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朱德提出了“建设革命家务”的主张。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干部家属积极响应，将参加生产与抚育后代紧密结合，以实际行动支撑起革命后方。这不仅有效减轻了公家负担，推动了边区丰衣足食目标的实现，更生动诠释了家国一体的深刻内涵，是延安时期军民同心、自力更生的历史见证。

现实困境倒逼“建设革命家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受日军与国民党的军事侵略与经济封锁，物资匮乏。且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雨少风多，自然灾害频发，部分干部家属由于家中缺少男性劳动力，在灾荒面前面临断粮危机。《解放日报》“三言两语”栏目曾刊发文章《帮助抗属防旱备荒》，明确指出，抗属过去大多依靠代耕生存，因而家中没有多少存粮，一旦发生灾荒，她们受到的威胁会更大。为应对灾荒，边区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开展“自卫备荒”运动，对于干部家属而言，这不仅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更是关乎自身生存的迫切需要。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为解决“鱼大水小”的问题，精兵简政成为一项重要举措。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实施精兵简政过程中对女干部的整编情况：以原有干部为基准，一般干部缩减率约为十分之四，女干部缩减率约为十分之六。“在边妇联系统之下，除边区级县级照旧不动外，区级女干部中，由于工作能力较差、身体病弱及孩子牵累等原因而将调动工作的，据初步估计，有七十余位。”精兵简政政策使整个政权系统的编制已经大致精简，但“还有不少家属未经处理，因之杂务人员未能完全精简……安置方法有两个，转入生产或转送学校……但因家属未经处理，送学同志仍算政府人员，所以不属正式编制而吃公粮的，还有一千至一千二百人”。

此外，边区政府实行供给制，干部、家属及孩子的生活费由公家统一供给。一些干部家属未卷入生产热潮，除了个别机关领导尚未注意外，主要“是因为有些家属还存在着浓厚的单纯依靠公家优待的观点，认为参加劳动是下贱事的轻视劳动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男人或者儿子当了干部，自己就应当坐享其福寄生的剥削观点，有些干部家属对今年的生产运动，还有采取观望的态度”。这进一步加重了边区政府本已紧张的财政负担。

生产上“组织起来”

1943年，劳动英雄大会召开以后，边区党政军民各界大多热烈执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但是部分军人家属、党政干部家属、革命职业家的家属，还不够积极，将其“组织起来”很有必要。

劳动竞赛“是一种提高劳动热情的好办法”，中共通过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对在生产劳动中表现突出的劳动英雄予以表彰，塑造典型模范。一众干部家属在劳动中作出贡献，在生产中发挥智慧担当，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家属们不仅改变了劳动观念，而且实现了从依附到自主独立的蜕变。

加入合作社，积蓄家务，扩大再生产也是干部家属“建设革命家务”的措施之一。合作社是公私两便的存在，对实现自给、改善生活以及救济家庭具有重要意义。南区合作社是典型代表。1944年南区合作社创立干部家属生产合作社，意在减轻公家和干部负担，妥善安置干部家属，实施成效显著。

南区合作社旧址大门

过去“民间形成一种不正确说法，认为纺毛、纺线是二流子干的事，许多妇女怕被人家说她是二流子，多不敢纺”。在妇女纺织运动中，干部家属带头纺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少数男同志对老婆的缺点、弱点采取过分迁就、处处满足的态度，不愿让妻子吃苦受累，因而对干部家属的动员还依托夫妻关系与家庭责任，号召其丈夫进行规劝与监督，克服其不想劳动、单纯依靠公家过活的错误观点。“每个干部，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家属组织到生产热潮中来，这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义务。如果自己的家属逍遥在生产阵线之外，应当认为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1943年12月30日，何维忠在《三五九旅四三年生产供给工作总结报告》中也指出，要发扬批评精神，“没有老婆的向有老婆的斗争，叫他老婆生产纺线。另外发动积极的女同志向不好的女同志斗争，男人开荒种地，女人也要参加生产，响应毛主席号召，不做二流子，斗争以后比较好些”。

构建革命家庭

新民主主义的家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家的家务，另一部分是私人的家务，“要为个人建立家庭，以为共产党人不要家庭的这个观念，应该改变”。

公家意识到生育会影响到家属的生产，党政机关通过设立托儿所、保育院和津贴补助等方式，从组织安抚与情感动员上，减少家属后顾之忧。王震在1944年延属分区家属代表大会上表示：“一切都自给的生小孩的同志，公家外婆送东西……每一个生头胎的女同志，就是能够和自愿自给的，而且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为了庆祝她添加一个小八路，庆祝她添加一个小共产党，还要送她三丈宽棉布，三斗小米，两斤棉花，一个摇篮。公家就是外婆……”这兼具民生保障与生产动员的话语，使家属们在情感上更易接受和认同组织的号召。1944年，周恩来赋予了家务劳动新的意义，强调“建设革命家务，要添上养娃娃这一条，要把这些革命的后代，教养成为勇敢、智慧的革命战士”。养育后代和生产是一样重要的事情，带孩子是革命的工作，“如只顾生产，妨碍小孩身体，不算完成生产任务”。

革命家务蕴含着建设革命家庭的需要。革命家庭把领导干部及家属、军人、农民、妇女等囊括在内，营造出人人平等、人人互助的良好氛围，为大生产运动注入了激情与温暖。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干部家属“白天带黑地纺纱，自己和娃娃的吃穿不要公家管，忙得也够劲，也够辛苦的”，但仍旧省出时间帮助战士们洗洗缝缝。战士们表示：“在旧军队里，当官的老婆叫作太太，坐在椅子上喝茶，还觉得不舒服呢!给当兵的洗衣服，休想!别说团长副团长的老婆，就是排长的老婆，见一下也是不容易的……男的种地，女的纺纱，又帮我们洗洗缝缝，八路军像个大家庭。”平等与尊重的观念在革命大家庭中不断深化，革命家务成为革命大家庭形成与维系的物质基础。

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

推行生产节约运动

提倡朴素、实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建设革命家务”的重要内容。“家属里面，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没有亲身经历弯腰曲背、流血流汗的劳动，不懂得劳动的艰难和可贵，不爱惜物资。”这类家属的生活习性不仅与革命精神相悖，也影响了家庭乃至边区的经济状况，必须予以纠正。边区通过开展勤俭节约教育，提倡省吃俭用、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号召干部家属要一物多用，爱惜公共财物与生活物资。同时，在供给上降低家属伙食标准，劝导家属同志自给自足，不糟蹋米面。边区还通过举行生产节约座谈会，推动各县机关部队单位成立家属生产节约联合会，进行生产节约动员。

三五九旅特务团政治委员谭文邦的妻子陈敏，是生产节约的突出代表。1943年3月14日的《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陈敏1944年的生产计划：“要为公家节省15万元，自己的衣服和两个娃娃的衣服全部自给。”陈敏的生产节约报告，充满了对革命的热爱和俭朴的精神。“她的丈夫谭政委从来没有私自给过她一点公家的东西，怀第二个孩子时，她曾向谭政委要钱，要了六次，他才从供给处借了六块钱给她……母子三人的吃穿，不但全部不要公家的供给，而且决不动用加入合作社的本利。”陈敏在制鞋工厂做指导员时，也十分注重节省，“不肯糟蹋一根烂麻，捻麻绳时，地上剩下了烂麻头，她都把它捡起来，和好麻配在一起捻绳”。生活中，她更是从点滴小事做起，晚上纺纱，她把灯头拨得很小，煤油灯不用灯罩，这样可以节省灯油。1944年，西北局常委“在延安及有关机关、学校、部队地方号召并组织女干部及干部家属积极参加生产节约运动，向陈敏同志学习，展开‘陈敏运动’”，其他干部家属纷纷以陈敏为榜样，将节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在生产节约的道路上积极探索。音乐家彦克在歌曲《学习陈敏同志》中写道：“学习陈敏，女同志们!学习陈敏，组织起来建设革命的家庭!”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给陈敏的“特等模范家属”奖状

学习文化知识

生产与学习紧密相关，学习文化知识，不仅可以促进家属生产，而且可以提高家属的政治文化水平，促进干部家庭生活和谐幸福。

陕甘宁边区有多种报纸，每天规定一个时间，集体或单个读报，这是一种学习。生产本身，也是一种学习。“懂得了三一三十一，逢三进一，懂得了由棉花变成衣服，要经过怎样的纺织过程，知道了一两棉花能纺三千多尺线……懂得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改造思想，这就是实际的学问……这种学习，是和抗战和建国的实际联在一块的，这是真正的鲜活的活泼的知识，新鲜活泼的文化。”

边区党政机关还通过建立家属学校来培养革命干部。在家属学校中，家属们的日常任务就是学习、生产和带孩子，时间分配是“三小时学习，三小时生产，三小时工作，晚饭后是文化娱乐时间”。按照文化程度，分为中学以上、初小以上以及文盲和半文盲班，家属保证每周上3次课。在高强度的生产学习中，家属学习成效显著。如干部家属中的模范刘育华，学习非常努力，抓得紧，会挤时间，进步也快，最初还是一个文盲，后来可以写信、算账、开路条。

在边区死亡人口中，“婴儿占大多数……儿童死亡亦占其出生百分之六十，其中最大部分系接生不卫生得‘四六风’而死。妇女患疾病者约占百分之四六至六二，其中最多者为月经病”。落后的医疗水平以及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不足，严重影响了大众的健康。边区政府一方面成立妇女卫生纺织学校和妇女职业学校，除干部家属外，还招收一些来自绥德、陇东等地的老百姓、学生、抗属、女干部，系统地学习纺织、接生知识以及政治文化知识。学校利用各种机会，训练女干部、干部家属及农妇学习新法接生及妇婴卫生常识，配合以环境卫生、家庭饮食、疾病护理、反对迷信等宣传内容。另一方面，边区政府还推动各地开办助产训练班和接生训练班，改良旧的农村接生方法，改造旧的接生婆，代之以新式科学接生法，减少妇婴疾病。

木刻版画《讲新法接生》(作者郭钧)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家属们，以劳动为根本，自食其力地“建设革命家务”，秉持艰苦朴素、踏实肯干、不尚空谈的作风，努力为公家减轻负担，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她们创造的不只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与革命情谊。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