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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草地”红军在这里拐了个弯

作者:刘波   来源:《炎黄春秋》2026年第9期  

翻开长征史,人们都不难发现,红军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需要走过茫茫松潘大草地,史称“一过草地”。“一过草地”,红军右路军原计划是15天,结果仅5—7天就走出了草地。这是为何?原来,右路军往北走到班佑后,即向东拐了一个90度的弯,改向巴西河谷,从而提前走出了草地。

草地第一村——班佑村(右路军“一过草地”的最北端)

“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事情的经过要从《夏洮战役计划》说起。1935年8月初,中革军委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拟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北进夏河、洮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目标,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分别北进。红一方面军第五军、第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后北进。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原红一军团)、第三军(原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发出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决以有力之先遣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并以其主力控制之,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在可能条件下须以一部继续北进侦察。”

鲜为人知的是,右路军在前进中,又兵分左、右两翼,向班佑平行挺进。18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发去电报:“剑英今18[日]晚率定南三团出发,四方面军走右路,一方面军走左路,平行进,兵力颇集结。”左翼,为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军走在前面,经腊子塘、色吉坝等地,向班佑开进。左翼前锋部队即为飞夺泸定桥战斗中著名的红四团。右路军前锋部队为红三十军的第二六四团、第二六五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率领下,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前进。21日,林彪率红一军第二师先头部队先行。22日,聂荣臻率红二师主力、军直属队循先头部队路线前进。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随右翼徐、陈前敌总指挥部行进。

红军右路军“一过草地”略图(图源:解放军出版社《红军 长征·文献》3,第192页)

左、右两路军分别向阿坝和班佑地区挺进。这时,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大草地横亘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左、右两路红军都面临着如何穿越草地的严峻考验。

8月22日起,右路军主力开赴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踏上了穿越草地的艰苦征程。这里天气变幻莫测,时而烈日当空暴晒,时而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冰雹肆虐,高原反应、寒冷、疲惫、饥饿与战斗,轮番侵袭着每一名红军战士。草原上泥沼遍布,稍有不慎,人和牲口陷进泥潭,便会被无情吞没。为减少伤亡,党中央、前敌指挥部和各军领导同志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命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注安全路标,指示通行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员挖野菜、尝“百草”,避免个人乱挖误食中毒;精简一切不必要的辎重,缩减干部坐骑,腾出的马匹、牦牛被宰杀后供集体食用;入夜后,大家点起篝火围坐在一起,共同度过草地一个个寒冷的夜晚。

毛泽东在向左翼前锋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过草地的任务时,特别指出:敌人判断我们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

红一军离开毛儿盖北行40里,便踏入了茫茫草地。眼前荒茫无垠的草甸一眼望不到头,根本无从辨别方向,全靠侦察科科长苏静握着一枚指北针引路,战士们抬着一位熟悉地形的藏族老太太担任向导,走在队伍最前方。第一天队伍行进20里,抵达腊子塘,入夜后众人砍伐树枝搭起棚子就地宿营。第二天又前行50里,到达分水岭,在附近的树林中宿营。第三天走了70里,到后河宿营。第四天,在距离色吉坝40里处宿营。这一晚不曾下雨,驻地附近也没有森林,众人只能寻到一片相对干燥的高地,勉强对付了一夜。到第五天,部队终于走到了班佑。

班佑,被大家想象成“草原的天堂”,其实不过是二三十户游牧藏民的聚居地。在这个小寨里并没有像样的房屋,有的只是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以牛粪砌墙的“牛屎房子”。但对红军战士而言,比起艰难的草地行军,这里已是条件大为改观的“加油站”。班佑的红柳林,可略微替战士们抵挡一些风雨和寒冷。

23日,右翼部队进入班佑,先头部队与若尔盖十二部落的士兵在贡巴龙山一带相遇,土官泽旺扎西率领的部落藏骑兵企图阻击红军,被红军击退。进驻班佑后,3000多敌骑兵又向第二六五团驻地进攻。叶剑英与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同时命令二六四团增援,打退了敌骑兵的进攻。24日晨,红军发动进攻,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乘胜占领班佑。

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搜索小分队到达班佑,在通往巴西的便道——阿俄垭口,与国民党的一部分警戒部队交上了火。叶剑英率领的先头部队击溃了胡宗南一部和土兵的阻击,这一小股国民党兵意外地将红军引向巴西农区,使右路军在班佑结束了《夏洮战役计划》中继续走草地的征程。

班佑草地最北端红军驻扎过的柳林

阿俄垭口战斗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因红军小分队仓促应战,红军失利;前敌总指挥部掌握这一信息后,立即组织兵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向巴西方向推进,国民党守敌及其组织的藏兵不战而溃。阿俄垭口战斗打通了红军通往巴西农区的通道,对于当时极度缺粮的红军将士来说,翻过阿俄垭山,就意味着越过了一道生死线。

叶剑英抓紧在班佑小住的时间,请向导老李和当地藏民一起调查前去甘南的行军路线,结合同敌军交战的情况、侦察员的汇报,他产生了一个新主意——向东旋转90度,改道巴西河谷东出甘南。

26日,徐向前率右路军经过5天左右的艰苦行军,终于胜利抵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被称为“鸟儿也飞不过去”的草地天险,终于被红军征服。接着,红军向东北方向扩展,至27日,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寨、甲基、潘州等地,切断了求吉寺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

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到达班佑后,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先遣部队一路情况和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意见,建议放弃经班佑北上去拉卜楞寺的原计划。按照原计划,还有4天的草地要走,一路上会遇到敌人骑兵,也不好对付;如果从班佑向东北转弯,越过巴西,占领包座,很快就可以到达甘南。毛泽东翻看地图,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后,当即表示:“我们就决定从这里转弯。”此后,右路军即从班佑改道,向巴西、包座、俄界前进。

这个拐弯并非偶然

这次转向绝非偶然。在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向东发展”的决定,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当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取道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集中全部主力走这条路线。而在19日的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明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因此,此时他关于红军发展方向的发言最具分量。

8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连日在茫茫草地中艰苦行军,到达班佑。在班佑期间,听取叶剑英关于先遣部队行军情况的汇报,并采纳他的建议,决定取消原定向拉卜楞寺前进的计划,转经巴西、阿西、包座向俄界前进。

红军干部莫休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意外之助,包座敌人似乎有意来接引我们这迷路之客,他们的侦察队把我们的搜索队诱引到了阿西。这一新路线的发现给我们蹚出了入甘的新道路。再由班佑直北前进穿越10天草地,换到了岷江源、白龙江源数百里的居民区。这不但减少了直驱西北到达抗日最前线的时间,而且在以后可怕的十天草地中,在饥饿寒冷的袭击下,不知我们又有几多抗日英雄的牺牲,这也是免去了。免去了这种无代价的有生力量的牺牲,这是阿西救了抗日的红军。包座的四五个师是在蒋介石的得意指挥下,以为扼守这一军事要点,十拿九稳地拦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把红军逼在只有水草的草地中全部消灭,但意外地做了红军的向导,把红军引到阿西来,接上入甘的大道。”

按《夏洮战役计划》,右路军进至班佑后本应继续北进,穿过若尔盖湿地,经热当坝、郎木寺直出夏河洮河流域,之后由西“向东压迫敌人”。但右路军右翼先头部队首长根据中央领导人侦察向东平行路的指示,在进至班佑后,侦悉了巴西、包座、阿西茸地区的敌情及道路情况,随即向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首长提出建议,对原行军路线作出修订:脱离草地,向东进入农区,改由巴西、阿西茸地区经甘南迭部东出。

阿俄垭山口屹立的“红军长征在若尔盖”雕塑

这个改变意味着右路军比预计提前结束了草地行程——由班佑出夏河后至少还有百余公里的湿地行程。据当年的红军日记和回忆文字所反映,红一方面军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筹粮时,准备以12天至15天的行程进至夏河。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童小鹏在8月28日日记中写道:“原来是向夏河前进,据说还有七天才能到,且一路无粮补充。而此时忽转向东进,休息时听走在前面的同志们说,右进二十五里便有很大的村落,且不是草地。听后大家都喜出望外,竟料想不到草地就这样轻便地过了。”

聂荣臻26日致电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一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百余人。”

担任右路军后卫的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二六九团,出发前,该团官兵计算过草地的行程时间,准备了7天的粮食。当时,该团一无电台、二无向导,就靠一个指南针来确定行进方向。为了避开沼泽危险地带,不得不经常绕道而行。这样拐来拐去,就迷失了方向,有时走了好半天又转回到老地方,不到三天,就再也找不到前面部队的踪迹,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加上他们收容了一部分伤病员,行进更加缓慢,与主力部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后卫部队也同主力部队一样,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那就是夺命的沼泽地和泥潭。他们在疲劳、寒冷、饥饿、伤病员不断增多和重重的死亡威胁面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退却。有一天,正在途中休息,他们突然发现左前方来了一支队伍,原来是军领导派来接应他们的。接应部队不仅带来了食物和药品,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党的温暖。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炼,面对自己的战友,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第二六九团终于战胜千难万险,胜利走出了草地。

8月底,右路军通过了被称为绝境的大草地,红一军、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红军大学、中革军委纵队等主力红军也全部走出草地。徐向前、陈昌浩率领部队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和阿西地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住在巴西。这里有房、有粮、有水,对于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来说无异于“天堂”。正如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道:“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类同自然界的殊死斗争。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

横跨草地的壮举,无疑是中外军事史上彪炳史册的一大奇迹。草地行军遭遇的困难超乎常人想象,几乎已经突破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最终右路军成功走出茫茫草地,进入巴西河谷,驻扎在潘州古城附近,牢牢扼守着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接下来只要敲掉横亘在前的“挡路虎”——胡宗南部四十九师,红军便能彻底打开北上的大门,“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也即将化为现实。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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