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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金融领域的窃密更严重,经济安全亟需立法保障

作者:江涌   来源:红色文化网  

江涌:金融领域的窃密更严重,经济安全亟需立法保障

2009年07月15日 凤凰网

凤凰网财经讯 力拓事件只是全球经济谍战冰山一角。在中国内部从证券市场到银行业,一直到经济政策的制定,高层机密时常外泄,国家和公众利益屡受伤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凤凰网财经独家连线时表示,相比于工业领域的力拓窃密案,金融领域的窃密更严重,所造成的损失也更大。会远远超过铁矿石谈判不利的损失。

他称,国外的一些机构总是会提前得到中国很多的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有些关键经济数据甚至一个小数点都不差。这不可能是研究出来的。(马德俊)


力拓间谍门,经济安全亟需立法保障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南方周末记者文刀发自北京

中国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目前为止,既没有权威机构,也没有相关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而美国早已设立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负责美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该如何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就此问题,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

南方周末:您可否简单界定并解释一下经济安全的概念和领域?

江涌:经济安全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

从宏观层面说,外国想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家战略、决策甚至立法等,这个层次上被运用的主要手段为腐蚀、游说、公关、舆论、外部政治压力手段等。许多外国商会在北京所做的事情便是如此,他们会定期发布报告,并与我国各政府部门努力营建关系,以建立侧面影响。

中观的层次是针对我国的行业产业发展施加不利影响,比如水务、石油、矿产、金融、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通过公关等手段,使我们在这些领域的自主权、领先能力、行业自主发展水平等受到影响;或是采取经济手段,凭借其竞争力的优势,达到对我国某产业的主导和控制,用公关等手段游说影响我国产业政策,或者通过宏观渠道令我国放开某些本应受保护的产业等。

微观层次是针对企业和个人,包括针对我国个别优秀的企业和垄断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通常会采取各种手段,包括间谍,比如对华为。

南方周末:中国经济安全现状如何?

江涌:现在形势异常严峻。

主要问题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国家没有意识到,社会没有意识到,百姓没有意识到,处理事务的监督和管理以及执法部门也没有较好地意识到。

以后肯定也会是越来越严峻,如果不及时行动,利益损失也会越来越大。目前最严峻的领域是金融业,泄密以及损失最惨重。其次是资源行业,大型并购很多,而十次并购里面九次会出现泄密事故。高科技、矿产等领域也非常严峻。目前很多行业都亮起了红灯。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江涌:从机制上说,这种大型的并购以及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决策事件,都牵扯众多部门,比如反洗钱,牵扯的部门达几十个。因此,仅靠一个部委的力量是很难解决的。目前急需建立一个机制,最好是领导机制,即便不是领导机构,至少也要有一个协调机构,凭借此来跨越部门的屏障。

其次,从法律上看,经济安全领域缺乏一部单独而清晰的法律。目前我国仅有国家安全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出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的是传统安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对经济安全方面规定较少,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急需一部法律来规范这个盲区。否则,比如力拓案,就仅能“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样的条文来套罪行,这样,往往容易被其他势力抓住机会政治化炒作,比如这次澳大利亚的反应,便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够专业。

最后,从执法上看,国家安全机关也需要更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且也需要被授予更大的权限。美国的FBI的权限就非常大,美国公司只要察觉到一点被窃取商业机密的线索,就可以立刻举报,比如2004年富士通针对华为的举报便是如此,而在我国,企业根本没有培养其“戒防”意识。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国家的重视和行动。

■资料链接:力拓案回放

7月5日,力拓上海代表处4名员工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有关部门拘捕。其中包括力拓中国区首席代表胡士泰,以及力拓中国负责北方区铁矿石销售的销售人员。其中胡士泰持澳大利亚护照,他同时也是力拓中国区铁矿业务总经理。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胡士泰等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案发之后,引起澳大利亚政府关注。但中国外交部强调,力拓案是一起司法个案。不会影响中澳经济合作关系。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力拓案曝机制漏洞 专家吁捉外贼家贼筑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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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北京今天消息  据央视《新闻1+1》报道:刺探铁矿石谈判情报,收集国内各大钢铁企业商业资料,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演“间谍门”(本报曾作报道),首席代表等4名骨干员工被刑拘。博弈于商战之中,得胜于情报之上,防不胜防的隐性间谍无处不在,该怎样打击涉外商业间谍行为在我国蔓
延?谍影重重的商业大战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防火墙又该如何构筑?

价格谈判,中方连续六年败北

前不久,力拓公司上海办公室的电脑里,竟然有很多关于中国钢铁企业的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产量、销量、库存量,甚至生产计划、采购计划等等。有人说力拓上海所了解到的这些钢铁企业的信息,甚至比中国钢铁协会了解到的还要周详。为什么钢铁企业视之为生命线的这些情报竟会被这些外国的跨国企业轻而易举的就得到?

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和中国外交部同时证实,力拓上海办事处4名员工,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于7月5日晚被安全机关依法拘留。

紧接着媒体报道,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总经理助理、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涉嫌商业犯罪被拘留。

此外,据媒体报道,负责铁矿石谈判的组织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有多位人士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审查,那么这些行内人士究竟泄露了什么?连日来记者们的调查,正在逐渐还原出背后的利益链条。据了解,涉案人士多是将有关所在钢铁企业或业内重要的机密数据泄露给了力拓等铁矿石谈判对手。这些机密数据包括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生铁的单位消耗、生产安排、炼钢配比、采购计划等财务数据,而这些数据的泄露,也由此让对方掌握了国内铁矿石谈判团队的底线。一名参与中方谈判组的钢企负责人坦诚,感觉每一次谈判,对方准备得都很周密,先机总是掌握在他们手里。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消费国,进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五成,但在价格谈判中,中方却毫无定价权,连续6年败北。有数据显示,6年来,国际铁矿石价格暴涨,累计涨幅高达400%,中国钢企因此多支付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钢企利润总和的两倍多。

目前,此事尚在调查之中,然而隐约呈现出的里应外合,已实实在在的给我国的经济安全敲响了警钟。

利益恩怨,导致贸易秩序混乱

力拓案曝光后,钢铁业业内人士大部分用“地震”、“平地惊雷”来形容,但很多人冷静后分析,这可能是我国钢铁行业长期发展以来,一个顽疾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我国钢铁行业无论从进口机制,还是从国内市场贸易来说,都存在着非常混乱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就滋生了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包括这次力拓的间谍案的爆发。在力拓案爆发前,不少业内人士也多次提到内奸的现象,因为据他们发现,国外钢铁企业对中国的各种生产情况掌握得非常详细。

有媒体分析说,力拓间谍案所展现出来的中国铁矿石的这种贸易秩序,要比想象中的还要混乱。首先中国钢铁行业的铁矿石贸易市场主要存在两个不正常的问题,一个是存在不公平竞争。很多业内人士反映,国外的矿山的确存在这种收买拉拢国内钢铁企业矿石采购人员、原料负责人,包括负责海运的人等等现象,这样可以分化我国钢铁企业的联盟,从而削弱中国铁矿石谈判能力。第二,的确也存在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方式,然后获取钢铁企业的一些商业机密,从而在谈判中增加筹码,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因为钢铁行业与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密切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以大家很担忧。

有媒体称,钢铁行业存在一个利益的恩怨,它是各种利益盘根错节的一个节点。国家的钢铁行业是一个各种利益混杂、利益不同点混合在一起的一个行业,包括官方的行业协会,包括钢厂,钢厂又分为大小钢厂、民营钢厂等等,还包括铁矿石贸易商,铁矿石贸易商也分为三六九等等等,也包括有资质的,没有资质的等等,他们之间的利益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面对同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铁矿石谈判时,会表现出不同的一个举动,这些已成为我国钢铁行业一个根深蒂固的潜规则。

法律滞后,外方指责找到借口

长期以来,在很多的经济领域里,安全和保密的概念已经淡化了很多,在一个很小的利益面前就可以出卖一个很大的机密,甚至自己都不认为说是出卖了机密,对此,新闻观察员白岩松认为,这些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保密课在各个企业是极度欠缺的。白岩松分析说,中国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价格谈判时不能像国外一些企业一样做到团结一致。同时,他还认为出现了这种内奸和家贼的行业不仅仅是钢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的主任江涌认为,现在我们的机制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漏洞。首先,我们缺乏一个专门的法律,法治社会里面首先要有法可依,但是我们现在的《保密法》、《国家安全法》都是针对传统安全的。这些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过后,这些法律已不太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比如说这一次力拓间谍案爆发后,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外方相关方面指责我们说,适用法律有问题。

江涌还认为,我们相关的机构也是缺乏的,因为商业机密都是跨部门的,涉及到商业性机密都是跨部门的,我们现在缺乏一个领导机构,也没有一个相应的协调机构,所以我们看到事情发生以后,各部门的各说各话,没有一个统一协调,适应就不一样、不一致。

江涌说,我们现在很多包括从中央一些部门到地方政府,都纷纷雇请外资一些金融机构,请来做它的顾问,我们一些大机构、大企业,请外资评级机构还有审计机构来帮我们评级,来进行审计,相关这些信息就拱手让给了别人。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讲,像2007年印花税事件,外资机构就未卜先知了。还有一些外资机构,它发表一些报告,经常对我们发表一些预测报告,这些报告,它用的材料和数据和我们事后相关部门发表的报告,材料和数据惊人的相似,有时候小数点以后几位都是一致的,这个说明相关里面肯定有相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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