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苏联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访华，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极具规模的外国文化使团交流项目，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香山革命纪念馆“人民的文艺 前进的号角”专题展中陈列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一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1950年版)，以系统编排的影像档案与文献实录完整呈现了代表团访华期间的行程。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宋庆龄等在前门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科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团

中苏文化互动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基于国际冷战形势与国内需求的双重考量，确立了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外交战略。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即提出“一边倒”政策，强调新中国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就文化合作、经济援助等议题达成共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及两国建交奠定了政治基础。

此时新中国的文化交流不仅承担着“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使命，更承载着为社会主义建设汲取先进文化经验的重任。在“一边倒”外交方针指导下，“以苏为师”成为文化政策的核心导向。中苏文化交流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文化互动的主旋律。

19世纪俄国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文化的蓬勃发展，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十月革命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规模译介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实践，逐渐转化为中苏文化互动的历史积淀。同样，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艺界也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关心着中国人民的独立与幸福。这种跨越地域的人文关怀，在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929年的诗作中获得了极具感染力的表达：

千千万万人的工人的中国，

伸出手来，

让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1949年，中国民主青年文工团在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赴莫斯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演出和观摩。作为人民政权派遣的第一个出国访问的表演艺术团，该团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出发当天凌晨3点钟接受了接见。该团不仅在联欢节上获得5个节目的一、二、三等奖，而且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圆满完成了访苏任务，为后续两国文化交流奠定了情感基础。

中苏文化交流开启友好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受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派遣，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一行34人(含艺术演出队21人)，来华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对代表团给予了热情隆重的接待。9月2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致电中央并请示：“在哈尔滨、沈阳两地，是否可动员有组织的群众到车站欢迎，以表示中国人民对中苏友谊的热诚。”9月24日，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李富春的复电：“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复，同意动员群众至车站。”

代表团途经哈尔滨(9月28日)、沈阳(9月29日)、天津(9月30日)时，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均率群众代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人民日报》自9月28日起连续开设“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专栏，刊发代表团活动报道。至代表团离京返苏，累计发文29篇。欢送代表团时，郭沫若、茅盾、周扬、竺可桢、阳翰笙等多位中国文化界人士发表欢送感言，表达对代表团的感谢。

10月1日上午，周恩来、宋庆龄、刘少奇、李济深及各界代表等两千余人赴前门火车站等候。据《师哲回忆录》记载，周恩来因连续4天主持政协会议，“双目布满血丝，需警卫员搀扶行走”，但仍坚持亲自前往迎接。中午11时，代表团专列抵达时，车站奏响《国际歌》，少先队员敬献鲜花，月台上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尽管这支代表团并非为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专门而来的官方代表，只是一支文化代表团，但意义非同小可。正如周恩来在致辞中特别指出的，代表团的到访“表示伟大的苏联乃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友邦，表示中苏友谊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当天下午，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台，与朝鲜人民代表团、意大利共产党代表等外宾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

1950年4月新华书店发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 《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一月》(香山革 命纪念馆馆藏)

10月2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他着重强调了中苏革命的世界意义：“20世纪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一是1917年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者解放五亿人民并与两亿起先锋队作用的人民相结合，使世界两个阵营的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回顾中国革命历程，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胜利的基石，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长征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摆在面前的任务和应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称“中国具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它有一个好近邻，所以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这一表态既宣示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定归属，也为中苏文化交流注入了政治互信的深层动力。当晚，苏联政府通过齐赫文斯基总领事向周恩来递交建交照会，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0月3日，中苏正式建交。两国文化交流由此开启崭新篇章。

纵观不同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文化互动主要表现为对苏联文学作品译介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引介，具有零散性与自发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时期，中苏交流聚焦于革命文学实践，形成以“左联”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交流圈，但仍限于知识分子群体；抗战时期的文化合作则转向反法西斯主题，具有明确的战时应急特征。而1949年的文化互动则在“一边倒”政策框架下，呈现出组织化、系统化的特征：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的访华行程由中苏双方政府精心策划，活动内容涵盖文艺演出、讲演座谈、政治仪式等多个层面，旨在通过全方位的文化展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认同。这种转变标志着中苏文化交流从早期的民间自发互动，演变为冷战格局下的国家战略行为。

代表团的交流实践与中苏友好格局的建构

(一)代表团访华的双重使命

此次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华，既是对新中国成立的政治声援，也是一场密集的文化交流盛宴。10月2日，团长法捷耶夫在天津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发表演讲，强调了新中国成立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更以“苏联人民一定尽其所能帮助中国的建设”的声明宣示了中苏文化互动将深度展开。

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代表团相继访问北京、南京、上海、济南、沈阳、哈尔滨等城市，通过学术讲座、艺术展演等114场活动，与中国民众进行直接交流。

中苏友协副总干事萧三回顾此次活动，称代表团成员对每场演讲都精心准备，不愿“炒现饭”“千篇一律”，艺术队要根据观众的构成调整演出内容，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贯穿了代表团在中国一月的始终。代表团率领的艺术演出队在京演出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观看，强化了中苏友好的社会认知。

(二)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化推进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这是此次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最大的民间外交团体，协会以“增进与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促进中苏两大民族的一切智慧和经验的交流”为宗旨，迅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至1953年会员规模达6800万人。协会通过出版书籍、举办展览、放映电影等方式，全面介绍苏联的国情、社会制度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情况，深化两国文化互动。

1949年11月，代表团回国后，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干事会研究出版部将代表团成员在各地所作专题报告、一般讲演等材料，汇编成《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一月》一书，以作永久纪念。这种民间力量的动员，体现了文化外交中“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协同模式，有效推动了中苏友好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层面的渗透。

从文化交流到模式借鉴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文化建设面临挑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者，其文化管理经验、文学艺术成就及科学技术优势，成为新中国学习的重要参照。对苏联而言，支援中国既是基于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是通过文化输出强化阵营认同的战略选择。这种双向需求促使两国在文化互动中形成独特的互助关系。

以此次代表团访华为序曲，中苏文化交流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两国以互派代表团、举办展览、合拍纪录片、翻译出版著作等形式构建起多层次交流网络。1949年9月，代表团参与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成立的历程与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56年《中苏文化合作协定》进一步细化年度交流计划，至1957年，两国互派142个文化代表团，涵盖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年均交流量达20次以上。苏联芭蕾舞、交响乐等许多古典艺术的引入，极大丰富了中国的文艺生态。

与后期苏联专家援华相比，1949年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的访问更注重文化传播与精神层面的共鸣。前者通过技术转移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后者则通过文化交流建构意识形态认同，体现了中苏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重心。

中国共产党在“一边倒”政策框架下，并非被动接受苏联文化，而是基于自身政权建设的需求进行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发展。这种创造性转化避免文化依附，为新中国文化自主发展保留了空间。中苏友好协会在推广苏联文学时，着重选取反映革命斗争与建设成就的作品，同时鼓励中国作家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形成了“以苏为师”与“本土创新”并存的文化发展格局。

尽管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演变，两国交流进入“以苏为鉴”的调整期，最终在两国关系恶化后趋于中断。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文化交流在当时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中苏关系乃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