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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作者:薛秀娟   来源:光明日报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无可比拟的道义感,特别是一些早期政论性文章,突显在“应该与是”的二元对立逻辑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对于道德批判路径及其转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轨迹,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汲取近代启蒙思想的价值理念,崭露道德批判的思想萌芽。马克思最初思想明显受到他父亲和几位中学老师的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是其思想的起点。在启蒙思想的熏陶下,青年马克思推崇理性、自由、平等、尊严、博爱、幸福、理想等价值理念,并以此来反对封建势力和宗教力量对人的摧残和压抑,这在他中学时期的作文和博士论文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初步显露了马克思对不道德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思想萌芽。例如在拉丁语作文中,青年马克思通过分析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这一问题,阐发了幸福时代的判断标准,强调了政府对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和社会道德风尚文明的重要性。借古喻今,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此外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揭示伊壁鸠鲁原子学说独特而积极的意义,彰显了青年马克思追求自由的观点,流露出了他反对宗教对哲学和个人的压制,要求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鲜明态度。

  转向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以“应然”批判“实然”。柏林大学时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同康德、费希特哲学决裂之后,马克思转向了蕴含丰富而深刻辩证法思想的黑格尔哲学。他参加了“博士俱乐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这些思想与主张,都对马克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应用这些理论,进行了以“应然”批判“实然”的一次尝试。同样遵循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国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理性存在,然而林木盗窃法却亵渎国家理性,为维护林木所有者的私利,把国家贬为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和林木盗窃法的过程中,同现实世界的大量接触,使马克思意识到,与黑格尔哲学中所说的大不一样,人不是那样的形而上,国家也不是那样的理性。在世俗和私利的驱使下,现实的国家及其法律都沦为了有产者的工具。残酷的现实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效仿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莱茵报》时期的实践经验打破了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神话,致使马克思告别黑格尔哲学,开始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逐步从理性观念的云端下降到现实的土地上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效仿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集中体现。在这部书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劳动。然而在资本的掌控之下,工人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致使其失去了自身、自由以及自己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消除异化劳动,使人达到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显然,此阶段的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本质,并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尽管此时已经确立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目标,但由于没有能够进一步揭示现实世界何以至此的深刻原因,所以,马克思试图通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使德国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异化,从而起来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只能是马克思饱含革命激情的浪漫的主观愿景而已。

  创立唯物史观,从道德批判转向社会历史批判。不论是启蒙思想的价值理念,还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抑或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都是从社会现实之外寻求自由、平等、幸福等抽象的理论支点来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道德。不可否认,道义的批判可以揭露社会的丑陋与罪恶,可以促使人们觉醒。但是,如果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一般道义谴责,而没有进一步透过社会现象揭示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没有找到克服这种现象的现实道路,那么这种道义谴责就是软弱无力的。显然,要达到对资本主义彻底而深刻的批判,不能只诉诸道德批判,而必须走向现实,研究那些被以往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所忽视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随着对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以及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的重要启示,马克思逐步摆脱费尔巴哈及其人本主义,开始真正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产活动,从而日渐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就标志着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动力机制,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发现了资本主义异化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并找到了摧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改变不公正社会现状的实践力量和现实路径,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从道德批判向社会历史批判的转变。相对于先前的道德批判而言,此时的社会历史批判不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德范畴基础之上,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不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出发;不是仅仅作道义的谴责,而是深入地作经济学、历史学的科学分析。(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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