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9日，“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开幕。展览中陈列着一面特别的互动装置——“野菜展览会”翻板墙，观众可以亲手翻开一块块印着野菜图案的小翻板，车前草、野芹菜、人参果、脚鸡苔一个个名字便随之显露出来。在今天来看，这些名字不过是植物图鉴中寻常的条目，可在九十多年前，它们曾是红军战士穿越草地时赖以果腹的“救命粮”，而“野菜展览会”也是长征途中真实举办过的一堂关乎生死的“生存课堂”。

中共一大纪念馆“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中的“野菜展览会”翻板装置

草地断粮

1935年8月，红军踏上了穿越川西北松潘草地的征途——这片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连接带，茫茫无际，人迹罕至，地形凶险复杂。绵密草甸之下，是瘀黑深软的沼泽，浅处没过膝盖，深处足以没顶，战士们只能踩着草丛根部小心挪行，稍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再也无法挣脱。许世友将军后来回忆，草地的天就像孩童的脸，说变就变：上午还是烈日当空、酷热难当，下午就可能暴雨、冰雹、大雪轮番袭来；入夜宿营，既没有村舍可以落脚，也找不到大块平整空地，大家只能寻一处稍高的地块，撑起破陋的毯子挡风遮露，捡来半干半湿的树枝，燃起一蓬蓬忽明忽暗的篝火。在这样的绝境里，粮食就是生命；一旦粮袋空了，死亡便已逼近。

红军早已为过草地做了大量周密准备。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专门要求，每人需筹备15天的口粮，各部队纷纷组建筹粮队，以买卖方式从当地藏民手中采购粮食。但川西北地广人稀、物产贫瘠，有限的人口与粮食产量本就难以支撑大部队长期驻留。即便经过一个月左右紧锣密鼓的筹粮，不少部队仍未达标：粮食多的，每人能带八九斤或十来斤，大多数人只备下五六斤，有的甚至仅有三四斤。三四斤口粮最多只能维持两三天，而穿越草地，短则需要五六天，长则要耗时半个月。

谢扶民在《草地行军六天缩影》中记下了十三团过草地的经历：出发时，每人带了足够十天的干粮，主要是青稞麦和一些牛肉干。刚进草地时，部队还能杀绵羊，煮青稞麦汤。到了第四天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了主要问题。第五天晚上，团部命令把每个同志的粮食集中起来，平均分配，早饭每人一小碗稀饭，晚饭每人半碗青稞麦。有人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也有人反驳：“这不是共产主义的出现，如果共产主义是每人有一碗麦子，谁干？”团支部书记告诉大家：“这是友爱意志和阶级团结的表现，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时，就不是在草地上分一碗麦子的问题了。”第二天早晨，每人只煮一碗麦汤，继续行军。

红军跋涉的若尔盖水草地

邓颖超过草地时，因身患重病(高烧、肺病复发)且面临极端缺粮困境，曾‌连续7天7夜未进食一粒粮食‌，仅靠喝生水或吃少量野菜充饥。走出草地最后一天，她看到一户藏民房子，刚一进屋便倒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苏醒。更多战士没有等到这样一间房子。许多人艰难爬出草地，却没有坚持走出班佑河。据统计，仅班佑一地，就有七八百红军永远倒下。

粮袋空了，目光只能落到脚下——草地上长着形态各异的野草野菜，但并不是所有绿色的植物都能入口。

拿命换来的知识

老红军文炳清回忆道：“我们在草地上行军70多天，一路上都吃野菜。起初，每人每天还能吃四两肉松，或几两粮食。最末一个星期，肉松、干粮、盐巴都没有了，全靠吃野菜度日。我们把沿途的水麻叶、茴茴菜打来洗净，烧开水烫煮，淘去苦水，吃下充饥。”

红军过草地时煮野菜用的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然而一开始，红军并不知道有一些野菜有毒。战士们饿得饥不择食，看见野菜就采，食物中毒时有发生。张培荣后来回忆：“有的同志饿慌了，看见一些不知名的长得奇形怪状的杂草，也不管一切扯来充饥。哪知这些野草、野菜有的毒素很重，一些人吃了呕吐不止，痛得抱着肚子在泥水里打滚；有的吃了大便干结，全身浮肿；有的当时就倒在草地上停止了呼吸。”为了减少误食，部队曾发出“尝百草”的号召，让战士们向当地藏民请教，学着辨认无毒可食的野菜，以备过草地时采用。卫生营党委要求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品尝一种野菜，试吃后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某连队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后倒下，竟再没爬起。

张思德的故事，恰恰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一天，张思德和战友们在荒草丛中搜寻果腹的食物，忽然一个小战士惊喜地喊了起来：“野萝卜!野萝卜!”大伙连忙围拢过去，果然见一丛植物的根部圆鼓鼓的，模样活像小萝卜。饿极了的小战士迫不及待就要动手挖，可张思德深知，不少外形周正的野菜其实有毒，连忙一把拉住了他，自己跨步上前，拔起一株先亲口尝试。他咬下一口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可没过多久就顿感头晕目眩、腹部剧痛，猛地一口吐了出来，随即栽倒在地。等卫生员赶来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战友们把他抬上担架，守了整整半天，他才慢慢睁开了眼睛。

朱德也尝过野菜。为保证活着走出草地，部队规定每人每天只准吃二三两。跟随朱德的警卫员们商量尽量少吃自己的干粮，留一些给朱德；实在太饿，就找野菜充饥。朱德发现后说：“小鬼，你们肚子空空的，而我的肚子饱饱的，那太不公平了。”干粮吃完后，大家开始吃野草，一不小心就会挖到有毒的。朱德知道后提出：“不能让同志们什么草都吃，你们先把找来的草拿给我，我先尝尝，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再拿个草样子发下去，就不会出问题了。”警卫员不肯让他冒险，他却说自己小时候在老家常挖野菜吃，多少有些经验。朱德从里头挑出四五种野菜，煮熟了之后自己先尝，警卫员怕得一夜不敢睡，直到清晨看到朱德安然醒来，才安心把这些草样传给后面的部队。

野菜的名称、形状、吃法，就这样一点点被记录下来。

野菜展览会

为了让更多战士安全辨认可食用野菜，红军总部专门成立了“野菜委员会”，由朱德担任主席，委员中既有懂药理的医生，也有熟悉草木习性的老农。当地藏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地上，清楚哪些野菜可以入口，哪些有毒野草碰都碰不得，于是朱德找来几位藏族老乡，仔细询问这一带有哪些野菜可供食用。起初，老乡们听不懂这位红军总司令想问什么，经过一番解释，才比比画画地介绍起各类野菜的形状和名称。问清详情后，朱德组织了一支由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等十余人组成的“野菜调查小组”，组员们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到野外采集，回来后先把野菜分类择洗干净，下锅煮熟，再分别盛进菜盘里摆好；那些看着品相不错、却谁也不敢贸然下口的野菜，就专门送去请医生做化验。

可朱德却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让大家把采来的野菜分门别类整理妥当，养在清水里保鲜，准备办一场特别的野菜展览。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野菜展览会”正式开幕了。60多种形态各异的野菜，整整齐齐摆放在红军大学的操场上。车前草、脚鸡苔、人参果、冬寒菜、黄花菜、野芹菜、野韭菜、野蒜、臭蒿子、牛耳大黄……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泾渭分明地分开放置。各部队都派来代表，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兴致勃勃地参观这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奇特展览。

朱德拿着标本一样样讲解。一位战士指着牛耳大黄，细细地端量一番后，瞪大眼睛说：“这不是中药材吗？”朱德正好在旁边，笑着接过话头：“是呀!药材也来参加革命了，应当管它叫‘革命菜’!”一句话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展览会结束时，队伍集合在操场上听朱德讲话。他说：“同志们!野菜也是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了!我们要纪念红五月。大家都上山挖野菜。”话音刚落，掌声响了起来。指战员们纷纷上山挖野菜，野菜加上油盐做菜，掺在饭里顶粮食吃，成为解决过草地吃饭问题的一个办法。

野菜委员会还将辨认经验进一步写了下来，编写了《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连队。与此同时，红军大学号召大家挖野菜，举办采野菜短训班和挖野菜比赛，使辨认野菜的经验继续向部队推广。贺龙率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也办过一期“野菜训练班”，他后来回忆自己吃过的野菜有30多种，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脚鸡苔、黄花菜、野芹菜等16种。

红二方面军走在长征路程的最后，吃的野菜最多。前面部队走过后，能吃的野菜已经很难找到，后卫部队只得找些不知名的野菜充饥。为了避免中毒，贺炳炎一到宿营地，就和政委廖汉生一起到处找野菜品尝，证明没有毒，才向全师推广。有些野菜又苦又涩，少数战士吃不下去，贺炳炎便把野菜送到他们嘴边，恳切地劝说：“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你们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每当听到这些话，战士们总是流着热泪把野菜吞下去。

战士们也在行军中攒下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经验。遇上许多叫不出本名的野菜，大伙就按其特征命名，有的野菜是谁先发现，或是谁采得最多，就干脆用这位战士的名字称呼，因此叫出了“小李菜”“大赵菜”这样接地气的名字。红军还以味道为标准给野菜排了座次，排进前10名的有灰灰菜、大黄叶子、野芹菜、野韭菜、籽籽菜、苦荬菜、刺儿草、花菜、锯齿菜、野蒜，就连大黄叶子、籽籽菜这类烤干后还能顶替烟丝的野菜，也稳稳名列其中。

有毒的“黄花草”

红四方面军三次往返草地，所走路线更深入草地腹地，耗时更长，跋涉距离也更远。等到第三次过草地时，处境愈发艰难凶险。不少区域先前已有部队经过，草地里能吃的野菜、草根愈发难寻：好入口的野菜几乎被先行部队采挖殆尽，后续部队只能另寻可充饥的东西。战士们有的啃茅草根、嚼芦苇根，就着盐巴水果腹；有的蹲在草丛里，一株株仔细辨认野草能不能入口。就在这样的处境里，一种开着小黄花的野菜—黄花草，成了战士们赖以活命的充饥食物。

黄花草本身有毒，即便经过反复烧煮，毒性有所减弱，人食用后依旧会出现胃胀、便排绿水、浑身无力、手脚浮肿等症状。可到了断粮绝食的地步，只要能保住性命，就已经知足了。如今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两株黄花草，正是这段苦难历史留下的实物见证。它们是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干事刘毅第三次过草地时，在葛曲河畔采集后悉心保存下来的。

1936年7月1日，刘毅随部队抵达葛曲河畔，那天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庆祝会结束后，刘毅和几名战友一同采黄花草充饥，还特意分出一些留下，收进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盒中。一个多月后，部队终于走出茫茫草地，这一小撮黄花草也被完整地带出了草地。西安事变后，刘毅前往陕西三原中学开展宣传工作。一次，他手捧着这盒黄花草，向师生们动情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令在场师生无不深受触动。后来，他特意选出两株黄花草，夹在日记本中悉心珍藏，还给它取名“长征草”。1975年10月，为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刘毅将保存了整整40年的“长征草”，捐献给原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刘毅过草地时采摘的黄花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当今天的观众动手翻阅每一株野菜的信息，车前草、野芹菜、人参果、脚鸡苔这些名字便重新出现在眼前，轻轻合上，它们又隐入墙面。虽无法感同身受当年的红军战士仔细辨认叶片、根茎和花色，寻找在绝境中生存下去的苦楚，但必定对伟大长征多了几分了解，对长征精神更是有了具体入微的深刻认识。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