主张俄国在保存现有的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三句话便是李述森提出的疑问：马克思会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而倒向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吗？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马克思面前可供选择的对待民粹派的态度，是不是只有以下两个选项：要么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对民粹派的理论和政策一概否定;要么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根本立场，不折不扣地接受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如果在马克思面前只有这两条道路且二者必择其一的话，那么李述森的判断也许就是正确的。然而，李述森所分析的马克思对待民粹派理论和政策选择的答案中显然丢掉了这样一个方案：马克思从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批判地改造民粹派，使其抛弃空想社会主义成分，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阵营中来。可见，李述森所坚持的如下逻辑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为了守住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底线就不能赞同民粹派关于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任何有价值的意见。李述森事实上是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粹派的俄国公社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了。从这样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对俄国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都存在狭隘认识的立场出发，李述森对前文中自己提出的疑问的解答是，“详尽考察马克思的三份俄国问题文献，我们将作出否定性的回答。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晚年尽管在政治上非常看重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较少公开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但也完全没有为了政治上的考量而公开认同他们的理论”。(3)在这里李述森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在政治上非常看重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肯定了马克思“较少公开批评他们的理论观点”，(4)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李述森将马克思《致信》《复信》等文献所表达的思想，即赞同俄国不继续走1861年开始走的向西欧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而希望为俄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仅仅看作是在理论指向上力图与俄国民粹主义划清界限，这是值得商榷的。
认同某一人物或某一学派的某种观点，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认同这个人物或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呢？是不是因为马克思晚年有俄国社会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观点，马克思就和俄国民粹派没有任何区别了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俄国民粹派的空想的村社社会主义之间无疑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派思想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1861年之后，在俄国公社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原始积累”道路问题上，马克思和俄国民粹派是有共同之处的。这就是二者都主张俄国公社不要盲目走“原始积累”道路，即奔向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和民粹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马克思要建设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民粹派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做基础，只是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带来的苦难而抗拒俄国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民粹派关于俄国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
科学社会主义是要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以此为基础，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不必重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可以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方式获得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5)《致信》和《复信》等文献所表达的恰恰是，马克思基于对民粹派既有俄国不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同路人关系的友情又有对他们的泛斯拉夫主义斗争关系的严肃批判精神，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道路进行的拓展说明。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正在向资本主义道路演进的历史事实，狭隘地反对民粹主义试图阻止将俄国公社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政策主张。马克思对于民粹派思想家不是只讲斗争，而不讲在斗争基础上的团结。因此，在《致信》行文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自己对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的讥讽和批判的语言过于犀利，甚至都有所自我反省或缓和。马克思说：“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6)马克思之所以要对自己过去的著作做这样的语气上的自我反省或缓和，是因为在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上自己同民粹派有共同的主张，即都不主张俄国公社迅速解体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强调“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等等。”(7)换言之，马克思批判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是为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缓和其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语言，说明马克思要团结和改造民粹派。进一步，马克思行文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海洛夫斯基的不同程度的肯定，表达了马克思与民粹派有距离的合作，或者说马克思有将一个理论层次较低的民粹派提高到或者改造到马克思主义的层次上来的愿望。总之，马克思对民粹派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的。
早期的民粹派，包括米海洛夫斯基在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还是有积极贡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曾经写道：“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8)这就是马克思对俄译本翻译者丹尼尔逊的翻译工作的高度肯定。米海洛夫斯基撰文《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对马克思学术权威地位的肯定也是真诚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进行了认真辩护。他将马克思看作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权威，并且是与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的权威、与康德或斯宾塞在哲学领域的权威、与巴尔克在历史领域的权威，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权威。(9)就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批判而言，米海洛夫斯基形象地将茹柯夫斯基比作一只孔雀，孔雀开屏时人们会在地上看到孔雀的脚印(对茹柯夫斯基提出的学说和研究计划的戏称)，而当孔雀不得不时时收起尾屏时就擦掉了它的脚印(对茹柯夫斯基提出的学说和研究计划的戏称)。(10)他批评茹柯夫斯基在学术上常常是上演一出又一出的闹剧：许下诺言发现什么理论，忘记兑现自己的诺言，又许下另一个新的诺言，又忘记兑现这个新的诺言……(11)就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和它的基础——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米海洛夫斯基首先揭露茹柯夫斯基的理论批判只是重复庸俗经济学家西贝尔的陈词滥调，其次又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同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的贡献联系起来，揭露茹柯夫斯基不仅不敢攻击这两位古典经济学家，甚至早些年茹柯夫斯基还拿这两位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做文章。(12)毋庸讳言，此时的米海洛夫斯基由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对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理论辩护也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对米海洛夫斯基为马克思《资本论》所进行的辩护还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当然，在对《资本论》“原始积累”的方法论认识上，米海洛夫斯基没有把握住要领而产生的误读，其危害也是巨大的。当米海洛夫斯基读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有关论述时，他出于反对俄国公社走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道路的本能，而对他所误解出来的马克思著作中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提出了批评。李述森在《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中说：“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有关论述发生误解是有一定原因的，并且，他并非主张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变成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13)请注意，没有人认为米海洛夫斯基自己给自己的任何理论命名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或简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个称谓是马克思送给米海洛夫斯基的。马克思正是基于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西欧各国以外的俄国公社发展道路问题中去运用，就给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个理论观点送去了“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雅号。本来《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是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沾边的。把《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直接理解为包含让俄国公社通过私有化解体必然走向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纯粹是米海洛夫斯基的错误解读。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严格遵守不将西欧“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的适用性扩展到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原则。在马克思那里，《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中没有米海洛夫斯基所强加的东西——一般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深恶痛绝地批判道，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4)米海洛夫斯基所强加给马克思的东西恰恰也是马克思所反对的。而且按照《资本论》的方法论，马克思也极力反对俄国公社走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换言之，马克思的《致信》在表达《资本论》中有关“原始积累”的理论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时，是在马克思和民粹派共同拥有反对俄国继续走1861年开始走的向西欧资本主义过渡政策主张的基础上阐发观点的。可见，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的误读，也不是没有抱有任何美好的改造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派思想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希望的。李述森等人之所以单纯地把《致信》误读为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论战的檄文，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全面地阅读和掌握《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理论精神全貌，只看到了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论争的斗争性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寓于这封《致信》中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及情感因素。
正如李述森在个别场合所承认的那样，《致信》中马克思的分析结论“无疑包含着希望俄国不再继续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倾向。这可以说是比较趋近于民粹派立场的一种表达”。(15)但是，这并不是李述森所说的“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底线”问题。(16)其实，教育米海洛夫斯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改造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改造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使之避免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而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向科学共产主义过渡，这才是马克思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情操的坚守和对科学的共产主义实践道路的拓展。
二、不能以版本差异为借口来否定《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方法论的一贯性
熟悉《致信》和《复信》文本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回应米海洛夫斯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责难《资本论》为俄国开出了走西欧“原始积累”道路的药方时，在申明《资本论》“原始积累”部分将“原始积累”必然性的地域界限规定为“西欧”国家时，马克思援引的是1875年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有关段落。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有可能走“跨越卡夫丁峡谷”道路结论的学者，都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质疑意见。然而，李述森教授却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质疑。李述森在《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一文中强调：在《致信》中，为《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所描述的“原始积累”方法不包含俄国公社必然解体而走向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进行辩护时，马克思“引用的不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的论述，而是经过修改后的1875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有关段落……较之于德文第一版，这里的‘其他一切国家’前面出现了‘西欧’这一限制词”。(17)乍看起来，李述森以十分敏锐的学术嗅觉发现并牢牢地抓住了马克思《致信》行文中的一个似乎存在纰漏的地方。那么，“经过修改后的1875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有关段落”与之前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的论述”相比，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不是因为加上了“西欧”这一限制词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呢？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关于“原始积累”理论的原初表述，在法文版得到了更好的修订和润色，理论表达达到了更加准确和精美的地步。具体来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对原初表述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进行了改进，在这句话之前又加上了限制词“西欧”，那么这是任何著作者再版自己著作时也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进一步，如果李述森说，包括米海洛夫斯基在内的俄国读者，如果阅读的是经过马克思认真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就能更好地领会《资本论》原著精神并更加有效地减少人们对《资本论》思想内容的误解，那么，这个说法无论是对于马克思本人，还是对于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者来说，都应该是能够接受并且会受到欢迎的。具体地就俄国农业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而言，假设李述森说，如果米海洛夫斯基读到的不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包括根据德文第一版翻译的俄译本)，而是1875年经过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那么米海洛夫斯基或许不会将《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误解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进一步也许马克思就不会被米海洛夫斯基误解成与民粹派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有《致信》中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误解的纠正了。换言之，如果李述森说造成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方法论误读的多种因素中，也有《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表述上没有达到十分精准程度的原因，或许我们也可以勉强接受。因为马克思毕竟自己也曾经表示《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相对于《资本论》最初的德文版“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8)
然而，李述森并没有以此为界，李述森在为米海洛夫斯基误读《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方法论开脱责任时，认为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误读责任在于马克思《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文本表述本身。李述森试图论证《资本论》第一卷“原始积累”理论不是将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仅仅限定在西欧范围之内，但是李述森没有勇气直接这样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只是吞吞吐吐地说，马克思“强调《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论述只是介绍西欧各国的情况，没有涉及西欧以外的国家”。(19)请注意李述森这里的用语：“只是介绍西欧各国的情况，没有涉及西欧以外的国家。”(20)李述森的意思是，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不是没有“原始积累”，即不是在必然性意义上没有“原始积累”，而是因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时候没有涉及这类国家的情况。在《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中李述森说得更加明白：“在我国的相关研究文献中，这样的说法比比皆是，即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明确地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局限于西欧各国。本文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十分明显的误读。因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完全没有这样阐述问题。这样的表达方式只是出现在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我们不能将两者混淆，因为它们表达的涵义是不完全一样的。”(21)在这里，李述森表达了一种明确的观点：他反对学术界多数人的观点，即反对多数人认为的马克思在《致信》中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仅仅限定为西欧各国范围。他认为，这一观点仅仅是马克思在《复信》中所表达的观点。这样在李述森那里，《资本论》《致信》和《复信》之间就有了难以弥合的矛盾了。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矛盾都来源于李述森对《资本论》和《致信》等文献的误读。
那么，《致信》中到底有没有将“原始积累”的必然性仅仅限定在西欧各国范围内呢？这是一个涉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法文修订版、《致信》和《复信》思想逻辑统一性的关键问题。按照李述森的简单比对，好像马克思回应米海洛夫斯基仅仅以带有“西欧”字样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相应段落为基准。但是，我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事实并不是如此。
《致信》开始，马克思就讲到米海洛夫斯基“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的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的批评性插话”。(22)从马克思在这里的语言分寸中我们就能体会到马克思作为《资本论》作者对自己著作的理论自信。马克思描述米海洛夫斯基用“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马克思的言外之意是，因为米海洛夫斯基的著作中没有做这样的引证，因此《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没有将“原始积累”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俄国去。实际上马克思就是在说米海洛夫斯基用聪明的头脑发挥到极致也没能在《资本论》中找到一处描写俄国“原始积累”的地方！这不是马克思在为自己的命题“原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仅仅限制在西欧各国范围之内做论证吗？从马克思反驳米海洛夫斯基揪住不放的刊载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一个附注来看，马克思进一步为自己挣回了一个真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原始积累”理论的必然性没有扩展应用到俄国。李述森只是抓住了马克思在总结说明的时候为了简洁而用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说法做结论，而没有注意到在《致信》一开始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马克思依据的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文本事实。这里面的“聪明人”“找不到”“不得不抓住”，这些词语所涉及的对象都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文本本身。可见，马克思回应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著作的误读时，所举证的文本并没有离开米海洛夫斯基当时所能阅读到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
李述森所谓的马克思回应米海洛夫斯基误读“原始积累”理论时不是援引《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而是援引《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有关论述的说法是片面的。它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仿佛马克思明明是自己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著作里有俄国“原始积累”的论述，但是一遇到批评者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意见，自己又没有勇气来承认错误，而是利用修改后的法文版来进行搪塞和诡辩。为了躲避人们对《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追责，自己又搬出《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来扰乱读者的视线，最后使得问题焦点含混不清，再难得出真理性结论。然而，无论是从马克思对待科学严肃认真、勇于自我批判的态度还是从下文的实际分析中我们对此观点都是不敢苟同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到底有没有将“原始积累”理论的应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西欧各国以内？直截了当地，《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究竟有没有作出俄国人特别感兴趣的俄国公社一定要走“原始积累”道路的任何描述？假如《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写进了俄国的“原始积累”的有关内容，并且这一事实被米海洛夫斯基抓住以此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理论的方法论解释为一个理论，即俄国公社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必然性的理论，那么，就说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与《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存在实质性的矛盾，《致信》的内容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马克思要在自己所书写的《致信》中坚持《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观点，那么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反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不足或错误，然后才能对自己的理论观点进行辩护。如果马克思要在自己所书写的《致信》中坚持《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的观点，那么马克思就不能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文本为依据为自己辩护。
事实上，马克思在《致信》中回复米海洛夫斯基误读时所引证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法文版在表述这个问题的观点时没有本质的差异。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都没有俄国“原始积累”内容的大前提下，也就是按照《资本论》方法论原则的内在要求，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的前提下，为了回应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有关内容的误读，马克思可以选择《资本论》任何一个版本的有关内容作为论据为自己辩护。为了更加直截了当地回应米海洛夫斯基，马克思选择了最近出版的其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这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问题。设想一下，如果马克思不依靠《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而仅仅依靠《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是不是仍然可以有效地回应米海洛夫斯基的误读挑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只要我们重温一下《致信》开篇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显然是一个聪明人的描述，我们就会得到肯定的答案。在那里马克思说：“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23)难道马克思这样的说明还不足以澄清《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俄国“原始积累”的描述吗？当然了，写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时马克思自觉地遵守了自己的唯物史观方法论要义，其中没有任何的俄国“原始积累”的案例，也许马克思当时还不知道有人会在这里产生疑问或者误解，因此，马克思也就没有像后来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时那样，在“一切国家都在经历着同样运动”之前加上一个明确的限定词“西欧”。由此看来，马克思在回应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方法论误读时援引《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有关段落作为依据也不是什么违背学术讨论规范的事情！
李述森之所以抓住马克思引文中所用的《资本论》版本差异为米海洛夫斯基开脱责任，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他试图要将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性拓宽到西欧国家以外的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在李述森的认识里，不是《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理论的必然性仅仅限定在西欧地域范围，而是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原始积累”的必然性。其他国家没有列举其“原始积累”案例，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原始积累”的必然性，而是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时，或许还包括在马克思与民粹派论战时，马克思没有列举西欧各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原始积累”。
李述森在发现1875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对“原始积累”的国家范围突出了“西欧”的限定以后，按理说李述森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来深刻领会马克思“原始积累”的方法论。但是李述森的理论思维却没有按照这个路线向前走。李述森走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李述森强调要避开以下错误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只能在西方产生，俄国等落后国家不会产生资本主义。”(24)李述森强调：“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马克思紧接着又补充了这样一段话： 人们可以将我的这种历史概述中的哪些内容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 假如俄国想要遵循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在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告诉人们，俄国是可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他并没有仅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可能性限于西欧各国。这就与民粹派理论划清了界限。”(25)
关于马克思不需要与民粹派划清界限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已经作了说明，在这里不再赘述。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李述森这里明显是偷换了概念。马克思讨论的是西欧以外国家走“原始积累”道路是否有必然性的问题，而李述森却给马克思的论题改变为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通过原始积累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是否有可能性的问题，这是根本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马克思的本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对西欧国家有必然性，而对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不具有必然性。具体对俄国来讲，俄国公社通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没有历史必然性，与俄国“会不会”走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这两者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马克思反复论证和强调《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必然性仅仅限制在西欧各国范围之内，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排除俄国这样的国家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可能性。甚至我们更可以说，马克思从来不曾设想也从来没有排除过，已经经历了七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俄国会倒退回资本主义道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虽然不能否认这种历史事实，但是也不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三、《致信》到底是否存在逻辑不自洽问题？
关于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及时将《致信》按照自己的写作目的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问题，恩格斯曾经做过明确的说明。恩格斯说，马克思“写了这篇答辩文章，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26)这里恩格斯说得非常清楚，马克思没有寄出这封答辩性质的书信，只是因为俄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不利，俄国的反动势力不可能允许任何进步书刊刊发马克思的论文和著述。因此，《致信》没有及时寄出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的《致信》理论指向不明确、逻辑推理和逻辑论证有缺陷等等所谓的原因！然而，近年来国内颇为流行的是宣扬所谓的马克思“逻辑不自洽”“观点不明确”等似是而非的说法。在众多关于《致信》理论指向不明和逻辑不自洽的质疑学者中李述森的观点尤为鲜明。李述森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为何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说开去》的文章中，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根本上说，还是该信内容存在着诸多矛盾，在纯理论分析与基于政治考量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不洽”。(27)李述森从两个层次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从理论分析上马克思不赞成民粹派的观点，而从政治考量上马克思应该是赞成民粹派的政治主张和策略，这两者逻辑不自洽;第二，纯理论形态上也存在矛盾，这就是马克思以“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说明俄国公社道路，马克思并没有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给出任何准确的意见。(28)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在本文第一部分就马克思和民粹派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说明。虽然马克思和民粹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巨大差距，但是马克思还是有可能求同存异的。毫无疑问，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其理论水平一定远远胜过民粹派的任何理论家。但是，面对民粹派理论家在俄国积极翻译和传播马克思的著作所作出的贡献，面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缺陷和不足，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能高高在上地对民粹派的观点一概予以斥责。相反，马克思可能的态度是，充分肯定民粹派理论家可取的正确观点或思想倾向，纠正他们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错误和不足，走说服教育和团结改造民粹派的道路。马克思的《致信》就是表达了这样良好愿望的佳作。然而，在马克思是否赞成和支持民粹派理论观点上，李述森忽左忽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无疑是非常接近民粹派的……这如何能自洽呢？”(29)这里李述森承认马克思在俄国公社道路问题上的理论观点是明确的，是接近民粹派观点的。而在《关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中，李述森曾不遗余力地反对马克思赞同和支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粹派观点。(30)后面我们还要就这个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这里暂时放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马克思赞成和支持民粹派反对俄国继续走它1861年所开始走的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与马克思全盘接受民粹派的政策和主张之间并非不可以分开来进行区别对待的。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后者而放弃前者。
关于第二点，李述森说：“‘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中性的说法，只是‘破’而没有‘立’。具体到俄国，马克思既没有肯定它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没有否定它的这种可能性，至于具体走哪条道路，要看它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如果俄国所处的是同西欧各国相似的历史环境，那么它必然经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过程;反之，则不会。”(31)在这里李述森把马克思的话“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从《复信》文本中孤立出来，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了解读。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伪，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的《复信》文本中。在《复信》初稿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农业公社的二重性质及其二重作用。其次，马克思又分析了在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公社的演进形式都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在此之后，马克思以一个设问句提出问题：“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紧接着马克思自己回答道：“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 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32)从《复信》初稿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语之前马克思说了“绝对不是的”，即否定了单方向地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演进。在“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语之后，马克思又说了“[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33)可见，“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语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主要是纠正错误观念，即纠正把一切原始公社的历史演进都归结为单一方向地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错误。结合整个《复信》文本来看，在此之后马克思又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指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4)通过回顾马克思《复信》初稿文本的有关论述我们发现：第一，李述森将马克思原始文献中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语之前马克思说的“绝对不是的”给阉割掉了;第二，李述森又将马克思原始文献中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一语之后马克思强调的“[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给阉割掉了。当然了，马克思通过认真分析俄国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条件和国内历史条件而得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结论更是消失不见了！
从阅读原始文献出发，基于马克思阐发理论观点的历史语境来理解马克思《复信》的原意，马克思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就不是“一种非常中性的说法，只是‘破’而没有‘立’的”。(35)马克思这句话针对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把“原始积累”当作教条，硬说马克思把《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道路推荐给了俄国人的错误而说的。马克思首先说“原始积累”是《资本论》中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只适用于解释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不适用于俄国公社以“原始积累”的方式走向瓦解;然后才说，关于“俄国公社”是不是必然被以“原始积累”的方式消灭这件事，不要把《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原始积累”的概述当作灵丹妙药的药方来照方抓药。不要一见到西欧原始公社都走向了“原始积累”的剥夺道路，就将英国的做法拿来效仿。对于俄国公社，要具体分析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历史条件，然后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种语境中，马克思的“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就不是“一种非常中性的说法”，而是现实所指、非常明确地让大家具体分析俄国公社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历史环境的意见。可见，一切将《致信》和《复信》说成是马克思没有表明自己观点而是持不明确的中性意见的说法，都是不符合马克思著作原意的。
四、马克思到底是否表示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公社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看，马克思到底是不是表达了同民粹派所主张的关于俄国公社发展道路问题相一致或者相近似的理论观点。按照马克思当年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马克思与民粹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在《致信》中表达赞成民粹派主张俄国不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马克思也确实表达了这种观点。然而，长期以来不同学者都由于其中呈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认识分歧，对《致信》文本做马克思不赞成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保留俄国公社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解读。在所有关于《致信》理论观点不同解读的争论中，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话是最饱受争议的：“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36)学术界很多人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解读，都是基于一种静止的观点。他们没有把这句话放到马克思叙述的逻辑运动过程中去理解，而是把它孤立出来，仅仅就其自身进行解读。在《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一文中，李述森在大体上介绍了《致信》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前半部分之后说：“马克思进而向米海洛夫斯基提出问题说，你既然可以根据我对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的批评就得出我不同意他的民粹主义观点的结论，那么你也应该根据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经济学方面贡献的尊重而断定我同意他赞成的那个民粹主义观点。”(37)在这里李述森把马克思陈述自己“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的目的，看作是表明马克思反对赫尔岑的民粹主义观点。同时，李述森把马克思回顾自己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成就和在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上卓越研究的尊重的目的，看作是马克思为了表明自己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赞成的那个民粹主义观点”。李述森就这样将马克思文本中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命题以一个抽象的马克思“反对赫尔岑的民粹主义观点”与马克思“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赞成的那个民粹主义观点’”互相抵消掉了。关键问题是，李述森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在这里是为什么问题而争辩？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要拿出《资本论》“原始积累”部分有关批评赫尔岑的段落来替自己辩护，主要是为了回应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误解为可以套用到俄国公社未来前途和命运问题上的错误。换言之，《致信》讨论的核心命题是，《资本论》“原始积累”理论到底是否包含了俄国公社灭亡的必然性。
我们看到，在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既然……那么……”的因果复合句中，“既然”后面的那个表示原因的子句是以《致信》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的说明作为其理论支撑的。马克思在那里陈述了自己1867年反对赫尔岑的三个方面：第一，治学不够严谨，靠二手资料研究俄国公社;第二，对欧洲人口危机给出的是错误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解决方案;第三，在这个给欧洲人口提供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解决方案中俄国公社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被低估了。在1877年的《致信》中，马克思又反思和回顾自己过去反对赫尔岑的具体意见，之后马克思又突出强调他不同意米海洛夫斯基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38)可见，这里因果复合句的原因句“既然”后面的内容中，马克思表达的是他反对低估俄国公社的地位和作用，反对因为自己曾经批评过泛斯拉夫主义就因此而把自己错误地当作反对俄国人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发展道路的人。可见，这里因果复合句中的原因句，马克思力图要表达的是自己与民粹派思想家在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矛盾的。对于上述因果复合句中表达结果的子句，即“那么”后面的思想内容，只要我们注意一下马克思在《致信》第一部分第二自然段前半部分的铺垫，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了。在那里，马克思首先说到自己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学贡献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其次，马克思基于此文的目的又刻意具体陈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公社发展道路上的卓越研究和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告诉米海洛夫斯基，应该有理由根据自己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尊重，判断出自己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命运的观点。到这里我们说的是，将马克思《致信》中表达对俄国公社命运观点的“既然……那么……”这个因果复合句的内容向前联系，就能对马克思的思想表达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现在，我们要将这个句子的思想内容向文本的后续延伸。
如果说《致信》文本的第一部分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段，马克思还是用自己的思想发展的逻辑循循善诱地引导米海洛夫斯基和俄国读者领悟自己赞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粹派关于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的观点，那么，《致信》文本第一部分第三自然段，马克思就是为了消除人们的疑惑而直截了当地给出自己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与民粹派相同的观点。马克思说：“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9)这是一个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理论智慧的、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研究成果的命题表达。这个命题的逆否命题是，如果俄国要获得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那么，俄国就不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按照形式逻辑原命题与其逆否命题等价的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与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共同主张。诚然，如前所述，并非列举出了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主张相同，就是将马克思贬低到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理论水平的位置上了。
围绕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观点的否定还有种种错解马克思文本的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一文中，李述森首先叙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部分仅仅是用来描述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源。之后李述森便说：“如果人们非要将这一历史概述运用到俄国的话，那么结论也只能是这样：它会迅速地将大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俄国一旦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40)对于这段文字，李述森还标注是援引了马克思《致信》的原始文本。
对于不熟悉《致信》文本的人来说，可能会相信李述森这样的概括与马克思在文本中的表述并无差异。但是，实际上这段话中包含着对马克思著作原文的断章取义。马克思的原文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41)而这句话到了李述森那里被转述为“如果人们非要将这一历史概述运用到俄国的话，那么结论也只能是这样：它会迅速地将大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42)显然，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满足了“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那么俄国就必然“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而经过李述森的转述后，就把这样一个由约束条件和满足约束条件就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构成的完整命题，篡改成了没有上述命题中的约束条件而只有事件结果的伪命题。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约束条件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满足这一约束条件必然得到的结论是“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即俄国公社必然解体)。马克思的完整命题是由这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完整思想。换言之，命题的约束条件和命题在约束条件下必然要发生的事变的结果，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可见，在李述森那里“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约束条件被取消了，直接裁剪出“它会迅速地将大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即俄国公社必然解体的事件结果。马克思命题的另一种表述是，俄国公社必然解体，除非俄国要建立一个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命题经过李述森的转述和曲解之后就变成了：俄国公社无条件地必然解体。马克思已经被李述森变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李述森与米海洛夫斯基走到了异曲同工的误解马克思的道路上去了。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告诉人们，马克思为什么要放过茹柯夫斯基对《资本论》的全面否定和歪曲而偏偏要揪住为自己辩护的米海洛夫斯基的非出自主观意愿的误读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能不承认，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其危害往往比公开明火执仗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五、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和历史道路的辩证法，都不在于一般地说明事物发展有连续性和事物发展有飞跃性或跨越性。问题在于，什么条件下和为什么事物发展能够走出跨越性道路;什么条件下和为什么事物发展走这种跨越性道路不是超越客观条件的盲目冒进？什么条件下和为什么事物发展呈现出走连续性的道路;什么条件下和为什么事物发展呈现出走这种连续性道路而又不是必然与保守和维护旧秩序甚至是复辟倒退相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人们随时都能倒背如流，可他们一遇到一个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时就表现出不该有的彷徨状态：理论家们，或者否定现实的实践，或者动摇理论自信匆忙地去改造或重塑历史唯物主义。
《致信》和《复信》作为马克思晚年成熟思想的经典表达，展示了《资本论》以西欧资本主义为背景所阐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放到俄国这个尚未完全走进资本主义社会的东方社会国家，如何才能使其走出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案例分析。这个典型案例分析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升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境界，另一方面又更精辟地论证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逐步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今天，我们如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即坚持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性道路;如何坚持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连续性道路;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又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马克思的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最鲜活的方法论镜鉴。
注释：
(1)例如，爱德华·萨义德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归结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单线论历史观，凯文·安德森以《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吗？》为题回应萨义德对马克思的指控。但是凯文·安德森认为1850年之前马克思持欧洲中心主义的单线论历史观，1850年之后马克思才转变为多线论历史观。详见Kevin B.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10。
(2)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3)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4)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464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9)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现代哲学》2022年第2期。
(10)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现代哲学》2022年第2期。
(11)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现代哲学》2022年第2期。
(12)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现代哲学》2022年第2期。
(13)李述森：《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3期。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
(15)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16)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17)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19)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20)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21)李述森：《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3期。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24)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25)李述森：《马克思“俄国问题”研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坚守——以三份经典文献为对象的考察分析》，《东岳论丛》2023年第8期。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3页。
(27)李述森：《马克思为何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说开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
(28)李述森：《马克思为何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说开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
(29)李述森：《马克思为何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说开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
(30)李述森：《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3期。
(31)李述森：《马克思为何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说开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页。
(35)李述森：《马克思为何不寄出〈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从学界三种代表性观点说开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年第4期。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37)李述森：《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几个问题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3期。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页。
(40)李述森、董雪：《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42)李述森、董雪：《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丁堡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博雅，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1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