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军团司令员和3位政治委员合影。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滕代远(自左至右)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运用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经典战例，被誉为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神来之笔”。这场战役成功使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彻底挫败了国民党企图在川黔滇地区围歼红军的计划，从根本上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到“主动突围”的战略转变。时任红3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在此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多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宝贵作战建议，还率领红3军团取得桐遵战役胜利，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为战役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佐参军机：根据战场情势演变提出具体建议

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从退出中央苏区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一沉痛教训，进一步唤醒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错误领导的认识。围绕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展开了激烈争论。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会议否定了继续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见，“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对如何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彭德怀作为一线部队的指挥者，在对敌我态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于12月20日和红3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联名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应敌建议。

彭德怀分析认为，红军到黔中新的战略地区后，面临的主要敌人将由湘江战役时的湘、桂军阀变为四川军阀。湘敌将在保清、永溪等地构成封锁线，向乌江威胁红军右翼；黔敌则为其左支队，在红军左后方尽量起钳制作用。为造成对红军的有利形势，他建议“首应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冈、思南六县，保持娄山关在我方，以娄山山脉、乌江地势扼制敌人主力在绥阳、桐梓、遵义间机动”。当然，欲造成此种形势，中央红军必须与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和在湘西的红2、6军团采取战略配合。因此，他建议：“四方面军应向南充、合川沿嘉陵江向重庆方面发展，向綦江呼应。”“2、6两军团深入常德，往返徒劳，交通极不便。因此，2、6军团应迅速占领龙山、酉阳，封锁乌江上游财源，并使新苏区与老苏区联成一片，随时协同主力进行机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上述建议显示出彭德怀具有综观全局的战略眼光和敌变我变的战场处置能力。

在遵义召开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围剿”红军作了新的调整和部署，除以湘、鄂、川、陕军阀部队各一部继续“围剿”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其嫡系部队薛岳兵团8个师约12万人和川军14个旅8万人，黔军4个师6万人，湘军4个师6万人，滇军3个旅1.5万人，桂军3个师5万人，五省地方部队共150多个团、40余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

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几万人，刚刚恢复点元气，显然不能与之硬拼。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接受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撤离黔北根据地，经川南渡过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向土城、赤水、川南开进，准备夺占赤水城后，在泸州上游的蓝田坝、大渡、纳溪、江安等地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前进。红3军团作为左路纵队由懒板凳、遵义地区出发，经毛石坝、芝麻坪、花秋坝、放牛坪、兴隆场，于25日到达土城附近。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追剿”军压迫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国民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省主席刘湘为阻止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急调廖泽的“模范师”第3旅、郭勋祺的教导师第3旅、潘左的独立第4旅、张竭诚的独立第1旅及穆肃中的边防第2路军等部至江津、綦江、南川、绥阳、湄潭、凤冈一线防堵红军。在此期间，蒋介石的行营参谋团200余人由贺国光率领抵渝，与刘湘商定了“北守南拒”的两面作战计划，紧急调派第23军军长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火速去泸州组织川南“剿匪”指挥部，指挥12个旅40多个团沿长江布防，堵截红军。当川军侦知红军在土城附近时，郭旅、潘旅、廖旅即向土城进击。这说明，国共双方军队都将土城作为实现各自战略意图的重要一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不可避免。

1月27日，朱德发出《关于川敌行动情况的通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政治命令，号召红军争取土城战斗的胜利。彭德怀接到的命令是指挥红3、5军团及红1军团第2师、干部团，向土城国民党四川南岸“剿匪”军郭勋祺旅进行迂回围歼。1月28日晨，红3军团第5师向国民党军郭勋祺旅第7团青杠坡正面阵地发起猛攻，激战3小时，将国民党军阵地突破。郭旅开始动摇，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中午，川军廖泽旅先头团赶到，加入正面阵地作战。

彭德怀发现国民党军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近9个团，且后续部队正在增援途中，战斗如果继续下去，将使红军陷入危局之中。他果断向中革军委提出：“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29日3时，朱德发出《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正式拉开四渡赤水战役的序幕。

动如雷震：率领红3军团取得桐遵战役的胜利

红军一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一带推进后，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其在贵州省境内的中央军及黔军、滇军部队编成“剿匪军第2路军”，与“川南剿总”统受重庆行营参谋团节制，任命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率吴奇伟、周浑元2个纵队的8个师和滇军孙渡部的4个旅及王家烈的黔军5个残缺师，从四面向中央红军压来。

在国民党军加紧侧击尾追并实行新的“围剿”计划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于2月5日向各野战军发出指示，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区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机动。”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作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决策。红3军团前卫第12团于2月18日傍晚占领二郎滩渡口，用3只木船渡河东进，途中击溃黔军魏金镛部。军团主力于19日在二郎滩渡口搭浮桥全部渡过赤水河，向预定地域挺进。

从2月24日至28日，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与其他部队密切配合，发起桐遵战役。此役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红1、3两军团会攻桐梓；第二阶段，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第三阶段，再占遵义；第四阶段，打击蒋介石的中央军及黔军的反扑。

攻占娄山关是桐遵战役的关键之战。娄山关地势险峻，处于桐梓、遵义之间，攻占此关便可以截断川黔陆路交通，因此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红3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侦知，驻守娄山关的黔军杜肇华旅和15团，一部守关、一部驻扎在娄山关以南的黑神庙。彭德怀获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必须在黔军合拢之前，乘其不备将敌迅速击破，方可造成战场主动。但鉴于土城战斗因对敌兵力估计不足而造成失败的教训，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朱德建议：“我们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同时提出“1、3军团应于26日晨拂晓向黑神庙攻击”，干部团为预备队，以应对黔军王家烈部、中央军吴奇伟部向遵义的增援。中革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指定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红1、3军团，“消灭娄山关国民党军夺取遵义”。

2月25日晚，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此后，红1、3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攻击前进，一路摧枯拉朽，“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红星报》3月4日发表社论，称这次胜利“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是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

对于来之不易的胜利，彭德怀的心情却是沉重的。3月2日，他向中革军委报告红3军团减员情况：“现10团、11团每连只能编4个班，13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至60人”，“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红3军团在夺取娄山关、二占遵义城的战役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可以看出红3军团在彭德怀的率领之下，服从指挥、善于打硬仗的铁血作风。

令不虚行：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在机动中寻找战机，在机动中寻找出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彭德怀直接参与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对前四次反“围剿”为何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有深切感受。面对“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领导人的瞎指挥，他发出了“崽卖爷田心不痛”的抗争。对毛泽东“以走制敌”的战略思想，彭德怀是衷心拥护的。

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在同一个地区反复穿插。这不仅使国民党“追剿”部队筋疲力尽，晕头转向，也同样令红军中一些指战员迷惑不解，他们对无休无止的长途行军和回环往复的行军路线产生怨言。一次，彭德怀跟随红11团行动，吩咐部队至少要走60里才能休息，以防敌军追击。当时细雨蒙蒙，道路泥泞，路径狭窄，急行军40多里后，战士们已经走不动了。张爱萍政委提出让部队短暂休息，结果遭到彭德怀严肃批评。张爱萍、王平急忙命令部队启程，又走了30里，彭德怀才传令休息。红11团干部刚挨过批评，心里不痛快，几个团干部蹲在一棵树下闷着头吃饭，没有理睬军团长。彭德怀并不见怪，而是通过回顾长征前后的军事斗争，讲清红军在非常时期采取高强度行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统一了部队思想。

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红1、3、5军团及干部团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趁吴奇伟纵队兵败逃向乌江以南之机，寻歼位于仁怀、鲁班场一线的周浑元纵队，力争再打一次胜仗。彭德怀深知胜利无论对于提振红军指战员信心，还是推进战场格局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作为一名久经战场的军事指挥员，必须全面考虑到地形、兵力等诸多要素。鉴于此，3月13日，彭德怀同杨尚昆向前敌司令部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3月15日拂晓，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入指定地点，向敌阵地进攻，遭到敌人猛烈反击，屡攻不下，形成对峙。为免遭敌人夹攻，红军退出战场。为了红军的胜利大局，彭德怀并没有因此前的建议未被采纳而心生不满，而是从红军的利益出发，于3月20日再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军事建议：“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在适当时机，1、3、5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内”，寻敌弱点再战。彭德怀提出避敌锋芒、集中优势兵力、创造战机的主张，与毛泽东的走打结合、以走制敌的思想是一致的。

顾全大局：始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到红3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彭德怀得知会议最后决定撤换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毛泽东负责军委工作，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等消息后，非常高兴。作为中央红军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服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军事指挥，最大限度发挥了红3军团的战斗力。

土城战斗及其后续的战斗，暴露出红军基层部队战斗力不强、无法连续作战的问题。为适应今后战斗的需要，必须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先后进行了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16个团，红3军团缩编为4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任命红3军团第5师政治委员徐策为川南特委书记，并从红3军团抽调三四百人留在川、黔、滇边扎西地区进行游击，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对中央的决定，彭德怀坚决服从，并率领精简之后的红3军团取得大捷。

彭德怀不仅能打攻坚战，也能打阻击战。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为阻滞蒋介石向贵阳集中之敌，控制西进道路，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命令，指挥红3军团以一个团在黎儿关向贵阳作佯攻，主力经高坡坝向青岩地区开进，在贵阳附近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红3军团掩护各部通过贵阳，同敌苦战三昼夜，克服长途行军的疲劳、给养不足、大量减员和在众敌包围中穿来穿去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四渡赤水以后，林彪一直抱怨走的尽是“弓背路”。他向聂荣臻说出了对毛泽东的不满，还向彭德怀提出改换红军领导的要求。彭德怀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林彪。但是，他未曾想到林彪竟然直接给中央写信，提出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只需随军主持大计，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自己。

在会理城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林彪进行了批评，并认为林彪关于改换红军领导的信是彭德怀鼓动写的。彭德怀考虑大敌当前，要维护党的团结，未就信件问题进行申辩，但还是作了自我批评：“我在困难中有过牢骚，由于鲁班场、平桥两次战斗没有打好，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意见，这是不对的。”他表示：“我们应当坚决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彭德怀的这一举动，对消除当时在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着的怀疑和埋怨情绪产生了积极影响，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本文原载今日头条账号“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