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谈论遵义会议，总是冒出两个字：“转折”。标准的表述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何为“生死攸关”？生死悬于一线之谓也！如果没有这个转折，何来长征的胜利？如果没有这个转折，党和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不可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得以挽救。不能挽救又如何？后果摆在那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两次会议，被誉为实现了历史转折，一次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次就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何谓“转折”？标准表述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如果再发挥一下，也可以这样理解转折的内涵：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从不成熟的小党弱党开始走向成熟大党的转折;对人民军队而言，是从大挫折开始走向大胜利的转折;对中国革命而言，是从危局、困局、险局、死局中突围出来，开始走向新局面的转折。

关于遵义会议的转折的内涵，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和6月16日，有两段说明：

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邓小平提到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了长征，除任弼时外，也都参加了遵义会议。在改革开放初期被确定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四位重要成员，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也都参加了长征，前两位还是遵义会议的参与者。

人们或许有个疑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明确的职责也不过是中央委托的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周恩来的“帮助者”，为什么说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呢？

这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党和红军的命运，都取决于战争的胜负，军事斗争毫无疑问是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要为军事斗争让路，毛泽东复出虽然只是参与指挥军事，但他发挥的作用却决定着党和红军的工作全局。在致命的危机中，谁能够带领党和红军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和红军的“主心骨”。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指挥实践来看，他虽然是周恩来的“帮助者”，但几乎所有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关键的和重大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拿主意。他最有办法，且敢于决断，实际上成了党和红军战略行动的决策灵魂。更重要的是，军事战略战术的转变，影响的不仅是战争的结果，更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转变。

由此不难明白，在非常年代，毛泽东虽然没有正式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党的核心领导。领袖常常是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出现，在危机中被选择，在克服危机中被信任，在走向胜利中被确认。

邓小平说，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有能力的成熟的和稳定的领导集体，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独立自主选择自身领导人的话语权。特别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里，主导中央决策的，都是共产国际认可甚至是直接由他们选择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负责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王明、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7岁、24岁。

党之所以能从遵义会议走向成熟，党中央之所以在会后具备了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一个关键因素是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完全失去了联系，由此，修正错误、调整领导层结构等重大决策，都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请示共产国际，或等待共产国际裁决批准。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重大危机，进而成功地化解了党内的领导危机。

世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非凡之处，在于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而后继续前进，而且前进得更好。

当然，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有轻慢共产国际的意思。

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章程》第30条明确规定：“各支部中央委员会个别成员或一批成员放弃职权，应被认为是瓦解共产主义的行为。党内任何领导职位都不是属于担任这一职位的个人，而是属于整个共产国际。各支部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才能在改选以前解除委任。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未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擅自批准辞职，应属无效。”

这些规定，揭示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真实的上下级关系。如果把共产国际比作一家跨国公司，那么，它的总部设在苏联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只是它的一家“海外分公司”。这就可以理解，遵义会议对博古的批评那样严重，为什么在会上没有把他“轰下台”(张闻天、王稼祥语)，甚至在张闻天写的会议正式决议中，也没有公开点博古的名，只是用两个叉号代替。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权力这样做。根据《共产国际章程》，不存在博古主动辞职或被解除中央“总负责人”职务的可能，博古也因此有底气“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经周恩来劝说，他才主动交权给张闻天，但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核心决策。

此外，无论是以张代博，还是毛泽东进常委，都属于重大人事变动。按共产国际的章程，还需要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为此，“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先后于1935年2月和6月派潘汉年、陈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目的显然是争取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成果的认可。

本名秦邦宪的博古，俄文名字叫博古诺夫，确实是和王明有很深的思想联系。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曾解释过他为什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他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个‘国’字，在我的脑海里压得很重。昨天有人议论说我是‘卖国贼’，当时我就是怕背上这个罪名。”毛泽东后来也多次讲过：“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王明、博古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博古1925年入党时，刚18岁，一年后就去莫斯科学习，1930年5月23岁回国，等待分配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做总工会干事、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3月被任命为团中央书记。只过半年，准备去莫斯科的王明就指定他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这样的升迁节奏，肯定是一种异象，如此异象也只有在党还不成熟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博古的政治和理论水平、口才和魄力，还有他的革命勇气和热情，就像其俄文名字的词根一样，仿佛总是在“燃烧”。他的缺点也非常明显，眼睛更多的是去看远方，不大着眼于中国的实际，再加上政治上缺乏实践锻炼，军事上缺乏指挥经验，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在政治上听王明的，军事上听李德的，你不想让他听都不行！他又要听别人的，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自然就要专断一些，帽子准备得多一些，以此来压服不同意见的人。

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也有相似的反思：“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我只是形式上的推一推，说‘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结果，几年下来，铸成错误！

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博古很快融入新的领导集体，积极配合工作，真心实意地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拥护党中央的决策，对毛泽东心里是服气的。但是，到陕北后，毛泽东等人提出要改变此前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的政策时，博古又明确表示反对，在会上和毛泽东等争论得很厉害，原因就在于涉及中央此前制定的政治路线，他是要坚定维护的。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尽管李德的军事指挥造成巨大灾难，但请他来指挥，毕竟是中央认可的，何况他代表共产国际权威，一个外国人经历艰辛来帮忙，毕竟不是为了把事情搞砸，所以，党中央后来也没有把他怎样，仍然以礼相待。先是派他到一军团工作，到陕北后，还邀请他参加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样的高层决策讨论，在军事上帮助出主意。抗战初期，让他做后方司令部的顾问。李德1939年8月离开延安回到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被安排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回到民主德国，当了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曾经的中国红军最高指挥者，最后搞起了文学，难免让人唏嘘。他1973年出版的《中国纪事》，对在中国指挥千军万马的叙述，确实也够“文学化”的，多有不实描写，对毛泽东颇有攻击。

还有个问题，遵义会议为什么只纠正错误军事路线而不反对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反而肯定党的四中全会即王明上台后，党内明明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道：遵义会议主要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主要只解决了军事问题”。会议上，刘少奇实际上提出过要讨论错误政治路线的问题，但被毛泽东阻止了，并含蓄地说，那些问题几天几夜也讨论不清楚。

这样做的考虑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共产国际认可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未必拥有毛泽东那样的思想认识水平，如果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扯出来讨论，势必伤害转不过弯来的多数人，引起强烈反弹。就像把需要文火焖烤的烙饼，直接扔到旺火灶里烧，那烙饼谁还能吃得下呢？何况，王明当时还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络“枢纽”，直接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权威。他离开中国前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是不能去碰的，遵义会议不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也不可能把博古看成是“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关于遵义会议，人们印象很深的还有本名何克全的凯丰。他是所有回忆中，唯一被点名坚定支持博古、反对毛泽东的人。

他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这与他的经历有关。

凯丰1927年3月在武昌中山大学入团，当年底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思想上和王明、博古以及当时的张闻天、王稼祥是一致的。1930年回国后，博古介绍他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主要在上海、香港负责共青团的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博古又安排他担任团中央书记，他之所以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是因为他代表着共青团组织。凯丰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此前接触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经历，都和博古极度相似，回国后一个在党中央工作，一个在团中央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开创建立，没有感同身受的经验。

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也是心有不服。他似乎要看看，“暴风骤雨”般的转折之后，升起来的是太阳还是月亮。离开遵义，复出的毛泽东指挥土城战役失利，他还发了句牢骚，大意是：看来狭隘经验主义也未必行。但当中央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摆脱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凯丰服气了。当有人抱怨毛泽东的指挥就是跑路，早晚会把部队拖垮时，他支持了毛泽东;在张国焘搞分裂时，他坚定维护中央权威，同他的江西萍乡“老乡”作了坚决的斗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如何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的争论，出现“东西南北中”五种意见，凯丰是少数几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渡黄河东征的领导人之一。

可见，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尊重实践、信奉真理的。修正过去的错误，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的实践来证明它是普遍的真理。张闻天曾经说过，真理在谁手中，他就跟谁走。

真理在谁手中呢？真理在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革命者手中！真理在长征的路上，真理在战士的脚下！真理需要革命者用双脚将它踩出光亮，用心把它点燃！

(作者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本文原载作者所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的《长征何以永远》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