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
小引
抒写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如果不能还原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内容，说起来总是桩憾事。但三天遵义会议，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原始记录，事后20天起草的三份文件，基本上过滤了会议现场气氛和发言内容，也不能说是会议的还原。一些纪实作品，只能根据零碎回忆做些概括，都无法细写。有些影视作品，则设计一些别致场景，比如，让毛泽东在会议上拿出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军帽，甚至搬出一台牺牲的红军裁缝使用过的缝纫机机头来现身说法，讲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作为艺术虚构，为了好看，观众或许不会去追究其真实性。但从常识来看，毛泽东怎么可能搬着笨重的缝纫机机头，来到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严肃会场呢？如果真有此举动，岂不显得用心太过，有些让人不那么舒服的刻意。
三天的讨论，20位与会者不知说了多少话，讲了多少理，谈了多少事，你来我往争了多少次，现场的气氛和每个与会者的反应，何其丰富和激烈、活跃而又严肃。还原这件事，总得有人来做，不能让90年前遵义城柏公馆二楼会客厅那些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声音，消失在岁月的尘埃里，没有一点历史的回响。
怎样才算是会议现场气氛和发言内容的还原呢？实际上，不管看了多少资料，谁也无法做到句句有来历，但必须大体符合会议发言的特殊语境和当事人的经历、立场及身份。这是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本篇中的人物对话我们都加了引号，但并不代表是人物在会场上说的原话。这类写作所追求的，应该是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有机统一。这篇纪实的内容，不谈遵义会议的前因后果和历史定位，只想把读者引向会场的发言，去听听90年前的历史回声。
难以回答的军事哲学难题
一条长桌，围着各式各样的座椅，里圈的围得密一些，外圈的椅子稍显疏落。下方点着火炉，一把藤躺椅放在距火炉不太远的地方，那是专门为腹部受伤重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准备的。其他人的座位随便坐，大体上，会议的主角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不会坐在外层一圈。李德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搬起一个凳子刻意放到外圈最靠近门口的位置。他是列席人员，倒也合理。
会议有两项议程。第一项议程，修改黎平会议做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与会者几乎没有展开什么讨论，都同意了。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第二项议程，也是此前确定的本次会议的主议程：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战略转移以来，军事指挥方面的经验教训。当博古宣布开始这项议程后，现场的氛围一下子凝重起来。
博古拿起事先准备的报告稿子，推了推自己的眼镜，努力让自己平静地面对众人的目光。他首先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确实失败了。除了李德听伍修权翻译后神色有些意外，其他人都表示满意。
接下来，博古说道：“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一点，就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敌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出动50万军队围困中央苏区，加上围剿其他苏区的，总兵力达到一百万人，敌我兵力实在悬殊。武器装备就更悬殊了，他们光火炮就有1500门，飞机500架！由于敌人对苏区的长期封锁，我们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很难积蓄起与强大敌人作战的物资和装备。还有，我们各个根据地之间被敌人分割开了，大家各自为战，相互呼应和配合不够，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也是客观现实。我们在白区的工作始终没能取得显著的进步，党对白区群众的动员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没有能够有效地支援苏区的反‘围剿’作战。还有，众所周知，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利用堡垒战不断压缩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而我方使用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
伴随着博古侃侃而谈，众人渐渐有所意外和错愕。王稼祥、彭德怀等人直接面露不悦之色，周恩来表情十分严肃，毛泽东似听非听，正在用一根旧铅笔在纸上快速地书写着什么，表情凝重。李德低头听着伍修权的翻译，频频点头。
最后，博古收住话头：“以上这些难以克服的困难，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此，我作为中央的总负责人，也是深感痛心！”
博古说完，现场一片寂静，齐刷刷的目光看着他。看到众人错愕不满的目光，他想，我讲的都是事实呀，难道有什么不对？不过，他还是常规性地补充说：“当然，这些总结，要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张闻天问：“博古同志，除了你说的这些客观原因外，有没有主观方面的错误呢？”博古回答：“当然有，中央对反‘围剿’的困难估计不足。我们所实施的个别指挥，确实也有一些失误之处。”
有人议论：不应该只是 “有些失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恐怕是战略战术都出了问题。也有人回怼：中央的军事路线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这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呢？
王稼祥不满地说：“共产国际批准的，就算当时是正确的，但后面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难道就固守僵化不变通了？”
博古很肯定地作答：“我们并没有固守僵化嘛，否则怎么会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呢？刚才，大家都同意的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向，不就是中央的变通之计吗？”
朱德显然不认可博古的解释：“战略转移之后，明明看到敌人设置了几道防线，可还是一条道走到黑，就是不知变通嘛。”
凯丰起而相顶：“战略转移的方向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至于敌人的封锁线，难道敌人有了封锁线我们就不往前闯了？”
深谙内情的王稼祥反驳：“明明有更好的路线可走，毛泽东同志当时就几次提出过建议！”
博古再度解释：“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试，难道就是正确的吗？”
凯丰继续发挥：“是呵，我们党不能凭‘狭隘经验论’办事！”
“狭隘经验论”，恰恰是曾经扣在毛泽东头上以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顶不小的“帽子”。
本名何克全的凯丰，为什么会如此坚定地支持博古呢？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1927年3月在武昌中山大学入团，当年底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思想上和王明、博古以及当时的张闻天、王稼祥是一致的，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后，被博古介绍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主要在上海、香港负责共青团的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博古又安排他担任团中央书记，他之所以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因为他代表着共青团组织。凯丰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此前接触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经历，都和博古极度相似，回国后一个在党中央工作，一个在团中央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开创建立，没有感同身受的经验。许多与会者的后来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拥护博古同众人唱反调的，似乎只有凯丰。
博古的主报告之后，人们熟知的遵义会议上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显然，会议的走向并不明朗。
毛泽东一直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次会议既然主要是总结军事上的问题，而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红军总政委，又是战略转移以来“三人团”成员，自然要作个报告的。
果然，在大家各持立场的时候，周恩来扫视争论的众人，起身说：“同志们！下面我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一个补充报告。”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都看着神色严肃的周恩来，有的人面带疑虑，有的人面带期许。博古还点头说：“关于军事方面的总结，恩来同志是内行，也更有权威，所以才请他作个报告。大家听他发言就是了！”看得出，他对周恩来的报告抱有明显的期待。
周恩来拿起稿子，明确提出，博古同志刚才讲的客观原因，确实存在。但也不得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与我们制定的战略、战术错误有关。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博古和李德难以置信地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停顿片刻，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才道出理由：“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从1933年9月下旬开始的，与此前四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敌人采取了新的‘堡垒主义’战略，对中央苏区进行层层压缩。面对敌人战略的改变，我们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战术上被动地以‘堡垒对堡垒’，又加了一个‘短促突击’，这就不能像前四次反‘围剿’那样大开大合，只能固守而战，让各军团完全失去了机动灵活的作战特点，被动挨打。这说明我们的战略战术确实有问题。”
随着周恩来的陈述，大家频频点头。李德和博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毛泽东一直凝视着周恩来，目光中流露出感慨和赞许。
李德坐不住了，忍不住起身问道：“周！你这是对我和博古同志的批判吗？”周恩来回答：“李德同志，你说得不全面。”
他目光转向众人，诚恳地说：“我参与了指挥，同意了‘堡垒对堡垒’的战略方针，也协助‘六路对六路’全面拒敌计划，包括战略转移前后的一系列军事部署，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都是参与决策的，许多部署都是我具体实施的，我对这一系列错误，负有重大责任。我的账，我要认！在这里，我恳请组织对我的错误进行严肃地处理，我愿意接受组织给予我的任何处分！”
众人感慨地看着周恩来，都没有说话。在如此高级别会议上，真诚提出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周恩来接着把目光转向博古和李德：“博古同志，李德同志，错了，就是错了，我的账我认，你们的账，最好也认下来。”
周恩来把责任从客观引向了主观，胜败之道，取决于客观形势还是主观决策，不光是一种政治表态了，还引向一道政治哲学难题。不愿做这道难题的李德扭过头去，博古则推推眼镜不说话。
周恩来眼含泪花地看着众人：“我记得在战略转移出发前，有人问我：周副主席，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还会再回苏区吗？我当时说，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告诉你答案。实际上，许多同志没有等到我的答案，就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再有同志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我希望，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答案！”
掌声不约而同地响起来。所有的目光都望着周恩来，有博古、李德、凯丰的遗憾和不解甚至不满，也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等人的感慨和赞许，更有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邓小平等人的尊重和钦佩。
王稼祥率先表态：“我认为和博古同志的报告比起来，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是客观的，诚恳的！”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同意王稼祥的看法。
博古为稳定气氛，找补了几句：“大家不要意气用事，我已经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客观的原因我都讲了，主观的原因恩来同志也讲了。”
凯丰迅速补充：“我认为，博古和恩来同志的两个报告，合起来，是全面的。”
彭德怀说：“恩来同志刚才说得好，有账，就要认！”
凯丰借题发挥：“我提请大家注意，这是很严肃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说话要有分寸！”
林彪：“如果不让我们说话，让我们来干什么？”
聂荣臻：“不让我们发表观点，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义何在？”
周恩来：“同志们，我们既然开会，就要开诚布公地去讨论问题，大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凯丰看了一眼周恩来，又面对众人的反对的目光，讪讪地坐了回去。
周恩来下意识把目光转向毛泽东。博古、李德也下意识看着毛泽东。这时，几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这目光有博古、凯丰的忐忑，有朱德、刘伯承和各军团首长的期待。
门口位置，李德用俄语对伍修权低声说：“看来，毛要讲话了，他才是唱主角的人！”伍修权没有附和回应，也没有翻译他的话，只把目光转向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准备发言。倒是张闻天忽然起身说：“同志们！我谈一下我的意见！”
为什么由张闻天来作“反报告”
众人都意外地看着张闻天，但很快理解，张闻天虽然不负责军事工作，但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党内领导层排名第二，是应该有一个发言的。
在张闻天发言前，博古并不是特别紧张，但心里是复杂的。尽管长征以来，张闻天和他的观点屡屡冲突，但觉得张闻天从根本上毕竟是莫斯科留学期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战友，都受王明和共产国际信任。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为了改造和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先后派遣几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回国，其中，包括王明、张闻天、博古以及参加这次遵义会议的王稼祥、凯丰、杨尚昆。张闻天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地位很高。他的理论水平、文化素养和写作能力，在党内排在前列。参加革命前，他是与会者中唯一到美国留过学的人，还发表过长篇小说《旅途》，是“革命加爱情”小说的开山鼻祖。1931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受破坏后，王明赴莫斯科接替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行前，安排博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人，同时增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央苏区之初，张闻天和博古是相互配合工作的。1934年1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报经王明和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名单中，张闻天依然是排名第二的常委。随后，博古安排他代替毛泽东此前担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二苏大取消了“临时”二字)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职务，而毛泽东只剩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了。
随着对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日益深入了解，张闻天越来越感到博古的做法有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广昌战役失败后，他和博古的分歧公开化了。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博古很不满地回击说：你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可见，他们的话语体系，常常离不开苏俄革命历史。其实，要讲苏俄的革命史，张闻天更有发言权。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红色教授”，有时候，连王明都要高看他几分。1934年6月，张闻天在《斗争》杂志上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即已表明，他从毛泽东批评的“洋房子里的先生”，开始转变为“走出洋房子的觉醒者”。
在反对“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遵义会议上，不是由毛泽东，而是由张闻天这位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来作“反报告”，是最恰当不过的选择，会有更强的说服力，阻力也小。如果由毛泽东这位不被“待见”的人出来作“反报告”，哪怕是相同的话，别人听起来也会有对立情绪，阻力会大许多，效果会小许多。
张闻天有条不紊地从衣兜里拿出准备好的发言提纲，一字一句地说：“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记得泽东同志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叫《调查工作》，那上面真有些预见呵。比如，上面说，我们许多新接任的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纯主观地‘瞎说一顿’。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按自己的想法干，就会胜利。真的是这样吗？”
他的目光转向博古：“博古同志，我恰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战略转移之所以屡遭重挫，主观原因大于客观原因！反‘围剿’开始后，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不民主的！惩办主义大行其道，自我批评丝毫没有！你们完全忽视不同意见，还采取各种压制和惩办的方式，来打压和排挤。”
博古低头做笔记，压抑着激烈起伏的心情，手由于激动而微微颤抖。李德侧头听伍修权的翻译，脸色越来越难看，不停地大口吸烟。
张闻天接着说：“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中说过，‘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我认为，博古同志，恰恰是运用脱离了实践的空洞理论，盲目地去指导实践！最终的结果，用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
实际上，刚到中央苏区时，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态度，有些敬而远之。1934年7月，他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城外的云石山寺庙，二人有很深入的交谈，逐渐对毛泽东的主张有了较多理解。长征途中，他和毛泽东、王稼祥被编在一起行军，讨论了许多问题，意见越来越一致。这个发言，本就是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过的。所以他的发言，有可能会在一头一尾引用毛泽东《调查工作》中反对本本主义的那些话。
那些话，相当于在理论上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错误定了性。博古自然坐不住了，他起身激动地说：“洛甫同志！我承认，我们有些方面的工作确有不当之处，但你把这些错误归于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危险的；完全归结于我和李德同志身上，也不公平！”
张闻天：“把责任推到下面，就算公平？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把黎川失守和浒湾失利的责任推给了萧劲光，还对他进行审判，连党籍都没有了，对战略部署上的失误却只字不提。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你们也不反对同十九路军形成统一战线，但当毛泽东同志乘机与十九路军配合，用主力打到外线歼敌，你们却置之不理，让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广昌战役，你和李德直接成立野战司令部，独断指挥权，死守根本就无险可守的广昌，多少同志的建议都被你们否决了！最后呢？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丢了！紧接着，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也丢了，为此，还撤了红22师政委方强的职。敌人的包围圈日益缩小。泽东同志又提出，用主力打到湖南中部，搞外线作战，寻机再打回苏区，结果你们还是不听，反倒来一个六路对六路，分散拒敌。我们真是步步失利啊，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
张闻天继续说：“战略转移的过程中，泽东同志就行军路线和战略方向问题提出建议，可你们置若罔闻！机械地、呆板地、固执地坚持出发前制定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向。敌人难道是傻子吗？我们的行军路线和前进方向，敌军早已经预判得一清二楚。我们呢？硬是眼睁睁地在湘江东岸钻进敌人的口袋阵里。这一系列失误和损失，难道不是主观上造成的吗？推卸责任，恐怕不好。”
李德忽然起身：“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伍修权同步翻译。博古对大家解释，李德同志列席会议，当然可以发言。
李德表情阴沉，一字一句地说：“我，完全地，坚决地不同意你们对我的批评！我，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一直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我的职责，就是根据共产国际批准的军事路线，利用自己熟知并掌握的先进的军事理论，和苏联成功的经验，为你们的军事行动提供建议！可是结果你们都看到了，你们并没有按照我的建议那样行动，你们根本无法理解和掌握先进的战法，以至于在具体行动中出现了重大错误。”
彭德怀气愤地打断：“李德同志，你这套说辞，不新鲜了！”
王稼祥附和：“这还不是推卸责任？！”
李德说：“不！我没有推卸责任！我想请问各位，为什么苏联那么成功的军事经验，到了中国就完全无法应用呢？这难道是苏联的问题吗？难道是我的问题吗？不！这是你们的问题！我来中国是帮助红军取得胜利的！不是来葬送这支军队的！我不怕死，我一直和这支军队在一起！是你们惧怕失败，不敢为了胜利付出更多的牺牲！”
伴随着伍修权的翻译，众人表情不满。博古和凯丰也表现出意外的表情！实际上，在此前的黎平会议后，周恩来向李德传达会议内容时，李德也曾轻漫地表达过对中共领导层的不满。据说，原话是你们是一些“乌合之众”，这等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引得周恩来气愤地拍桌子回击，连桌子上的马灯都跳动起来。
李德以为得势：“有理由认为，这次会议，是趁着我们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在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实行的错误的行为！但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迟早还会重新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到那个时候，你们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
现场的氛围降到冰点，众人都被李德的言论激怒了，连博古都下意识地推了推眼镜，颇为忐忑地看着李德。
这个回合的争论，看起来好像是卡住了……
毛泽东的发言：规律？历史？诗词？
头一天的会议，有三个报告，并且不时讨论，时间便差不多了。毛泽东的发言，大致应该是召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但为了让讨论的思路连续得更紧一些，我们设想，毛泽东是在李德反驳张闻天的“反报告”之后开始发言的。
李德讲完“我们迟早还会重新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短暂的沉寂中，吧嗒一声，毛泽东把手中的铅笔放到桌上。
在众人目光注视下，毛泽东起身，他凝视着李德，问：“我想请问李德同志，莫斯科距离遵义有多远？莫斯科的红场距离我们瑞金的阅兵广场有多远？”
李德错愕的表情看着毛泽东。
凯丰敏感反问：“毛泽东同志，你的意思是说苏联成功的革命经验没用，要搞自己的一套吗？”
毛泽东回答：“凯丰同志，你不要断章取义。苏联成功的革命经验是流血牺牲得来的，我们当然要尊重，要借鉴，但我们也要尊重我们自己流血的经验！更何况，我们的经验来得如此惨痛！”
毛泽东缓缓从衣兜里拿出一沓纸，他表情沉痛地展示给众人，说这是请作战局的同志统计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历次重要战斗的详报。
他打开纸张，沉声念着：“1934年4月，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共计伤亡5593人，约占总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军团伤亡2705人。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同志牺牲；8月，高虎脑、驿前以北地区的保卫战，红军伤亡2300余人，其中干部就有600余人。”
毛泽东顿了顿，把手指在舌头上蘸了一下，继续翻页：“9月，福建长汀的松毛岭，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的指战员，为了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他们在9月22日也就是阴历八月十四这天，提前过了中秋节。从八月十五开始，他们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七天七夜！罗炳辉同志后来告诉我，阵地后方的中复村有一座桥，那里有个征兵处，木桩上画着一道线，那是一支汉阳造步枪的高度！只要身高能超过这道线就能参军，许多伢子为了能上前线，是踮着脚去报名的！他们拿起梭镖和柴刀就冲上战场！七天七夜！多少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在那里！好多战士牺牲时嘴里还含着舍不得吃的月饼呢！”
毛泽东的眼圈红了，伴随着他的发言，许多委员都眼含热泪。
毛泽东没有停顿，继续翻动战报：“战略转移开始后，我们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红军伤亡3700余人，红四师师长洪超同志牺牲；第二道封锁线，红军伤亡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伤亡8600余人。一个多月前的湘江，三天激战，红军锐减到三万多人！这里面有多少优秀的干部，多少年轻的战士？”
毛泽东的目光凝望着众人，顿了顿，用压抑的语气说：“陈树湘，这个名字是我给他起的。他小名叫春伢子，1921年我在长沙清水塘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才16岁，(比画了一下)个子只有这么高。他每天挑着担子翻过一个小山梁来送菜，有一回，他在路上被蒺藜扎了脚，半大小子，疼得哇哇叫，眼泪鼻涕都下来了，他说他从小最怕疼了。当时，开慧给他上了药，他就坐在箩筐上听我讲课。这一听，就一发不可收拾。十多年过去了，陈树湘从春伢子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汉。为了掩护中央、掩护大部队过湘江，他率领红34师阻击敌人，队伍几乎打光了，也不退缩。那么怕疼的一个伢子，在伤重被捕后，硬是扯断了自己的肠子也不当俘虏！他多疼啊！我心里也疼啊！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当年在长沙清水塘，那个坐在挑菜的箩筐上，听我讲课的春伢子！”
现场一片哀伤和沉寂。
毛泽东凝视着呆立的李德问：“请问李德同志，莫斯科能看到我们的牺牲吗？这样的牺牲，是莫斯科希望看到的吗？绝不是！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同志，哪个怕死？我们可以向死而生，但不能向死而死！”
他扫视众人，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们的头，战士们的头，都掉了，还有队伍往前走吗？靠谁把革命干下去呢？在我们中国，1900年前就有了四个字——‘实事求是’！打仗，总是要实事求是的。”
与会者激动的掌声响起！警卫人员将一盏煤油灯拿进来，又拨了拨灯台上连接灯芯的铁片，挂在会议室上方的铁钩子上，屋内顿时明亮了许多。
王稼祥激动地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发言！联系上共产国际又怎么样？你们能反映问题，我们就不能向共产国际如实反映问题吗？！”
王稼祥也是被米夫安排回国使用起来的干部，他是有底气说这个话的。王稼祥早在1931年4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加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二次、三次反“围剿”战争，而且还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与领导了周恩来、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他的腹部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敌人飞机炸成重伤，由于取不出弹片，经常感染。正是在战争实践中，他的思想觉醒和认识转变发生得更早一些，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和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区别和高下，有鲜明对比，对毛泽东的认同感很强。
王稼祥话音刚落，张闻天明确表示，稼祥同志说得对！
博古表情复杂，缓缓地低下头。李德也黯然地坐下了。周恩来提出请毛泽东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指了指煤油灯：“灯芯不拨不亮，道理不辩不明。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把道理讲明白，把问题搞清楚。在这里是不能允许‘灯下黑’的，因为我们灯下黑一块，革命的路就要黑一片！”
他的目光转向博古：“博古同志，你的发言中强调了几点客观原因，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你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可是敌人对我们中央苏区连续发动的五次‘围剿’，敌我的力量对比，有哪一次不是如此悬殊？第一次，敌军10万，红军4万，两倍半于我军；第二次，敌军20万，红军3.4万，敌我对比接近六比一；第三次，敌军30万，红军3万，敌军10倍于我；第四次，敌军40万，红军约7万人，接近六比一；第五次，敌军50万，红军10万，敌我对比是五比一！可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红军都打赢了，第五次不但输了，还输得那么惨呢？”
毛泽东继续说：“你提到我们苏区周围的各个根据地之间各自为战，但前四次反‘围剿’，我们的各个根据地同样是被敌人分割开的，而且那时候各根据地的范围更小，实力更弱！你提到我们白区的工作开展得不好，瓦解敌军的工作很薄弱，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前四次反‘围剿’中！相比之下，倒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前，我们中央苏区的人民支前工作，在红军的财政、粮食、物资供应上，比前几次都做得充分，可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
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的确有很大的客观困难，但主要还是军事路线出了问题，属于主观失误！
失误在哪？毛泽东接下来讲了一些故事。一些与会者后来回忆，毛泽东讲的故事中，有两则在一年多后被他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现在研究遵义会议的学者，基本上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大体反映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或者说，他这篇文章本就是在遵义会议讲话内容的基础上重新结构，进而加写、改写的。
比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明确反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冒险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有类似的批评：“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由此，毛泽东把“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性质，精辟地归纳为三种：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讲得如此简明透亮，也只有毛泽东了。
正确的军事战略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大家自然希望毛泽东继续讲清楚。毛泽东也痛快地点头。
他略作思索，郑重地说：“要想讲清楚军事战略方针，大家首先要认识到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我认为有四个。这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存在普遍的军事割据乱象，这给我们提供了发展革命武装的可能。又因为我们国土面积广阔，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给了我们足够的战略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座位，继续讲：“这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敌人太强大了！国民党军队的人数之多，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军队！他们掌握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之多，也是空前的。这就引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三个特点，那就是咱们红军太弱小了！咱们跟人家相比，那就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根本比不过嘛！”
军事干部们会心一笑，气氛稍微轻松了一些。
毛泽东接着说：“可是咱们也不用为此悲观，因为中国革命战争还有第四个特点，那就是我们工农红军的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我们工农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我们坚持土地革命，就让我们获得了全国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红军强大的生命力！第一个和第四个特点，决定了红军有发展的可能，并且最终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第二、三个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很快地发展、很快地战胜敌人。”
他扫视着众人，引出总结性的观点：“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我们一切的战略、战术，都应该来源于此！可以说，谁要是不从这四个特点出发来制定战略战术，谁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谁就不能指挥红军打胜仗。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张闻天、王稼祥、军事干部们纷纷点头。博古也下意识抬头看着毛泽东。周恩来凝视着毛泽东，若有所思。
李德有些焦急地用俄语低声问伍修权毛泽东在讲什么。伍修权简洁地说：“他在讲规律。”“规律？”李德有些莫名其妙。
毛泽东接着说：“那是不是我们掌握了以上的规律，就能百战百胜了呢？当然不是，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我们还要根据每一次作战的具体情况，不断变换地去制定相对应的战略战术！有时候为了进攻而防御，有时候为了前进而后退，有时候为了打正面而迂回到侧面，有时候为了走直路，先要走一段弯路。这就叫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毛泽东看向朱德：“总司令，咱们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不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吗？”
朱德点头：“没错！这十六个字，要害是机动灵活、运动歼敌，它帮咱们打了那么多胜仗，帮咱们建立了中央苏区！ ”
彭德怀说：“第一次反‘围剿’，咱们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集中了优势兵力，红军在龙冈，一天就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老毛填词一首——‘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林彪说：“当时战士们把他从土坑洞里拽出来，他说他是伙夫，结果那些俘虏一见他就敬礼喊师座，他一下子就露馅儿了！”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也笑了：“这个战术，就像是两名拳师放对，咱们是那个聪明的拳师，先往后退让一步，张辉瓒那个愚蠢的拳师气势汹汹扑过来，结果让我们看出他的破绽，准准地给他一拳！一拳定输赢！”
李德不满地又问：“他又在讲什么？”正全神听毛泽东发言的伍修权没有侧身，随口答道：“他在讲历史。”李德茫然的表情：“历史？”
毛泽东接着说：“第二次反‘围剿’，国民党军换了招数，不敢长驱直入了，来了个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们呢？来一个运动歼敌，在运动中瞅准时机，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咱们走了七百里，打了五仗，缴枪两万余！”
朱德说：“这仗打完，老毛又做了一首词——‘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大家不约而同地喝彩。
毛泽东接着说：“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来犯，其中有他的精锐中央军10万，使用的招数是长驱直入，企图把我们聚歼于赣江。我们是怎么打的呢？先是绕道千里回到兴国集中，再由西向东，穿插到敌人的后方，让他们扑了个空。接着，我们牵着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搞了两个多月‘武装游行’，趁他们兵力疲惫的时候，改变战术，打其虚弱！连克上官云相、郝梦龄、毛炳文，三仗皆胜，歼敌万余！”
毛泽东豪迈地看着众人：“这仗打完，我又写了一首《渔家傲》，不过还没有写完，算是草稿。这首词在座的都没有看过，我来念一下——‘英勇红军凭肉搏，红旗翻处白旗没。地动天摇风雨跃，雷霆落，渠魁今日应活捉！’”
李德再次用俄语问：“他还在讲什么？”伍修权回答：“他在讲诗词。”李德更加茫然了：“诗词？”
会场又是一片掌声。一些到中央苏区比较晚的与会者，纷纷低声议论：这些话真新鲜！听不够啊！的确，他们到来的时候，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早已经打完。和博古同岁、在莫斯科留学时来往较密的杨尚昆幸运一些，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参加军队工作，后又被安排到红三军团当政委，在前线和彭德怀一起指挥打仗，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是感同身受的。
周恩来由衷地插话：“第四次反‘围剿’，泽东同志没有参与指挥，但我们对敌采用的战略战术，是按他的老药方抓药，打运动战，同样取得了胜利。”
凯丰仍然不服气。博古心事重重，他下意识拿烟，火柴盒空了。一只火柴盒递过来，他一看，是周恩来。博古感怀地看着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点了点头，又示意他继续听毛泽东讲下去。博古望着与大家畅谈的毛泽东，表情越来越复杂。
毛泽东讲完后，外面忽然传来防空哨音，周恩来猛地起身：是防空警报！同志们，赶快疏散！众人纷纷起身。负责保卫工作的邓发率先跑出门外查看。很快，他匆匆返回来告诉大家：“不用疏散了！刚才是我们负责防空警戒的战士把一只大鸟当成敌机了！”
众人一愣，随即放松了下来。朱德说：“虚惊一场嘛！老毛，你继续讲！”大家纷纷附和。
毛泽东指了指窗外，说：“我讲得口干舌燥，正不知道怎么结尾呢，正好机会就来了！同志们，我们把鸟当成飞机，不过是虚惊一场，但如果把飞机当成鸟，依据错误的判断做出错误的决策，那就要大难临头了！”
相争为党，相忍为党
毛泽东讲完后，王稼祥挣扎着起身要求发言。张闻天劝他，你还在发烧，坐着说就行了。王稼祥回答：“这话，要站直了说！”
他在大家帮助下艰难地站直了身子，扫视众人，斩钉截铁地：“我说三点。第一，我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实践证明，应该立刻取消‘三人团’，停止李德同志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第三，应该让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来指挥红军！我的发言完毕！”
王稼祥的提议，显然是会议议程之外的话题，大大出乎博古、李德意料。但从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反映来看，却也是情理之中。既然此前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改变军事领导层也属自然。后来，毛泽东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出关键一票”，很可能就是指这样的提议。当然，这个“关键一票”只是个比喻，现在还没有发现遵义会议上有投票表决的确切依据。
王稼祥的提议，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李德是反对的，这意味着对他的根本否定，对此，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得很清楚。博古也是不服气的，他意识到，关于此前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会议事实上已经达成共识，但自己又无法反对。再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何况，作为坚持党性的人，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组织原则，他很清楚，不愿也不能违背。倒是凯丰，更显年轻气盛，他不忍军事路线说否定就否定了。至于有没有其他人持和他们相似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回忆都没有谈到过。
会议自然而然地进入自由发言的环节。我们可以设想以下这些发言内容。
彭德怀：“洛甫同志、老毛讲过的，我都不讲了！我表明我的态度！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算起，一直到湘江战役，我们各军团因为错误的军事指挥，蒙受了那么大的损失，牺牲了那么多人，这个责任，得有人来认！”
李德听完翻译，激动地说：“我完全不能接受！难道你们的损失仅仅是因为我的指挥造成的吗？你们对战术执行的偏差难道就可以避而不谈吗？”
彭德怀：“李德同志，你不能醉死也不认这壶酒钱！”
这时候，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匆匆闯进会场，说有紧急军情！都一惊。周恩来接过电文，示意曾希圣先回去，他看电文，神色凝重说：“黔军柏辉章部六个团，向驻扎在刀靶水的三军团阵地发动了猛攻！”
彭德怀和杨尚昆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毛泽东说：“我们占了他的宅子开会，他不满意喽！”周恩来说：“德怀同志，看来你们不能继续开会了。”彭德怀：“请大家安心开会！我这就回军团指挥部！”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说：“走之前，我彭德怀表明态度！这个会不管开成什么样，跟着我们的人牺牲了那么多，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周恩来送彭德怀出会场，彭德怀情绪激动地说：“仗不能像以前那么打下去了！要像通道转兵以后这么打，过乌江，占遵义，出敌不意，这才是红军擅长的打法！这么打，老毛有办法！”周恩来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请你放心！”
待周恩来返回会场，李德正说：“军事路线既然是错误的，你们为什么以前不提，偏偏现在提出来？”
杨尚昆：“你忘了，广昌战役的时候，我们三军团的邓萍参谋长制定的作战计划，被你骂成漏洞百出，还说邓参谋长的军校白上了。”
朱德：“这个问题，伯承同志最有发言权！他就是因为提了不同意见，被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去了，谁还敢‘造次’？”
刘伯承：“军事指挥的错误，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样的帽子吓死人啊！”
聂荣臻：“对部队的指挥也是死板和僵化的！管那么细，让部队怎么灵活机动地作战？！”
李卓然：“战略转移以来，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中央纵队挑子、辎重一大堆，走得极慢，我们想快也快不得。”
刘伯承：“用六七千人来抬东西，一天走不到一二十里路，总是被敌人追着屁股打！五军团三十四师打没了，有几个生还的？”
陈云：“撤回来，还会受到处分。周子昆的红二十二师，在东岸阻击敌人，队伍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带了十多个人突围出来。结果到了湘江，李德同志不依不饶，训斥周子昆：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回来？他还让人把周子昆绑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好在是毛主席当时拦了下来。”
其他人也纷纷要求发言。博古起身阻止：“好了！我们是在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吵架！不是谁的调门高，人多势众，谁就有理！”
张闻天：“博古同志！我看吵架也不是什么坏事！这说明我们的党还没有完全成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是会有不同意见嘛。我们对真理还在继续探索。同志们积极表明自己的态度，也不能说是人多势众，说明我们的同志普遍觉醒了！这只会让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朱德：“说到吵架，1929年红四军七大前后，我和老毛吵了不少次，结果呢？证明老毛是对的！”
周恩来：“我们这个会，是相吵为党，也是齐心为党。”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博古，“大家也要相忍为党，现在吵，是为了更加团结。”
博古看周恩来不再说话，坐了下去。周恩来目光扫视全场，说：“同志们！下面我想做一个补充发言。我完全同意洛甫同志、泽东同志、稼祥同志和众位同志的意见，作为错误军事路线的负责人之一，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把我的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同时，我正式提议，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领导岗位，负责野战军的军事指挥工作！”
短暂的沉默中，除了博古、李德、凯丰之外，大家都表示同意，凯丰忽然起身说：“我不同意！”
凯丰说出他的理由：“你们都说泽东同志能指挥打仗，他靠的无非就是《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一点也不高明！”
这个理由确实有些牵强，而且逻辑上也不是那么通。于是，毛泽东反问道：“这《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一共有几章几节？”
凯丰可能没有看过，顿时有些语塞。毛泽东接着说：“看来你都没有看过此书，那你又如何断定我是靠《孙子兵法》指挥打仗的呢？换句话说，就算我靠这两本书指挥打仗，借用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对敌作战，又有什么错呢？”
朱德：“不管看什么书，打胜仗就是硬道理，活下去是真道理。我们四川话里不是说，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嘛。”
凯丰气盛，依旧固执：“反正我不同意撤换博古和李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博古同志是王明同志和共产国际指定的党的领导人，李德同志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怎么能说撤换就撤换？！”
朱德激动地说：“凯丰同志，你怎么还不明白？实践证明，现在的错误指挥，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中国红军要靠自己的本事打仗！”
毛泽东说：“总司令这句话好啊！中国红军要靠自己的本事！现在我们党，也要靠自己的本事，纠正过去的军事错误。”
朱德目光转向博古和李德，斩钉截铁地说：“昨天，李德说我们惧怕牺牲，我想说，过去，即使是这样错误的军事路线，我们的同志还在坚决执行，明知道会有重大牺牲，还在前仆后继，他们真的惧怕牺牲吗？可我们心疼啊！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不爱护红军呢？！哪一个愿意眼睁睁看着他们去白白牺牲呢？！”
指挥员们都感同身受地点头。
朱德目光灼灼：“刚才彭德怀离开前说了一句话，不能醉死也不认这壶酒钱。现在，我朱德也表个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朱德的话掷地有声，现场一片肃然，一下子沉默起来。
对事不对人
在大家沉默之际，刘少奇忽然提出一个让人意外的话题。他说：“军事的问题，大家都谈得差不多了。我长期负责白区工作，我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在白区的工作犯了‘关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工人运动和党组织的重大损失。我想就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提请大家讨论！”
是呵，长期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对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几乎是灭顶之灾的局面，比谁都难受。再加上博古的“主报告”对白区工作多有指责，心里难免疑问：你说白区工作没有配合好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难道中央对白区工作的路线就没有问题吗？
不料，他的这一提议，让博古浑身一震！大家面面相觑，议论纷纷。
博古猛地起身，语气异常激烈、急躁地：“我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质疑！难道就因为没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就可以否认党的路线和政策吗？！”
他扫视众人：“我想请问你们，你们难道不知道党的政治路线是怎么来的吗？在座的绝大多数可都是在苏联学习或工作过的。我想向大家表明一点，自我从入党那天起，我就立下誓言，要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奉献我的一切，包括生命！王明同志推荐我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我知道，以我的年龄和资历，担任这一职务是有些困难的。但我始终都没有忘记我的本心，一直遵照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指示，执行各项战略方针。在这方面，我认为我问心无愧！”
听了这番真诚的话，与会者一时无语。毛泽东顺势温和地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你提的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扯上三天三夜也扯不完。再说，把文火焖烤的饹饼，直接扔到旺火灶里烧，那饹饼谁还能吃得下呢？”刘少奇明白了毛泽东的深意，点点头。博古则颇有些意外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说：“博古同志，你刚才说得没错。这次会议20位参加者，大概只有我、陈云、邓发、彭德怀、林彪几个人没喝过洋墨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与会的同志，包括少奇同志，都是喝着苏联革命的奶汁来确定革命信仰，来做事情的。说明大家对党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
张闻天：“还真是，我们这些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的人，大多有一个俄文名字呢，我们甚至用苏联名字来代替了中文名字。比如，博古，就是博古诺夫的简称嘛，其实我们应该叫秦邦宪同志。而我呢，到现在，大家还叫我洛甫嘛！”
毛泽东：“即使我们没有去过苏联的人，大家也会承认我们对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没问题的！大家纠正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不是为了制造党的分歧，相反，是要更加团结，使我们党和军委的威信更高，使我们的军事领导走向正确的道路。”
博古由衷地点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我强调‘拒敌于国门之外’，是因为你担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个‘国’字，在我的脑海里压得很重。昨天有人议论说我是‘卖国贼’，当时我就是怕背上这个罪名，怕不好跟王明同志和共产国际交代，这可是涉及政治路线的大原则，谁担得起！”
毛泽东诚恳地接上话头：“博古同志，其实你不用背负这么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
博古诧异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真诚地说：“我们开这个会，是对事不对人。博古同志，你刚才讲了你的初衷，我是相信的！我没记错的话，你是1925年入的党，那时候你才18岁。”
博古认同地点头。
毛泽东目光转向众人：“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一年后就去莫斯科学习，23岁回国，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被王明指定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同志的政治水平、理论水平，他的聪明和魄力，他的革命勇气和热情，都是有目共睹的！”
张闻天：“是呵，博古这个人，就像他的俄文名字的词根一样，总是在‘燃烧’。”
众人听着毛泽东、张闻天的话，有的点头，有的疑虑，凯丰和李德有些意外，脸色好看了许多。多数人看毛泽东的眼光则充满了敬意。
林彪直率地问：“毛主席，那你说说，博古同志的缺点在哪儿？”博古也探询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说：“要我说，博古同志的缺点，是他的眼睛只看到远方，没看到眼下中国的实际，再加上政治上缺乏实践锻炼，军事上缺乏指挥经验，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在政治上听王明同志的，在军事上听李德的，你不想让他听都不行！他要听别人的，又要树立权威，自然就要武断一些，帽子准备得多一些，以此来压服不同意见的人。几年下来，铸成今日之错！”
凯丰下意识地看着博古，此时博古低着头，一言不发，他内心是默认毛泽东这个说法的。
周恩来感慨地说：“泽东同志，没想到你对博古同志的认识是如此的深刻。”
毛泽东也感慨道：“我是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革命事业殊为不易，如果我们在困境面前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没有勇于担当的决心，是做不成大事业的！”
博古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感谢你对我的客观分析。”
毛泽东说：“我的分析也难免偏颇，有道是日久见人心。”他殷切地看着博古，“我们是同志，是战友，以后的路还很长。”
博古舒口气，点了点头。周恩来作完“副报告”后，虽然发言不多，但整个会议，实际上是他在掌握进程，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他能够适时地引出话头，让大家的讨论，能够有一个好的展开方向。那时，毛泽东由于在中央苏区时期受到好几年的打击，一直被视为“右倾”“保守”的代表，在高层会议上，他的主张也并不像后来那样一呼百应。周恩来就不一样了，从1927年领导南昌起义开始，在差不多七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中央决策层负责实际工作，实际上成为党内政治生活一块稳重的“压舱石”，拥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地位。
会议进行至此，周恩来把讨论引向最关键的结局。他说：“同志们，刚才泽东同志的发言，再次说明，大家的讨论，是相争为党，也是相忍为党，最终是齐心为党。关于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的提议，大家还有反对意见没有？”
大家自然同意。主持会议的博古正要宣布会议意见，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毛泽东却说，他有异议！
毛泽东一笑：“恩来同志和大家对我如此信任，我十分感动。但我毛泽东也不能保证红军每一次都打胜仗，我以前也是打过败仗的！我提个建议，我们的红军还是应该由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来指挥，我就作为他们的帮助者，帮他们出谋划策就行了！不仅是我毛泽东，在座的所有同志都可以帮助朱老总和恩来同志出谋划策！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我们20个人，起码相当于六七个诸葛亮，大家都来当参谋长，今后不愁打不好仗！”
大家表示赞成后，王稼祥再次挣扎着起身：“我再次提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起身，率先举手同意。大家依然表示赞同。经过三天的争论，实际上这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毛泽东应该怎样表态呢？大胆想象，下面这段话或许最符合他的心态——
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向来不缺乏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战胜一切困难的韧性！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的信仰！靠的是我们信奉的真理！修正过去的错误，就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来证明它是普遍的真理。洛甫同志曾经说过，真理在谁手中，他就跟谁走，我很赞同！那么，真理在谁手中呢？真理在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革命者手中！真理在我们西征的路上，在我们红军战士的脚下！真理需要由我们这些革命者用双脚把它踩出光亮，用心把它点燃！
根据陈云事后起草的5000字左右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 同志(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但半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在周恩来的深入劝说下，博古知道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已经不合适了，便坦诚地卸下了这个职务，把装满中央文件的挑子转交给了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此后的长征途中，他的身份依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真心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指挥。为了维护新的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在张国焘搞分裂的时候，他态度鲜明，做了坚决的斗争。长征结束后，他依然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又创办和主持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在会议结束时，凯丰也心有不服。离开遵义后，复出的毛泽东指挥土城战役失利，他还发了句牢骚，大意是：看来狭隘经验主义也未必行。但当中央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摆脱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凯丰服气了。有人不满毛泽东的指挥就是跑路，说早晚会把部队拖垮时，他支持了毛泽东；在张国焘搞分裂时，他坚定维护中央主张，同他的江西萍乡“老乡”作了坚决的斗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如何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的争论，出现“东西南北中”五种意见，凯丰是少数几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渡黄河东征的领导人。此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1952年又调回中央任宣传部副部长，还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可见，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信奉真理的。
(本文由陈晋改写自《伟大的长征》电视剧本，该剧总编剧陈晋、赵卫东，编剧魏笑宇、张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