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老战士吴兴回忆说：“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仅中央红军就翻越了18座山脉，渡过了24条江河，击溃国民党数百个团，行程两万五千余里……红军之所以能够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战胜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最终“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正是因为红军有这种薪火相传的坚定革命信仰。
信仰召唤精神，苦难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90年后的今天，重温历史不难发现，红军长征展现出的坚定信仰，凝聚起的伟大精神，仍将成为指引我们在新时代征程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动力源泉。
信仰是精神之钙，凝聚起红军长征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实现强军兴军伟业必须以政治建军方略为根本，铸牢强军之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共产主义信仰融入血脉，自觉肩负起拯救国家、解放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历史重任。红军长征，是一次集体远征，是一批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的豪迈壮举。这一壮举，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然而，这批革命者在共产主义信仰指引下，他们“革命理想高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他们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从而凝聚起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面对挫折困难，队伍始终不散，面对艰难险阻，信念始终不移，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自然环境，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长征路上，最艰险、最悲壮的行军，莫过于穿越号称“死亡之地”的雪山、草地。草地行军，红军不仅要面对高原寒、炊断粮等极端恶劣的处境，同饥饿、疾病作斗争，还要面对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时任红5军团第13师37团政治委员的谢良，曾3次翻雪山、过草地，亲历了草地行军的千难万险。粮食没了，他们挖野菜充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就把包脚的牛皮取下来，用火燎燎毛，再用水煮一煮来吃，真是“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历史实践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都将走向错误、走向失败。
邓小平亲历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几十年之后，当女儿问到他长征做了些什么时，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这简短的几个字，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出了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真谛所在：跟着共产主义信仰走，以革命的信仰引领方向；跟着党走，沿着党所确定的路线前进；跟着战友的脚步走，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艰难险阻。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野心膨胀，自恃人多枪多，一再向党伸手要权，对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置若罔闻；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决策上，从阳奉阴违到公然对抗，直至另立中央。对于张国焘脱离中央的独自行动，毛泽东指出：“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欢迎你们后面来。”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张国焘错误路线受挫后，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只有带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高原三过草地、四翻雪山，历经苦战、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取消伪中央，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听党指挥是我军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我军的命脉所系。长征的实践证明，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只有始终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决不能有丝毫懈怠。贯彻政治建军方略，不折不扣听党指挥，是我党建军治军中长期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独特优势，是我们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必须遵循的科学思想和行动指南。
信仰是自信之基，凝聚起红军长征以苦为乐、敢于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实现强军兴军伟业必须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目标，赢得战略主动
信仰并非虚幻和空洞的想象，而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的极度相信和尊敬，并把它奉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从物质和意识的领域来理解，就是一种意识，是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是贯穿在人的世界观中的一种意识规范。有了信仰，就能产生前进的动力，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不会悲观失望。长征的艰难是前所未有的，敌情异常严峻，行军和作战十分紧张，斗争和生活极其艰苦，所过之地多为偏僻山区，经济文化落后，民族隔阂较深。加之红军衣食无着，枪弹不继、兵员匮乏、药物奇缺，其处境之艰难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但红军跋山涉水、爬冰卧雪，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挑战一个又一个人类的生理极限，有些官兵与雪山、草地融为一体，将生命化作了永恒。在共产主义信仰的指引下，红军广大将士以苦为乐，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完成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毛泽东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提笔为刀，把胸中的热血、心中的情怀，化为纸上的激扬文字。长征初期，他写下《十六字令》：“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诗中他将红军比作坚毅的高山，面对中国时局像摇摇欲坠的天空，红军却是民族的中流砥柱，有这样的擎天巨柱，中国的革命前途依然光明灿烂。遵义会议后，我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动情地吟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达了他不惧艰险、乐观奋进的革命热情。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写下著名的《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无数艰难险阻都化为胸中的大气磅礴。
以苦为乐的革命精神传递在指战员中间。红二方面军行军至草地时创作的《牛皮腰带歌》堪称典范：“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这段歌词如今听起来仍不禁让人动容。
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源于对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自信。当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局部地区战乱不断，恐怖主义威胁凸显，敌对势力不希望中国崛起，千方百计对我国发展进行阻挠和遏制，不断在我东海、南海等周边和台湾问题挑起事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严峻挑战，我们要学习深悟长征精神，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坚定强军兴军的信心，瞄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和方向，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占领世界军事制高点，始终赢得战略主动。
信仰是力量之源，凝聚起红军长征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现强军兴军伟业必须以战斗精神培育为牵引，聚力备战打赢
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面对蒋介石投入重兵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愈挫愈勇，进行了大小战役战斗600余次，转战14个省份，硬是杀出了一条生路，靠的就是凝聚起的百折不挠、勇猛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
1935年5月28日，红4团在行军途中接到了命令，限于次日夺取泸定桥。当时已是中午11点，距离目的地还有100多公里，按照命令第二天拂晓必须赶到，部队要在不到20个小时内跑完原定两天的路程。面对困难，红4团毫不犹豫，在“坚决执行军委命令，迅速拿下泸定桥”的口号激励之下，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昼夜奔袭，沿途击退了敌军无数次袭击，于29日早上按时赶到泸定桥，接着又不顾疲劳，发起冲锋，22位勇士攀着悬在河上的13根铁索，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夺取了泸定桥，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路途。
1936年3月，红2军团和红6军团长征到达乌蒙山区时，时任红18团政委余秋里奉命率部截击国民党军。在战斗中，余秋里左臂受伤，骨头露出，血流不止。因无药医治，连续行军，余秋里的伤迟迟不能痊愈，伤口一度爬满了白蛆，只能敷凉毛巾镇痛。直到走出草地，医生才用一把剃刀割掉腐肉，用修械所的钢锯锯断骨头，给他做了截肢手术。这样的事例在红军队伍中不胜枚举。
红军都是英雄汉!无论是雪山草地，还是峡谷激流，都不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正是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革命队伍，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转战乌蒙山，征服一个又一个生命禁区……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勇于奉献、敢于牺牲、无所畏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突破了国度和时代的界限，受到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扬。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历史的车轮碾过90个春秋，中国军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强军兴军的时代征程上，依然需要“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英雄胆气，更需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必胜信念。兵法云：“夫战，勇气也。”勇气就是战斗精神，就是敢打必胜的壮志豪情。红军长征的战斗精神是与强敌搏杀出来的威势，是我军的“根”和“魂”。新时代实现强军兴军伟业，要深刻认识战斗精神培育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关键因素，是部队战斗力生成的“动力源”和“倍增器”。要把敢打必胜、攻无不克的战斗精神体现在实战训练中；把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战斗精神贯穿于日常养成全过程；把立足本职、献身使命的价值追求落实到终生教育实践中。
信仰是求索之灯，凝聚起红军长征求真务实、纠偏扶正的开拓创新精神，实现强军兴军伟业必须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抓手，推进转型重塑
红军长征作为“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是中国革命道路求索的明灯。锻造出求真务实、纠偏扶正的开拓创新精神，指导二万五千里战略转移取得最终胜利。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既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所致，同时也是指挥机构和指挥形式脱离实际的结果。从指挥机构看，“三人团”中李德成了核心，博古不懂军事，军事指挥权由一个不了解中国革命情形的德国人掌握；从指挥形式看，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成员被排斥在外，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不被接受；盲目地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结果造成中央苏区根据地全部丢失，湘江一役使中央红军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部队。湘江战役后，我们党逐步认识到了军事领导指挥上存在的问题。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李德“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同时，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红军领导机构改变后，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走向胜利的彼岸。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规定一、三军团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以新颁布团的编制编足四个团。经过这次缩编，有些原来的师长、政委到团里任团长、政委；一些团长、政委则下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许多营级干部下到连任连长、指导员。整编后，中央红军缩编为16个团，一线作战人员得到充实，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为后续行军作战提供了保障。
信仰如磐，是求索的指路明灯；使命如山，为创新提供动力源泉。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在求真务实中探索前行，在自我修复中革弊鼎新，逐步走向成熟。改革者进，创新者强。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为军队建设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一次全方位的考验。在新的长征路上还会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会有许多“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只有始终坚定信仰，经受住风浪考验，才能在新形势下开拓强军兴军伟业，以创新驱动为抓手，力促改革落地，不断推进军队建设转型升级。
(作者系解放军档案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