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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亚平:如何拯救中国经济失衡与内需不振之困

[!--writer--]  2013-05-02 08:00:00  [!--befrom--]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如大潮拍岸,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

  本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并不是很高,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就不是很大。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逐渐过渡为以美欧为中心替外需服务的经济体,中国成为替世界提供廉价加工品的“世界加工厂”。而当中国成为严重依赖“外需”的依赖型经济体时,世界打冷颤,中国怎么能不跟着感冒呢!

  概括的表述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是内贸与外贸的失衡,← 贸易失衡的原因是中国内需的不振, ←  而内需不振的原因是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 ←  而形成巨大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分配体制的失衡, ← 而分配体制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失衡和权力的失衡。

  中国经济:失衡而不可持续性

  中国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家呢?

  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已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GDP的占比中,居民消费不到35%,投资和产出却占了65%。是典型的投资扩张型而内需严重不足的经济模式。

  如果是一个平衡的经济体,应该是投资产出占50%,消费占50%,正好生产和消费平衡而不剩余。然而中国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和权势集团、垄断国企占有的资源、财力越来越大,而民众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弱,导致我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失衡,内需不足,消费率过低,使得我国的投资和产出严重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国内居民连一半都消费不了,不得不过多地依赖外需拉动,逐渐形成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特征(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7%,美国和日本都未超过20%)。

  中国居民的低消费率(35%)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印度居民消费率高于55%)。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三大需求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投资和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慢,居民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直至出现“我国投资占GDP比例全球最高,而我国居民消费比重世界最低”的奇观。

  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唯一的出路是扩大出口。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2007年高达67%,其中出口占37%(这两项指标,美国为29%和12%,日本为27%和15%)。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竟然是全球化美国的2.3倍,出口导向型日本的2.5倍!消费比重世界最低,必然导致出口比重世界最高、对外依存度世界最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不正常必然隐藏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而且一遇风浪必受重创。

  先不说这种“以血汗换低价、以过度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换美元绿纸”式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的劣根性;也不说这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花钱”的经济模式对中国老百姓是一种亏欠和残忍;就算是我们愿意血拚到底,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和各国经济下滑、消费能力大幅减弱,外需的拉动已不可能重现过去的强劲。今年我国出口对GDP的贡献不仅没有,而且还倒欠4%,就是显着的证明。而且,即便再过一两年经济有所复苏,美欧等国再要恢复到07年那样过度透支和消费的年代,也不可能了。因为以超级泡沫和过度的金融杠杆化支撑的天量货币正在消融,美国高达几十万亿美元的债务和私人被迫提高储蓄等,使以往的过度挥霍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要指望再现前两年西方消费拉动外贸的甚况,恐很难如愿。

  连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也承认,在我国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中,投资贡献占了7.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远低于投资(只4个百分点),而出口贡献则是--3.6。

  这些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还是依赖投资拉动。外需萎缩、内需不足,仍然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弊。

  不能再次错失转型的良机

  当金融风暴横扫全球,去年10月以后的连续几个月,中国经济大幅跳水,出口及工业生产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下滑,几百万中小企业倒闭,两千万农民工失业,几百万大学生就业艰难,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

  对此状况,中国该什么办?我国政府为此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和十几大行业振兴计划,对快速下滑的经济起到了一定提振信心和刹车反转的作用。这4万亿如果用得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把资金真正用到促进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上,用到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上,用到提升我国的居民消费能力上,用到培养我国企业内生性活力增长上,我国经济就能化危机为转机,实现危机中的转型和跨越,带动我国经济更上一层楼。

  然而可惜的是,就目前看,4万亿投资大多流到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上,享受到资金的企业多为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而这些大型企业又不能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更不能创造高效率,而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却由于缺乏支持发展严重不够。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创造得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垄断部门,反而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挤压,失业的人数进一步增加,低收入家庭在本轮的经济刺激中,收入比例进一步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历史发展的机遇期不可再错失,目前的“保增长”措施仍多以短期见效迅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与之相比,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拉动消费需求的措施却仍然不足。如果下一步“调结构、促内需”仍未能落到实处,中国经济就可能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

  贫富差距巨大使内需无法拉动

  根据科学测算,需求的拉动,主要是依靠广大普通收入家庭,因为,他们是最具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迫切性的人群,他们有许多东西短缺,只要增加收入,最可能转化为购买行为,而给富豪们增加100万只是在原先的成千上亿资金上加了个数字,并不会增加新的购买,因为他们不缺什么,即使购买也只会购买外国的奢侈品,不会拉动中国的内需消费。

  前面提到,中国正因为长期无法拉动内需,致使中国不得不依赖外需来带动经济。而中国的内需之所以无法拉动,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大多数老百姓手中无钱,虽然很想消费却无法形成有效消费。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至2007年,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储蓄存款的64.4%,个别年份达到76%。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联合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的91%。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占有,那么消费率低得离谱也就成为必然。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的趋势愈显,社会天平进一步倾斜,致使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已经列为世界之最,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这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如何缩小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根基。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安康。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需要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才能有效刺激消费,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因此,我国亟待采取一切手段缩小贫富差距,这已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而唯有进行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出口,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我国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提振内需。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的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可以避免通过暴力革命来达到社会平衡这种“带血调节”的巨大成本。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额。(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这些税种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已开征,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如此。(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对税收的不同档次。对高收入者应征收35%甚至更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低收入者则降低征税率,以此平衡过大的贫富差距。(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改变政府激励,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同时,财税优惠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涉农税收还有进一步减免的空间;涉及居民的财产性交易和收入要进一步降低税率;涉及消费领域的各种税收要想方设法调降。

  二、将垄断行业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水平

  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由5-10倍限制到13倍。同时,打破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让国内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充分竞争,同时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让政府之手从这些施加影响的领域逐步退出,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谁都知道,一旦这些行业展开充分竞争,不仅服务质量会上去,服务价格也会下来。当这些行业不再享受垄断暴利,自然就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给高管和员工发放高额工资和福利。如此,广大百姓不仅能享受到这些行业的更好服务,而且还能享受到更优惠的价格,省下钱进行其它消费,同时还能促进这些行业提高效率,增加竞争力,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

  同时,应完善国有公司治理和规范高管薪酬。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应加以限制,高管薪酬与职工收入增长一般不应超过职工工资5倍(尤其是垄断行业,获取高额利润与领导水平几乎无关),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应改变职工代表大会形同虚设的现况,以增加决策中职工代表大会的表决分量,以职工的意见制衡高管的独断和谋,应健全工会组织,工会主席应由工人选举,工会才能真正起到维护工人利益的作用。还应迅速落实公布官员及子女财产的制度,人民的公务员不能接受人民监督,这在哪个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

  三、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并下是没有钱,政府存款达1.7万亿就是证明。但过去政府把钱花在投资上多,民生上少。其实,政府与其花几万亿搞基建,不如扎扎实实把钱直接投到民生上来得效果更好。由于前期民生欠帐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到2010-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吃完后,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几亿人的养老怎么办?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只有当消费者不再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花费的时候,消费者才会放心地增加消费,内需才能拉动起来,私人投资才能重新恢复,经济向内转型才有真的希望。

  应拨出更多的资源改善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子女教育,因为缺乏教育是致贫的基础。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甚至可以考虑专门为“新农保”立法,以法律(而不仅仅是行政规章)的刚性保证政府财政的投入不缩水且逐步增加,同时通过法律规制防范资金流失或滥用,以保证“新农保”资金流动的充足、高效,保障农民的利益。在财政管理上,要细化社会保障预算安排,建立“新农保”财政投入的预算制度,并在专项补贴资金分配和管理中保证转移支付的及时性和财政监督的有效性。

  四、努力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

  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纽约市长可以乘地铁上下班,而我们连基层处级甚至科级干部都有专车。政府官员手中钱多、资源多养出来的霸气横气,使其更加难以体谅民生的艰难和疾苦。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重新大力倡导节俭意识,遏制奢侈之风,完善财政纪律和公费使用的规章,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运用法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裁掉1/3公务员,并直接选举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官员哎。同时,强化人大、舆论和公众对公共财政的参与及监督,制定更加严格和细致的法律和规定约束政府总开支。

  最好在宪法里有专门条款,规定政府开支总量占国民所得的合理比例。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用来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和建立社会保障。

  五、完善国家规划及干部考核指标

  我国官员对GDP的情有独钟是世界少有的,国外的统计一般都用地方人均收入和公布行业薪水,而我们则很少关注这些概念。

  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减少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公平合理分配收入、共同富裕的理念。

  对各级干部业绩考核,要从片面追求速度、追求GDP和引进外资指标,转向综合评估经济速度与质量效益,转向考核改善民生的指标,例如:保证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的指标、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指标、环境改善的指标、社会稳定安康指标、人民满意度指标等。只有这样,“以人为本”才能真正落实,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应加大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加大干部任免中群众意见的份量。

  只有如此,才能促使官员推动中国经济从“积累型”向“分享型”转型、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应从制度和指标制定上防止官员采取只顾短期利益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将经济权力交到民众手中。只有将“政府激励机制”由GDP导向转向民生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到监督和服务上,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如果能更进一步,改革干部任免机制,在任免选择上更大的加入民众意见的份量,“官员”真正成为“公务员”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人民才能向“主人”靠拢。

  六、有效约束官员权力,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由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构架决定了民众对政府几乎没有制约能力,而且近十年来政府越来越强势,政府官员把持和支配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在权力集中化和经济市场化并行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来与民争利的现象时常发生。

  官府凭借特权攫取市场收益违反了社会分工的自然规则,后果是加剧贫富差别并引起社会动乱。

  例如,政府本是纳税人供养的,应该替纳税人服务,但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成为卖地商,官商勾结本是政治的大忌,现在干脆官商一体。由于政府自己成了利益中人,所以明知道中国房价已高得年轻夫妇苦干30年都买不起房,却为能得到更多的卖地款而采取各种措施力挺房地产商维持高房价,让亿万家庭为买房节衣缩食挤压其他所有消费;政府获得千万上亿的卖地款,其实是从广大购房者身上剥夺的。各地政府在城市房地产项目拆迁中,与老百姓发生的利益争夺更数不胜数。在农村土地征用中,不少地方的农民利益也处于严重的被剥夺中。一亩土地政府补偿给农民不到2万元,转手卖给开发商却获取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农民失去自己及后代的生活来源,却得不到合理补偿,不能分享他们本来应该享受的土地增值或极差地租,陷入赤贫和动荡中,到处求告无门。而千万上亿的的卖地款在没有审计和预算监督下成为政府的小金库。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双赢”,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的是社会的长治久安。

  政府与民争利还表现在对中小企业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征税上、表现在对许多中小企业的准入限制上、表现在一些基层官员对中小企业的寻租和刁难上。这些都对中小企业的盈利空间和创造就业机会、给员工发放多些工资等都造成困难和阻碍。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业准入、中小企业支持等领域,政府应向民间让利而不是与民争利(毕竟政府的建立是以服务人民为目的),政府退出卖地市场以降低房价,解除高房价对民众其他消费的挤压;至少应降低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减轻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税费,这是拉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政府不与民争利,“让利于民”,从近期看,大财政是减少了收入;但从长远看,百姓有了更多的收入,自然会进入流通环节。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对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是必然的,企业和消费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主体活了,国家经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广大百姓消费能力的提升,会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器。

  七、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目前4万亿投资仍无法拉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受到很多限制和歧视。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然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和具有科技创新活力的是中小企业。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例如在银行贷款、上市融资上,让中小企业进入绿色通道,使资金能够流入到更有效率的地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几千家上市公司中,中小企业资金只占不到10%,上一个大国企,就占去了为千百个中小企业融资的份额。

  同时,放开准入限制,让中小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尤其应首先向国内中小企业倾斜。

  总之,要改变外资发展与内资发展的失衡、国资发展与民资发展的失衡的状况,充分激活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实质性改善我国经济体的效率。通过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支持广大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焕发出更大活力,就业和收入才能进一步改善,社会才能更加安定祥和。

  八、极大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因为90%的人无钱消费。中国空有大市场却没有多少人有消费能力。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工资过低使大部分利润留在了外资企业和公司老板手里,使工农大众无法分享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动荡。因此,大幅度地提高广大人群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的标准。

  我们与其把大量的钱送还给美国人花,不如花在苦干30年的中国老百姓身上。

  还有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国家大幅降低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的税收,降低税收的条件就是企业要给员工大幅提高工资。

  同时,在资本市场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睹住最大的通过资本市场掠夺民众的管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现在是首日上市只有10-20%流通),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高价高市盈率发行股票的问题就能解决,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机构投资者剥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除新股高市盈率发行和特权机构吞食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堵住利用资本市场加大贫富差距的管道!

  另外,中国股市一直被夸耀为给上市公司做出巨大贡献的资本市场。不错,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发行新股的数量都大大降低。然而中国仅今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4000多亿元,仅12月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然而,资本市场的另一大功能,是要给投资者带来利益,这方面A股市场近20年来是愧对投资者的,几年不分红的铁公鸡到处都是,整个市场每年的分红还赶不上银行利息,逼得投资者只能靠短炒博傻,而无法进行长期投资。而且股市在急风暴雨般的新股发行中不断下行,保护中小投资始终难以落实。建议证监会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制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改革新股发行制度,让股市恢复公平。这样既可以真正形成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的环境,又可以平衡上市公司重圈钱轻回报、而投资者难以从资本市场得到财产性性收入的不合理局面。

  九、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确实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减少社会矛盾,也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改革价格体系,将补贴全球的资源和财富用来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同时还可以避免贸易磨擦和反倾销的打击。

  理顺过去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资源价格, 将补贴全球的资源和财富收回,用来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同时还可以避免贸易磨擦和反倾销对中国的打击。

  十、政治体制改革应有实质性进展

  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目前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演化过程后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因此,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分配结构调整、减少贫富差别、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所有改革措施,由于都牵涉到利益的再分配,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启动,没有强大力量逼迫政府转变职能,约束官员权力,几乎可以肯定,以上措施都是无法最终实施的。即便政府有决心改革,也会遇到现有利益集团的重重阻拦。因此,若不能通过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改进舆论监督机制、维护互联网以及群众举报和评议的言论自由等措施,来有效增加民众手中的权力(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罢免权等),所有关减少贫富差距、拉动国内消费的举措,最终都将无法落实。

  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内需消费不振将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将面临再一次跳水,中国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便只能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高投资产生的过剩产能,以更为痛苦的方式来恢复平衡。若此,整个国家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社会也将面临动荡不安和灾难!

  尤其在目前欧美澳各国加强贸易保护和对中国产品加重关税制裁后,我国依赖外部市场的地位受到更大压制,今后中国要发展更需要依赖于激活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尽最大力量减少贫富差距,不仅是为了激活国内消费,还是为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其实,中国的许多事情,背后的原因,大家都清楚。但体制架构如此,改革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除了尽量晓以大义,劝服他们看到走向极端的不利后果,逐渐凝聚改革的动力,好像也别无更有可行性、更低成本的改善路径。

  因此,在此更进一言:

  2010年,将是艰难而又急需“真改革”的一年。

  而决定这一切的关键是,当权者和各大机构首脑,是否能摆脱只顾眼前短期利益的思维,看清竭泽而渔的后果:

  如果再不向民企开放准入,再不将利益向民众有所让渡,再不将权力返还一些给人民,而任由权势者的贪婪不尽发展,那么奥尔森教授所说的革命和激进方式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像通化钢铁那样通过流血手段来维护生存底线的方式便会一再上演,而这无论对既得利益者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并非有了钱财就有了一切,人毕竟还有精神的一面,在权钱物欲之外,是否还该想想 “灵魂该如何安放”?

  毕竟, 是否幸福最终还决定于心理状态。

  让利于民、和谐共生 才是人类的最终出路!权势者自身也才能走得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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